——读《学科·知识·权力》

朱相潭

中文摘要：在《学科·知识·权力》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等人通过对“学科规训”的历史起源和现代状况的分析，指出：现代的高等院校组织把各种学科专业熔为一炉,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书写、考试和评分，从而使得各学科具有“规训世界”的力量。但是，本文认为，并非所有使用书写、考试和评分等教育技术的学科都能获得“规训世界”的力量。因为，一个学科能否获得“规训世界”的地位和作用，除了它所使用的现代教育技术本身就具有权力（政治）作用的原因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学校外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制度，成为现代学科知识生存与发展的“拣选——淘汰”机制。由于作者缺乏这一视角，所以他们对于大学里的人文教育可有可无的状况以及现代大学成为各种利益和力量纷纷渗透的“躯壳”现象难以给予合理解释。

关键词：学科规训 市场规训 人文教育

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等人在《学科·知识·权力》一书中，通过对于现代学科知识在“分门划界”的建制过程中男权主义现象和各种形式的“排他性”现象的分析，通过对于18世纪以来不断盛行的学校教育技术（考试、评分、书写）对于学科知识演进、教师与学生心智活动和社会组织建制的影响的分析，指出，学科（科学）知识，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学科知识，始终是知识和权力的混合物；学科具有“规训世界”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们否定了韦伯关于学术应该保持价值中立的观点以及他关于“作为一种志业的人格”的道德立场。使得“世界已被除魅”之后西方世界的道德标准在理性中心主义思维向度上继续裂变。本文认为，华勒斯坦等人对于“学科规训”现象所作的描述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客观的，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说明“学科规训”力量如何“机缘巧合地”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管治工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的分析明显存在的缺陷是：并非所有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考试、评分和书写）的学科都能获得“规训世界”的权力和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归纳的不周延现象，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个学科能否获得“规训世界”的地位和作用，除了它所使用的现代教育技术本身就具有权力（政治）作用的原因之外，一个更为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学校外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制度，成为现代学科知识生存与发展的“拣选——淘汰”机制。这个市场机制以“经济——利益”为标准和力量，左右着现代学科的生存与发展。从这一视角出发，他们所主张的大学里的人文教育可有可无的观点，以及他们描述的现代大学成为各种利益和力量纷纷渗透的“躯壳”现象就变得可以理解和解释了。

沙姆韦和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首先从discipline一词在字源就具有“学科”和“规训方式”双重含义出发，通过追溯学科发展的历史，指出，学科发展是一个在研究对象领域不断进行“分门划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学科分别建立自己的学术组织。学科建制过程，事实上就是依据“排他性”方式建立各种学术社群、掌控各种资源和权力、分割学科利益和左右学科发展方向的历史过程。例如，女性在学术中弱势的地位，就是在“学术准入”权力上始终被“男权主义”掌控的历史上结果。而那种所谓的“跨科际规训”（跨学科研究），在打破僵化的学科界限方面虽然可以起到弥补作用，但这种方式仍然不能解决学术组织建制中的权力结构。

霍斯金在“教育与学术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后出现的“考试、评分和书写”三种新的教育技术从细微处开始产生了对于教师和学生的“学科规训”作用。考试、评分和书写，作为自18世纪以来在学校各学科专业教学中经常使用的教育技术，在教师和学生双方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监视和评判制度，这种监视和评判制度的日常性长期存在，在教学双方主体身上培育出一种对自己的身体、思想不断地、主动地进行自我检视和计量评价意识。而这种在教育场所所使用的技术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监视、评判主体意识，后来竟然通行于社会其它机构和场所，以至于构成了现代社会权力的基础。霍斯金和麦克夫在“会计学：一门学科的规训”一文中以分析会计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实证性地进一步具体阐明了以上观点。此文表明，现代企业制度，追本溯源，是会计学“学科规训世界”的结果。

正是在“学科规训世界”的意义上，鲍尔的文章以“管理学：一种道德的技术”为题，具体分析了学校组织在引入现代管理学技术之后所产生的“学科规训”结果。他指出，在现代管理学普遍被奉为组织管理的金科玉律之后，管理学借助于专业人员培训、和在管理过程中不断的监视和评判手段，在学校建立了一支专门的学校管理官僚队伍和学校管理技术。这支队伍的存在及其所运用的管理技术把学校规训为一个科层制官僚组织。管理队伍专门化使得教师与管理隔离，现代管理技术则使得学校组织与有企业组织管理目标混同，“……办学有如办工业，受制于生产及市场竞争的逻辑”。[①]

鲍尔的分析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思：现代学校管理的现实，是现代管理学在现代学校组织中行使“学科规训”作用的结果。即使我们感觉到现代学校管理偏离了它自己应有的特点和目标，其谬误不在管理人员本身。因为，管理人员之所以如此不当的队伍庞大或权力过多，并非事出己愿，而是在管理学“学科规训”制度下，管理者不断地屈从管理机制、管理程序和技术的结果。管理者自身也是“学科规训”的对象和客体。至于管理学为什么被奉为金科玉律，鲍尔认为：“管理学多半植根于某种版本的系统理论和人文心理学。……管理学论述认为现实生活中有关组织的问题已尽在其中，因此排斥其它同样关于组织的论说。作为一种享有科学地位的论述，作为一种‘真理的统制罗网’（regime of truth），管理学赋予管理层以权力，容许管理层主宰被管理的员工，并将他们物化”。[②]即作为一种“真理的统制罗网”，管理学原本是源于道德的一种管理技术。

在“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一文中，作者亨特从“学科规训”和政府管治技术两个方面，批判了人文学科关于“完人人格”的教育理想，并进一步探讨了韦伯的“志业人格”理论观点。

亨特从回顾自由民教育的历史入手，反驳了现代人文学科以及一些人文教育思想家所谓的大学人文学科在关于人的完美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和超功利性。他认为，历史上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统一的完美人格，自由民教育的历史表明，所谓的自由教育和人格塑造都是具有功利性和职业目的的。“事实上，人格之理想和组成，常常取决于特定和有限的身体技术和道德技术。由于历史变化的因素很大，所以，根本不会有本质的和完美的形式。再者，其实还有很多制度和环境，例如种姓训练、宗教管治、美学文化、军事规训、宫廷礼仪、专业训练等也在负责这些配置。这都说明了人性化的培育工作，只是碰巧地曾将责任交托给一些学术科目的人文学科而已”。最后，亨特认为，大学的人文学科不是教育下一代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必须接受政治管治，即必须拥护政府出于经济目的做出的大学改革策略和措施。

针对韦伯“志业人格”理论中关于政治是煽动家和江湖术士所在的非理性领地的观点，亨特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晚近的研究已经表明，一系列政治技术、论述、计算技巧和社会监控模式在历史上出现和配置起来，日渐将政治权力的行使转变为韦伯所说的“理性活动”。现代政治成为福柯所说的“管治工程”。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活动。“它是当权力的运用和运用者，都受制于冒现中的政府管治技术和各种以方法（为核心）的“学科规训”时，被相应界划出来的”。人文学科之所以在大学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政府要建立一个教育全体人民的学校制度。“19世纪初出现了一项计划，把国力和‘普罗阶级’的智力和道德教育水平挂钩”。事实上，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渗透性很强的躯壳：“简言之，尽管大学经常谈起不计实利的研究和完人教育，其实一般而言，大学，包括人文学科，并没有拒‘社会要求’于千里之外。相反地，它们其实相当来着不拒。而且，大学远远不是一个道德和理论的领航室，要做所有社会生活的舵手。大学其实是让各类不同的计划、功能、知识、规范和目的栖息的躯壳，而这些东西一定要通过‘管治工程’（的协调）才会被奉为圭臬及生产种种相互的关系”。[③]

通过以上对华勒斯坦等人的理论观点的概述，我们总结出他们在韦伯之后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从探讨“学科规训”作用入手，他们发现，现代学科在建制方式（分门划界）和建制历史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出于各种原因得排他性行为（权力）。同时，在学科知识和方法演进的过程中经常采用的考试、评分、书写、检视等技术，本身既体现为知识，也体现为权力。

不仅如此，这种技术还内化为现代人工作和生活中的一种自我检视和评判意识。也正是在这种“学科规训”作用下，在管理学和政治领域，监视和评判技术的广泛使用和管理层对技术的习惯性尊崇，使得管理和政治也日渐理性化。因为现代政治就是“学科规训”技术“机缘巧合的凑在一起”的结果。

当他们把“学科规训”做出如此解读时，他们就否定了韦伯关于科学作为一种“志业”的价值中立道德观，否定了韦伯把政治看作非理性领域的观点。相反，在他们 “学科规训”视角之中，知识不仅仅如后现代思潮所认为的是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威共同运作的结果，而是知识演进中的那种分门别类的学科建制方式以及考试、评分，书写等现代学校教育技术本身就体现为权力。这种等同于权力的技术使得各学科、职业、机构组织中的现代人为之臣服；同时，在管理和政治领域，这种管治的权力又以“基于道德的技术”面目出现并大行其道，管理层和被管理对象同时沦为“技术理性”的工具。所谓道德和人格，就是道德主体在丧失了主体意识的情况下，不断为“学科规训”力量所役使的结果。在此，人文主义者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和人格教育的超功利性质也被解读为不切实际。

虽然，亨特针对大学人文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和人文教育理想的功利性的攻击是过激的，但是，他所描述的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为各种权力和利益所纷纷渗透的“躯壳”，是真实的。

如果说华勒斯坦等人更多地从学科、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理性化的角度解读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困境和人文教育的危机，那么，这些作者中的霍斯金则在其“教育和‘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中，对于亚当·斯密系谱的经济学“学科规训”的简略论述，为我们开启了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检视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困境和人文教育危机的又一个窗口。

霍斯金强调性指出，18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完成了他的《道德情操论》之后，一直处于关于人的自私自利倾向与自由市场竞争制度之间的困惑之中。因为，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提出一个政治观点，他认为，个人永远都是非理性地倾向于自私自利，人类为了私利会无休止地争斗下去，因此，一个理性的社会必然需要专制统治者。针对在人性自私前提下的自由竞争制度与专制统治制度之间的抉择困境，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二版修订稿中提出了解决自由竞争中个人自私自利倾向与道德情操修养之间矛盾的理论观点。他人为：“当我们努力去省察自己的行为……很明显地，我往往要把自我分割成两个部分；作为省察者和裁判的我，代表着一种我被审查者和被裁判的我很不相同的性格。前者是旁观者，我努力想进入他关乎我的行为所发出的情感……后者是能动者，通常称为我自己的我”。[④]这种个体的自我省察能力就能够使“经济人”免于不道德的自私自利，自此，亚当·斯密似乎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学现代论述扫清了障碍，为他的《国富论》写作找到了理论依据。迈尔斯在其著作《现代经济人的灵魂》中这样评价斯密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出现，解决了斯密之前一个世纪来，一直磨难着一些道德哲学领域内最有头脑的人的问题”。[⑤] 但是，今天，在霍斯金看来，“不幸地，历史并非以大团圆结局写就的。尽管此言不是要否定斯密结局方案的历史作用。他建构了一个现代经济理论据之而行的假设，这个完全竞争的模型，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按由供求关系带动价格机制而运作。然而，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斯密的解决方案实在并没有解决什么。他没有克服霍布斯式的疑难，而只是搬弄过目标位置，把问题搁在一旁”。在霍斯金看来，斯密的《国富论》这样一种有着先天的理论缺失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奠基，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理论通过学校（教室）教学获得了“学科规训”权力的结果。

的确，霍斯金关于亚当斯·密经济学为什么在理论上似乎成立而历史并非以一个大圆满结局写就这一问题。是又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此问题，笔者曾经撰文“从‘市场规训’视角审视‘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⑥]。笔者在文中认为，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以价格机制调节“全部”社会领域的制度，这样一来，那些不适合市场价格调节的知识生产领域和一些公共道德领域（非货币意义世界）就会被一个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贫富差异悬殊的“经济—社会综合体”现实所排挤和扭曲。身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学者，一方面在科学中心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理性中心主义、市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思维向度上陷入现代社会道德理论依据迷惘，一方面又不能或不愿意反思亚当·斯密经济学及其现代流派所主张的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刻弊端，他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文教育的危机现象以及大学成为各种利益纷纷渗透的“躯壳”的现象，只能是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