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河北邯郸农业银行惊天金库盗窃购彩大案发生后，彩票发行机构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对此事件发表任何看法。记者注意到，率先打破沉默的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5月10日，部分媒体率先报道了中彩中心针对“邯郸4300万元购彩”事件，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出《关于加强管理，防范风险，促进福利彩票健康发展的通知》。
            
     彩票成瘾不容忽视

    以2％流行率计算，中国内地现有7000万彩民，病态赌徒约有140万人。
 
        去年4月17日，河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平顶山某集团职工张仲伟和孟祥会痴迷彩票、公款购买彩票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二人累计挪用公款4600多万元，贪污518万元，张仲伟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同伙孟祥会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目前披露的挪用公款购彩案中判刑最高的案例。据报道，此案中，张仲伟迈向深渊的第一步就是办公楼下距离不超过100米的彩票投注站。由于两人购买金额巨大，一些彩票投注站甚至提前打好或者给他们“送彩上门”。2006年年底，江西一家公司财务负责人李某挪用1000多万元公款买彩票，最终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去年10月事发的山东德州某银行职员50天内挪用2180万元，供其男友疯狂购彩，日均购彩票达43万元，今年4月上旬，平原县法院公审此案，该女子及其男友分别获刑7年和8年。
        这样的案例近两年并不少见，但在全国大奖遍地开花的宣传中，痴迷彩票、购彩成瘾甚至不惜以身试法的悲剧故事多数被淹没在中大奖的喧哗喜气中了。
        昆明医院附一院精神科曾收治一名中年男子，该患者因长期沉迷于买彩票，开奖时常精神失控，经医生诊断为轻度精神分裂症。记者在北京天昱医院成瘾治疗中心网站上看到两例彩票成瘾病例。该院郭大夫告诉记者，邯郸金库窃案中，任晓锋的表现可以初步认定为彩票成瘾患者，因为他有明显沉迷不能自拔的倾向。
        据媒体报道，2003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等调查机构曾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进行过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0％居民买过彩票，5％的居民成为“职业”（经常性购买）彩民。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曾忠禄教授曾对广州彩票购买者进行过调查，在1101份问卷中，有17％的受访者每个月收入的20％用于购买彩票。曾教授认为，彩票开支不正常的高，应该不是理性行为。更有媒体以2％流行率计算，中国内地现有7000万彩民中，病态赌徒约有140万人。
         一方面是彩票的负面影响不断凸显，另一方面，对彩票的包装式宣传却在不断升级。就在邯郸案发之后几天，在全国“超级大乐透”发布引爆激情的热情报道中，又一种彩票新玩法开始抛头露面了。“超级大乐透，超越500万”的宣传语连同彩票专家“奖金丰厚，大奖连连，追加投注”等讲解更是格外诱人。
        点击全国各地的彩票网站，彩票负面影响的消息几乎难觅踪影。大大小小的彩票专版上，充满着彩票的正面宣传稿件。看来，在鼓励销售与可能存在的诱导过度购彩的悖论中，还没有找到突破口。
            
     邯郸案的标本

    邯郸案表象是盗窃买彩，其深层原因是彩票被当成了获得意外收获的投资渠道，这说明目前的彩票正在朝赌性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致力于国外彩票和内地彩票发展情况比较研究的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研究所曾忠禄教授对邯郸案做了剖析。他认为，此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是典型的病态赌徒。
         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心理异常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列出的十项诊断标准，只要有其中五项症状，就可以诊断为病态赌徒。曾教授认为，从报道的情况看，犯罪嫌疑人至少已经有如下五种症状：　
     1.“我买了这么多彩票，一次都没中过，心里很不甘心。”
     2.“我在逃跑的时候连饭都没心思吃，但是我看到彩票投注点就想下车买点，没什么其他想法，就是手痒痒。”
     3.任晓峰就是在事发后的逃亡中“还想着买彩票，看报纸都下意识地翻翻有没有彩票的相关报道”。
     4.即使在刑警大队看押期间，“一谈到彩票时任晓峰的兴致都很高”，而在喜欢上买彩票后，任晓峰和马向景每天上班“只要有时间就讨论彩票，并精心计算彩票号码”。
     5.为买彩票而偷金库。
        曾忠禄教授研究认为，购买彩票的人主要有两种动机，一种是为了赚大钱，一种是为了娱乐。赚大钱的人是由于缺乏对彩票的理性认识所致，即理性有限。他们对彩票存在很多错误认识，包括认为自己运气好、通过选号可以增加发财的机会等，这类人最容易产生病态赌徒。
        在博客上异常活跃谈论彩票的“光头老刘”认为，邯郸案“最大教训在于彩票不仅是‘百万富翁’生产线，也是‘病态赌徒’生产线。你看哪条生产线的产量更大”？
        曾致力于彩票监管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彤告诉记者，邯郸案表象是盗窃买彩，其深层原因是彩票被当成了获得意外收获的投资渠道，这说明目前的彩票正在朝赌性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这一点与当初发行彩票的初衷背道而驰。
        
         治赌下药“药”何在
    
    内地彩票产业的发展虽然增长很快，但对彩票的研究非常少。

        曾忠禄教授认为，内地彩票产业的发展虽然增长很快，但对彩票的研究非常少。究竟彩票发行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有哪些，负面影响有哪些，谁在购买彩票，购买多少，购买的动机，这些方面的研究政府没有做，学术界也很少关注，因此彩票发行中很多隐藏的社会问题被忽视了。
        曾忠禄教授建议，内地彩票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认真做好彩票购买者情况调查、促进立法、改进发行体制和调查公益金使用等工作。其中，首先要做的是对彩票购买者的情况调查。
        调查应该包括彩票购买者占人口的比重，主要购买的群体，包括年龄、教育、收入、购买习惯等。通过该调查，可以发现为彩票做贡献的主要是什么样的社会群体，是否存在彩票收入主要由低收入人群贡献的情况？病态赌博或问题赌博的情况有多严重？青少年参与的情况等。“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内地因为没有系统的研究，因此对这些问题不了解，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的决策常常可能犯大错误。
        那么，彩票投注站能拒绝大额投注的“诱惑”吗？5月16日，一家投注站负责人告诉记者，对熟悉的彩民，因为对其家庭情况相对比较了解，所以，一般能规劝不理智的投注行为，但对于陌生人的大额投注，是管不了的。另一位投注站主告诉记者，法律并没有规定对多大数额的购彩者要进行规劝，同时投注站主也没有权力对别人的购彩自由进行限制。同时，因为投注站挣的钱是与销售额直接挂钩的，所以，哪一个销售人员不希望有大户来买。采访中记者发现，在一些开通复式投注和胆拖投注的地区，一张彩票成千上万元的投注额是很容易做到的。
        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防范博彩的负面影响的呢？曾教授表示，西方国家有比较完整的制度防范病态赌徒和问题赌徒，如果兑现筹码超过一定的金额，或是在贵宾室里赌博，下注时首先需要证明财产的合法性，并提交资料留底。曾忠禄教授介绍，美国1967年开始发行彩票，英国1994年发行彩票，但不管比内地早发行还是晚发行彩票，都是先立法，后运作。内地需要通过法律来保证彩票产业的发展。
  
        ■对 话

        理顺体制比立法更紧迫

        尽管在邯郸案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发出了关于加强管理、防范风险的通知，但媒体报道中，多数还是将其附加在对福彩中心近期所取得销售业绩的报道之中，一些报道还对福彩3D限号政策进行了肯定。记者注意到，2006年的中国彩票市场上，福彩与体彩两种彩票正是在3D（或称“排列3”）玩法市场上竞争得最为激烈。据两家彩票中心发布的数字，2006年中国福利彩票3D共销售187.31亿元，占电脑福利彩票总销量的42.9％；而体彩排列3销售额为157亿多元，占总销量的48.6%。邯郸案被披露后，两家发行机构至今未向媒体公布“亡羊补牢”的具体防范措施，反而从侧面透露出在竞争上的暗中较劲。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彤的观点非常鲜明，那就是，在立法尚需时日的情况下，目前解决问题最关键的是要理顺体制，即加快我国彩票监管体制改革，构建促使彩票健康发展的市场与制度基础。
    记者：您认为邯郸案暴露出中国彩票业哪些本质问题？
    朱彤：中国彩票市场的市场结构与体制问题，是深层原因。目前这种双寡头同质竞争的市场结构，直接导致彩票发行机构争夺市场的恶性竞争，表现出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竞相推出开奖次数更多、更有刺激性的彩票品种以及针对所谓专业彩民的玩法，使作为大众娱乐方式之一的彩票市场“赌性”越来越浓，使彩票发行与初衷相比走上了异化之路。
    记者：您认为是监管的问题吗？
    朱彤：体制是最关键的。在这种体制下，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而监管是第二位的。现实是，财政部综合司彩票管理处一个处级单位怎么监管国家体彩中心和福彩中心两个正司级的事业单位？彩票的这种“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的监管作用效果也非常有限。与蓬勃发展的彩票市场相比，我国彩票监管制度方面的建设明显滞后。
    记者：现在舆论在呼吁彩票立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朱彤：立法解决不了体制问题，应该先理顺体制，再立法；否则就是立了法，反而会成为强化部门利益的工具。
    记者：中国彩票业要健康发展下去，您认为应该做些什么？
    朱彤：中国彩票业已经20年，应该说已走过了发展阶段，是到了研究如何平衡利弊，重视社会性监管的阶段了。绝不能走通过片面提高返奖率来吸引彩民的路。健康发展的原则就是既能筹集到公益金又保持在合理限度内。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发展，不重视监管，路会越走越窄，使得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就像挖矿挖空了一样的结果。当前，新玩法不断出现、开奖频率已经很高了，情况让人担忧。
    记者：有人提出限制一次大额购彩您认为是否可行？
    朱彤：这项建议的操作成本太高，实际上难以做到。在目前垄断的发行市场环境下即便违规也只是换个领导，部门发行权并没有失掉，所以仅靠外部约束是软弱无力的。没有外部制度，自律是指望不了的。

链接1
          
        什么是病态赌徒？

        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心理异常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列出的十项诊断标准，只要有其中五项症状，就可以诊断为病态赌徒。这十项标准分别为：
1、脑海常充满赌博的事情，沉溺于以往赌博的经历，计划下次的“搏杀”，和想方法筹集赌本等。
2、需要逐渐加大注码才可达到赌博的刺激。
3、多次尝试控制，减少或戒赌，但都不成功。
4、当减少或停止赌博时会感到不安或烦躁。
5、以赌博来逃避一些问题或藉以暂时舒解不快的情绪。
6、每当赌输后，会再赌，希望“追”回所输掉的。
7、向家人、辅导人员或其它人“讲大话”来隐瞒自己的赌瘾。
8、为找赌本原故而作了非法行为，如诈骗、伪造及偷窃等。
9、因为自己的赌博行为而伤害或致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朋友、亲人、一份工作、一个事业或教育的机会。
10、因赌博以致债台高筑而要靠别人作出金钱上的援助。

（曾忠禄教授提供）

链接2：

中国彩票监管历程

1987年，“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开售。
1993年，深圳市福彩中心首次推出自选号码的福彩，但第二年即被叫停。当时的监管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彩票随后进入整顿期。5年后电脑彩票开始逐渐进入市场，并取代大奖组成为主要发行方式。
1994年，国家批准发行了中国体育彩票。其后，我国形成了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两大发行体系。
2000年，财政部接管中国人民银行的彩票监管职能。
2001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中，国务院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部、民政部与国家体育总局在彩票管理和发行方面的职责范围。
2001年—2002年初，财政部相继制定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
2004年是中国彩票业的“多事之秋”。从福彩中心双色球被指涉嫌造假，涉案值4448万元的国内第一彩票作弊大案“彩世塔”案被披露到爬上广告牌的小伙子刘亮牵出西安体彩宝马案。
2005年至2006年的审计报告中，彩票发行机构牵涉其中。2006年，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张伟华被移送司法机关。
2006年，中国彩票销售额超过800亿元，人均购彩超过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