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康乾盛世”年间，由皇帝佬儿乾隆亲自倡议编纂的《四库全书》，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誉之者以为“它对传承和弘扬悠久的中华文明居功至伟”。甚至有一些不明事理的电视剧编导和小说家们，竟然在电视荧屏上和文章里，把这项工程的“总工程师”——乾隆皇帝大大地给讴歌了一番，查点把这个会写几句歪诗、写两笔臭字的皇帝佬儿，真地描绘成了一个热衷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圣人”。
应当说，《四库全书》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起到了保存古书、传承文明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能不能把这个客观产生的后果，当成当年乾隆皇帝编纂此书的终极目的呢？以我看，恐怕是不能这样妄下结论的。
事实上，一件事情的原始目的和其最后的客观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搂草打兔子”或者“南辕北辙”的事情，无论是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具体到乾隆皇帝组织编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则完全可以说，《四库全书》在后世竟然成全了他乾隆皇帝“重视和传承中华文明”的美名，基本上是他发起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的一个“副产品”，恐怕也是大大地超过了他生前对于此项工程的预期的。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乾隆皇帝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组织起当时一批全国著名的御用专家学者，穷数年之力，编纂这么一部大书，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把什么“泽被后世学子”、“保存中华文化经典”等等冠冕堂皇的名头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说实在的，对于一个不久前还在关外过着游牧兼渔猎生活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而言，他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大概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爱新觉罗氏从汉族手中夺来的江山能不能稳固，皇位能不能“子子孙孙，无穷尽焉”。换言之，只要天下永远是他爱新觉罗氏一家的天下，他才不会像那些穷酸的文人一样，去斤斤计较于什么“文化”不文化呢。在这样的一个独夫民贼眼里，手中的江山才是第一位的，与此比较起来，文化算个鸟啊！
实际上，尽管乾隆皇帝下决心组织编纂《四库全书》，也断然少不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他遮遮掩掩、不大愿意明示世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想借着整理古书、编纂《四库全书》的名头，彻底剔除古书中那些有碍于大清朝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稳固其统治的思想，从而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满族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换言之，也就是“打着整理古书的旗号反古书，打着保存文化的旗号反文化”。
关于这一点，美国声望卓著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的眼光，可是比我们的有些电视剧编导和小说家们要尖锐多了。在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他极为深刻地分析了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鲜明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实际上，只要我们今人的大脑里面没有什么“贵恙”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从《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窥见出乾隆皇帝“龙心”之一斑的。查，《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如果是光看这个数字的话，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了。但是，这三千多种图书是不是将先秦到乾隆年间能够找到的所有重要图书全都搜罗殆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为编纂这部大书而从民间征集的图书数量要大大地高于这个数字。我们只要看看仅能在这部大书中“存目”而不收录正文的图书的数量和被禁毁的图书的数量，就会知道《四库全书》“全”，实在应该是一个打上问号的“全”。曹世瑞先生在《〈四库全书〉的功与过》一文中就指出：《四库全书》中只被存目而没有全文的图书有6793种，几乎是全文收录图书的一倍。而与此同时被禁毁的图书则是3000余种（费正清认为是2320种），与收录的图书数目大体相当。
所以，对于那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御用班子而言，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甄别书籍的优劣。而优劣的标准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文字和学术上的标准，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恐怕还是“政治标准”，即要审查书中有没有不利于满族统治者以及它所提倡的统治理念的内容。根据这个“政治正确”的标准，能够有资格享受“应抄”待遇的图书，也就是有资格进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也就只剩下了区区的3461种。与这些能够全文录入该书的书籍相比，大多数的图书不是被打入了“另册”永世不得翻身，就是只被略略地提了一下名目而已。
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正是在这样的运做之下，才得以顺利出笼。如前所言，这部大书编定之后，的确在继承中原的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作用也同样不能低估。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相对于保存文化的作用，《四库全书》破坏文化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一些。正像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所指出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智者就是智者，区区几句就将《四库全书》的“软肋”点评得清清楚楚，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承袭统治者的旨意，对于那些有政治问题的古书痛下杀手，根据曹世瑞等专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采取的是以下三种处理方法：
一是“全毁”。像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所著的书就遭到了这样的待遇。这是因为他们全都属于明朝的“遗老遗少”，光是看他们的名字，就很容易让统治者不舒服，因此，即使他们的一些根本不涉及政治的书籍，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之类，也都一律予以禁毁，不准传世，这就叫“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
其次是所谓的“抽毁”，也就是禁止书中的部分内容。这大约相当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经常在报纸上“开天窗”的做法。至于这可不以算做是报纸“开天窗”的鼻祖，则尚待继续考证。
第三种做法，即在原文上做部分地篡改。相对于前两种做法，这第三种做法尤其不能令人接受。因为禁毁也就禁毁了，倒也落得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而对原书进行篡改，则可以说是古书的一场真正的劫难。这种做法的伪装性甚强，往往使后人莫辨真假，很容易谬种流传，误导后世学子，因此，其行为和“强奸”似乎并没有多少区别。
在这样子的一路作业下来，许多耳熟能详的典籍便被涂抹成了另外一种滑稽的样子。譬如，明朝人所做、挂名在岳飞名下的《满江红》词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句子。尽管满族和“匈奴”根本不搭界，但是因为涉及到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满族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属于严重犯忌，因此，这句词最后被篡改成了不伦不类的“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同样道理，词人张孝祥有一阕吟咏孔子的家乡被金人所占领情形的名篇——《六州歌头》，其中有“朱泗上，弦歌地，亦膻腥”的句子。当年的金人和满族的祖先建州女真的关系十分密切，这“膻腥”二字注定是大大地犯忌，因此便被改成了“亦凋零”。照此类推，只要是古书中涉及到“胡”、“戎”、“夷”、“虏”等字样的，必须统统改头换面。这一点倒是颇有当年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风格。众所周知，朱元璋在未发迹前，曾经做过一段时期的和尚。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中国人一向讲究的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拳头大而硬，谁也不会、不敢去触胜利者的霉头，公然深究起他的发家历史来。但是，有点心理障碍的朱元璋却不这样看，他因为害怕别人提到他的这段“走麦城”的历史，因而特别忌讳“光”、“亮”等字眼，谁要是不小心在他面前提到这些字眼，那他是绝对不含糊的，要么将其贬官，要么干脆将其杀头。令人想不到的倒是，清朝虽然间接夺了明朝的天下，但这先朝皇帝的怪毛病却一丝不差地被继承了下来！看来，这皇帝们大约都这德行吧。
除上述情况之外，举凡是涉及到入关前满族的历史和含有不合乎正统思想言论的古书也统统在篡改之列，概莫能免。例如，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名篇《永遇乐》中曾说“斜阳草树，人道寄奴曾住”。由于词中提到“寄奴”两个字，自然也不行，也得改。为什么呢？盖因“寄奴”乃是南朝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而直接称呼皇帝的小名不合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思想，属于“大不敬”的范畴，因此虽然刘裕并非大清朝的皇帝，也和爱新觉罗氏非亲非故，但是这一句同样被《四库全书》的编纂班子列为必改之处，于是在《四库全书》里，这一句就被改成了“人道宋主曾住”。至于在这样的篡改之下，辛弃疾的读者们答应不答应，改的地方是不是狗尾续貂，则是没有人会去关心的。这就正如“强奸”，大发淫威的施暴者是断然不会在意被凌辱者的心理感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和他所领导的《四库全书》编纂班子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中国文化的“强奸犯”。我想这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以上事例均转引自曹世瑞《〈四库全书〉的功与过》一文。）
现在，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却不得不提的重要现象就是，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也恰恰是清朝的文字狱最为酷烈的岁月。有细心人做过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发动了100多起文字狱，而发生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的就有48起，大约占到了一半！
表面上看，编纂光明正大的《四库全书》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这两者之间似乎是冰炭不相融。你乾隆佬儿不是要保存古籍和传承文化吗？但却为什么一面编纂巨著一面要对读书人大开杀戒呢？实际上，倘若从统治者乾隆皇帝的角度考虑问题，却是最合乎逻辑不过了。质言之，编纂《四库全书》和编制文字狱恰恰是“英明领袖”乾隆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实施的两手策略，很有点像是我们文革期间所说的“以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编纂《四库全书》是正面的一手，是为“引导作用”，也可以藉此蒙蔽天下人的视线；另一方面，编造文字狱，动辄让有嫌疑的读书人人头搬家，则是另外的一手。而编纂《四库全书》正可以为这后一手的深文周纳进一步搜罗和准备证据，为制造文字狱寻找借口。两者之间可谓相辅相成，珠联璧合。
因为一起又一起的文字狱频繁出现，而且动辄株连无辜，声势浩大，所以虽然有煌煌巨著《四库全书》问世，但是乾隆佬儿治下的大清国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文化昌明，思想活跃。恰恰相反，倒是搞得读书人人人自危，无奈之下，只好埋头到故纸堆里摆弄考证之学，让“小学”在清朝好好地牛了一把。“小学”自然也不能说不是学问，但是，几乎全部的知识分子都把精力投入到这样一个远离现实的领域里，不敢钻研国计民生之学，其对历史的开倒车作用是不是更大呢？
议论任何事情要择其大端，这样才能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并不深奥的道理放在评价《四库全书》的历史功过方面亦应该如此。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曾经作为乾隆皇帝巩固专制王朝的一个御用道具，这是它的“大端”；而这部书越来越明显的保存古籍、传承文化的作用，乃是其“小端”。我们后代的人切莫因为《四库全书》的“小端”而不见其“大端”。更不可因为乾隆皇帝主政期间编篡了这样一部大书，就简单地把他摆上什么“昌明文化”的祭坛上去顶礼膜拜。否则，必会令已经死去数百年之久的乾隆皇帝于九泉之下对我们被蒙蔽了却感恩戴德的愚昧脑袋而窃笑不已。
应当说，《四库全书》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起到了保存古书、传承文明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能不能把这个客观产生的后果，当成当年乾隆皇帝编纂此书的终极目的呢？以我看，恐怕是不能这样妄下结论的。
事实上，一件事情的原始目的和其最后的客观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搂草打兔子”或者“南辕北辙”的事情，无论是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具体到乾隆皇帝组织编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则完全可以说，《四库全书》在后世竟然成全了他乾隆皇帝“重视和传承中华文明”的美名，基本上是他发起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的一个“副产品”，恐怕也是大大地超过了他生前对于此项工程的预期的。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乾隆皇帝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组织起当时一批全国著名的御用专家学者，穷数年之力，编纂这么一部大书，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把什么“泽被后世学子”、“保存中华文化经典”等等冠冕堂皇的名头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说实在的，对于一个不久前还在关外过着游牧兼渔猎生活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而言，他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大概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爱新觉罗氏从汉族手中夺来的江山能不能稳固，皇位能不能“子子孙孙，无穷尽焉”。换言之，只要天下永远是他爱新觉罗氏一家的天下，他才不会像那些穷酸的文人一样，去斤斤计较于什么“文化”不文化呢。在这样的一个独夫民贼眼里，手中的江山才是第一位的，与此比较起来，文化算个鸟啊！
实际上，尽管乾隆皇帝下决心组织编纂《四库全书》，也断然少不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他遮遮掩掩、不大愿意明示世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想借着整理古书、编纂《四库全书》的名头，彻底剔除古书中那些有碍于大清朝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稳固其统治的思想，从而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满族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换言之，也就是“打着整理古书的旗号反古书，打着保存文化的旗号反文化”。
关于这一点，美国声望卓著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的眼光，可是比我们的有些电视剧编导和小说家们要尖锐多了。在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他极为深刻地分析了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鲜明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实际上，只要我们今人的大脑里面没有什么“贵恙”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从《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窥见出乾隆皇帝“龙心”之一斑的。查，《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如果是光看这个数字的话，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了。但是，这三千多种图书是不是将先秦到乾隆年间能够找到的所有重要图书全都搜罗殆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为编纂这部大书而从民间征集的图书数量要大大地高于这个数字。我们只要看看仅能在这部大书中“存目”而不收录正文的图书的数量和被禁毁的图书的数量，就会知道《四库全书》“全”，实在应该是一个打上问号的“全”。曹世瑞先生在《〈四库全书〉的功与过》一文中就指出：《四库全书》中只被存目而没有全文的图书有6793种，几乎是全文收录图书的一倍。而与此同时被禁毁的图书则是3000余种（费正清认为是2320种），与收录的图书数目大体相当。
所以，对于那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御用班子而言，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甄别书籍的优劣。而优劣的标准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文字和学术上的标准，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恐怕还是“政治标准”，即要审查书中有没有不利于满族统治者以及它所提倡的统治理念的内容。根据这个“政治正确”的标准，能够有资格享受“应抄”待遇的图书，也就是有资格进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也就只剩下了区区的3461种。与这些能够全文录入该书的书籍相比，大多数的图书不是被打入了“另册”永世不得翻身，就是只被略略地提了一下名目而已。
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正是在这样的运做之下，才得以顺利出笼。如前所言，这部大书编定之后，的确在继承中原的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作用也同样不能低估。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相对于保存文化的作用，《四库全书》破坏文化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一些。正像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所指出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智者就是智者，区区几句就将《四库全书》的“软肋”点评得清清楚楚，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承袭统治者的旨意，对于那些有政治问题的古书痛下杀手，根据曹世瑞等专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采取的是以下三种处理方法：
一是“全毁”。像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所著的书就遭到了这样的待遇。这是因为他们全都属于明朝的“遗老遗少”，光是看他们的名字，就很容易让统治者不舒服，因此，即使他们的一些根本不涉及政治的书籍，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之类，也都一律予以禁毁，不准传世，这就叫“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
其次是所谓的“抽毁”，也就是禁止书中的部分内容。这大约相当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经常在报纸上“开天窗”的做法。至于这可不以算做是报纸“开天窗”的鼻祖，则尚待继续考证。
第三种做法，即在原文上做部分地篡改。相对于前两种做法，这第三种做法尤其不能令人接受。因为禁毁也就禁毁了，倒也落得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而对原书进行篡改，则可以说是古书的一场真正的劫难。这种做法的伪装性甚强，往往使后人莫辨真假，很容易谬种流传，误导后世学子，因此，其行为和“强奸”似乎并没有多少区别。
在这样子的一路作业下来，许多耳熟能详的典籍便被涂抹成了另外一种滑稽的样子。譬如，明朝人所做、挂名在岳飞名下的《满江红》词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句子。尽管满族和“匈奴”根本不搭界，但是因为涉及到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满族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属于严重犯忌，因此，这句词最后被篡改成了不伦不类的“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同样道理，词人张孝祥有一阕吟咏孔子的家乡被金人所占领情形的名篇——《六州歌头》，其中有“朱泗上，弦歌地，亦膻腥”的句子。当年的金人和满族的祖先建州女真的关系十分密切，这“膻腥”二字注定是大大地犯忌，因此便被改成了“亦凋零”。照此类推，只要是古书中涉及到“胡”、“戎”、“夷”、“虏”等字样的，必须统统改头换面。这一点倒是颇有当年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风格。众所周知，朱元璋在未发迹前，曾经做过一段时期的和尚。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中国人一向讲究的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拳头大而硬，谁也不会、不敢去触胜利者的霉头，公然深究起他的发家历史来。但是，有点心理障碍的朱元璋却不这样看，他因为害怕别人提到他的这段“走麦城”的历史，因而特别忌讳“光”、“亮”等字眼，谁要是不小心在他面前提到这些字眼，那他是绝对不含糊的，要么将其贬官，要么干脆将其杀头。令人想不到的倒是，清朝虽然间接夺了明朝的天下，但这先朝皇帝的怪毛病却一丝不差地被继承了下来！看来，这皇帝们大约都这德行吧。
除上述情况之外，举凡是涉及到入关前满族的历史和含有不合乎正统思想言论的古书也统统在篡改之列，概莫能免。例如，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名篇《永遇乐》中曾说“斜阳草树，人道寄奴曾住”。由于词中提到“寄奴”两个字，自然也不行，也得改。为什么呢？盖因“寄奴”乃是南朝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而直接称呼皇帝的小名不合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思想，属于“大不敬”的范畴，因此虽然刘裕并非大清朝的皇帝，也和爱新觉罗氏非亲非故，但是这一句同样被《四库全书》的编纂班子列为必改之处，于是在《四库全书》里，这一句就被改成了“人道宋主曾住”。至于在这样的篡改之下，辛弃疾的读者们答应不答应，改的地方是不是狗尾续貂，则是没有人会去关心的。这就正如“强奸”，大发淫威的施暴者是断然不会在意被凌辱者的心理感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和他所领导的《四库全书》编纂班子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中国文化的“强奸犯”。我想这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以上事例均转引自曹世瑞《〈四库全书〉的功与过》一文。）
现在，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却不得不提的重要现象就是，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也恰恰是清朝的文字狱最为酷烈的岁月。有细心人做过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发动了100多起文字狱，而发生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的就有48起，大约占到了一半！
表面上看，编纂光明正大的《四库全书》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这两者之间似乎是冰炭不相融。你乾隆佬儿不是要保存古籍和传承文化吗？但却为什么一面编纂巨著一面要对读书人大开杀戒呢？实际上，倘若从统治者乾隆皇帝的角度考虑问题，却是最合乎逻辑不过了。质言之，编纂《四库全书》和编制文字狱恰恰是“英明领袖”乾隆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实施的两手策略，很有点像是我们文革期间所说的“以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编纂《四库全书》是正面的一手，是为“引导作用”，也可以藉此蒙蔽天下人的视线；另一方面，编造文字狱，动辄让有嫌疑的读书人人头搬家，则是另外的一手。而编纂《四库全书》正可以为这后一手的深文周纳进一步搜罗和准备证据，为制造文字狱寻找借口。两者之间可谓相辅相成，珠联璧合。
因为一起又一起的文字狱频繁出现，而且动辄株连无辜，声势浩大，所以虽然有煌煌巨著《四库全书》问世，但是乾隆佬儿治下的大清国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文化昌明，思想活跃。恰恰相反，倒是搞得读书人人人自危，无奈之下，只好埋头到故纸堆里摆弄考证之学，让“小学”在清朝好好地牛了一把。“小学”自然也不能说不是学问，但是，几乎全部的知识分子都把精力投入到这样一个远离现实的领域里，不敢钻研国计民生之学，其对历史的开倒车作用是不是更大呢？
议论任何事情要择其大端，这样才能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并不深奥的道理放在评价《四库全书》的历史功过方面亦应该如此。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曾经作为乾隆皇帝巩固专制王朝的一个御用道具，这是它的“大端”；而这部书越来越明显的保存古籍、传承文化的作用，乃是其“小端”。我们后代的人切莫因为《四库全书》的“小端”而不见其“大端”。更不可因为乾隆皇帝主政期间编篡了这样一部大书，就简单地把他摆上什么“昌明文化”的祭坛上去顶礼膜拜。否则，必会令已经死去数百年之久的乾隆皇帝于九泉之下对我们被蒙蔽了却感恩戴德的愚昧脑袋而窃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