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了。九栋之六《八天》


 有时会突然不知该干什么了。心里想到的话没法写出来,或是觉得写出来没有意义。一件具体的事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医治时间带给我们的空落,比如,坚定不移的朝一个方向走,或从开采石头起一个人选一座桥,不能用意义来衡量它,因为具体,具体就是意义,它不容你闲下来,想一些别的事。
我想盖个剧场,我这么想了很久了,可我只是在想。我还想把我经历的文革写出来,我都快把那时的事忘了,我不知怎么写那些东西,我可以只为记忆而写,不想别的。什么也不想。可以不文学,一点都不文学,可是不文学也快变成我的理想了,因为我几乎不会那样了。
 

 

                          八天

 

 

     1966年11月16日

    今天很冷,刚刚冷,所以冷。暖气来了,屋子里暖和。上午,我们都在院墙外坐着,朝南的墙角有许多细土,它们聚集在那儿,还有一些破纸,别的地方有风,这儿没有。

     我们是我,冯超 、冯欣、远强。

     远强说他们都成立组织了,都印了红卫兵袖标、刻了图章。他们占了学校的一楼,把桌子拼在了一起,晚上就在学校睡。他们还在教室的白墙上写了标语,厕所里也写。他们斗侯老师时,编了个顺口溜,田书华编的:“猴、猴屁眼夹个球,猴笑了,球掉了。”

    侯老师是教语文的,我最近一次看见她,是在二楼楼梯旁。没什么人理她,我路过她时,听她唱着一首有关小姑娘的伤心的歌,好像和抗日有关。

    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好像她唱完这个歌,就要从二楼跳下去。我等着她跳。她没跳,他儿子在走廊的那头,假装玩,其实看着她。她曾夸奖过我有天份(这句话应该划了,太资产阶级意识。)。

    我们商量了一个上午,准备也成立组织,远强说印袖标的地方在菜市口,要穿过一个叫达智桥的地方,那儿有很多土流氓。上次他们去时被截了三块钱。冯欣说他要去的话就带一把刮刀,虽然没开刃,但足可以把脸扎破,这话使我激动起来。

    我们准备第二天大人上班之后就出发,我们一共凑了五块钱,其中有一块是我的。

 

 

    11月17日

    今天,我们坐一路车到了西单,我们四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买了车票,他们三人都混过去了,整个途中我在担心,下车前我还是买了票,这真傻!

    从西单向南,到达智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都很紧张,我把手放在裤袋里。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称砣,我觉得那东西足够把土流氓的头打开花。那东西冰冷,在我的口袋里很重,我不能把它暖过来。冯欣一路吹着口哨,他的手放在怀里,我觉得他的那把刮刀是我们四个人的心跳。

    我们期待的事没有发生,风很大,吹得我们跑起来。

    过了达智桥是草厂,我们走进一个买麻绳的商店问,在哪儿印袖标,有个老人说了一个地名好像叫什么胡同。

    我第一次闻到染料的气味,离很远的地方就闻到了,后来我知道那是黄颜色的气味,颜色是有气味的,黄颜色的气味让我想起生病这个词。

    有一位少女接待了我们,她让我想起了住在三门的刘乃平的姐姐,我曾和她一起去游泳,她穿红色的游泳衣。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读高中的女孩才能叫少女,还有卓亚那样的可以叫少女,刘胡兰不太像,祝英台也不像,我姐也不像。

    她戴着一个大口罩,她只把双眼露在外边,她笑的时候我能觉出来。我们四个人都有点紧张,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订了二十一个袖标,四寸宽,金黄的字,每个两毛钱。我们的钱只够印这么多的,她看出来了。

    她开票的时候,身后火炉上的水壶滋滋地响着,那间屋子里挂着很多旗帜,上边都有各种各样的字和图案。旗帜的红色从墙的四周照着我们。

    我想起了《三个火枪手》中,达特安跪下吻皇后的插图。皇后的长裙子下没有脚,她的手在鼓起的裙子表面,达特安的嘴,恰好碰着皇后的指尖,我一直觉得那是我长大后要做的一个动作。(这一段要划去,太资产阶级化了。)

    她是微笑的,问我们愿不愿去车间里看看。我们愿意。

    她带我们去了地上有很多水的车间,一些干活的人看了看我们。我什么也没看懂,那些印好的布都是湿的,全是红布,红布上是一行行的红卫兵三个字,字印过之后,都附上一层谷糠。这是她告诉我们的,说附上谷糠是为了保护印上去的黄颜色,等干了后,把谷糠掸掉,字就很鲜艳了。

    中午,我们没吃的,她送给我们她的饭盒。那盒饭是她从家里带来的,一直在炉子上热着,我看见里边是白菜还有豆腐。她吃得并不好。

    我们走的时候,她也没摘下口罩来,她很干净。我们没有机会看她的样子。

    回家坐一路车顺利,我们四人分别从两边车门混了下来,没买票,那几毛钱,准备下次取袖标时用。

    分手时,远强问我,能猜出那个女的什么出身吗?我说不知道。远强说,大概是资本家。我说为什么。他说没看出她长得多漂亮啊,还有,因为她总戴口罩,她怕那种颜色的味。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11月19日

    街上戴红卫兵袖标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还没印好。白天我们在冯超家,我们不想出门,不戴袖标出门越来越显眼,冯超和冯欣的爸爸可能出事了,我看见他在锅炉房抬很重的暖气片,但他们俩没说。

   

    11月20日

    冯超、冯欣的爸爸真的出事了。

    上午,在我们家,我们焦急地等着取袖标的那一天,那样我们也可以造反,甚至造父母的反。我大哥在墙上贴了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纸条。家里的气氛变得有点陌生。

 

    11月21日

    还有两天……。

 

    11月23日

    今天早上坐车,汽车售票员把我们抓住了,四个人一个都没跑,她要拉我们去总站。我们都很害怕,到了王府井车站,趁上车的人多,我们一齐跑了。再也不敢坐车,一直走到菜市口。

    我们取了二十一个袖标。

    我们又看见了那个女的了,她与六天前不一样,先看见她时,她带了一块头巾在车间里扫水(后来我们估计她的头发被人剪了。)。她胸前缝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的字是“资产阶级坏分子  刘丽媛”。她还戴着口罩,为我们办手续,一直低着头。我觉得六天中她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很老的老太太。

    炉子上还是水壶,也有她的饭盒。

    一个男人进来泡茶,让她把口罩摘下来,她先没动,后来摘了。

    她长得和我想的一样,很苍白,像一张从没看见过的画儿。

    我们出来的时候,她也拿着扫帚出来了,我们走的时候,她轻轻地说了声“再见”。她的口罩挂在胸口上,那块白布没有被挡住,我又飞快地读了一遍——远强说对了。

    一个身上被写了字的人,只能是那行字了。我发现街上,身上有字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是红卫兵,也有胸口上挂着白布黑字的,每个人都是一行字。

    我们四个人出了棉花胡同就把袖标戴上了,那条胳膊一下子就光耀沉重起来,只有甩起来才能使它自然。

    我们甩着胳膊走进一家饭铺,买了四个火烧,我们把火烧掰开,把餐桌上的酱油、醋往里倒,洒了一桌子。服务员看着这一切,一句话也没敢说。我们的胳膊像刚打过预防针一样的地活动得不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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