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美化脑袋而戴帽子者，可能有，但并非普遍。而就大众而言主要还是御寒护体，以适应环境。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戴个帽子，照样可以护体，同样具有适应环境的功效。上世纪八十生代，虽然改革的春风已吹遍了中国大地，但“恐资病”仍然流行，私营企业虽然做为一种制度创新已粉墨登场，但人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于是一些私营企业便纷纷戴上“集体企业”的戴子。这样既便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税收、计划物资、经营环境等方面得到更多优惠，地方政府对这种现象更是推波助澜，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经营业绩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如果加上原来由集体创建，后来转让给私人，但集体招牌未解的企业，那个时候的私营企业可以占到当地乡镇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开始明确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这时这些私营企业才将帽子脱掉，开始以私营经济的本来面目在中国经济的大舞台上呼风唤雨。有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绩效做过这样的评价，中国改革的成效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一个迅速崛起的私营经济才是改革无可争议的成果。但当我们分享改革这一成果时，不能不赞赏当时那个帽子的神奇功效。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已在全社会形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在操作上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原有公有制企业的民营化改造；另一条途径就是大量新办私营企业的出现，地方政府已不再开办直接经营的企业。在这种改革的大背景下，企业便开始更换帽子，无论是哪种产权形式的企业，一律以戴上私有企业的帽子为荣。在这种帽子的掩饰下，从事着一些瓜分公有资产，侵吞公共资源的行为。例如，通过暗箱操作将公有企业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转售给利益相关人，使企业一夜之间戴上了私营企业的帽子，社会也就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有位专家对我国公有企业改制的本质有个表述，说这其实是政府与企业家的谈判，然而论人费解的是，政府和企业家是否能全权处理企业财产？我们看到的许多现象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在企业改制中往往博弈少共谋多。通过开办企业将公有财产据为己有；某些政府公务员以亲友的名义开办一家个体或私营企业，自己当幕后老板，主要是一些餐馆、休闲场所等，这里成了公款消费的主要场所，大量公款在这里消费，通过私营企业的帽子一装，这些公款就流入了私人腰包，这些企业被形象地称之为洗钱公司，其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对教育乱收费形成的公款和扶贫款的冲洗。还有一种形式是权力入股，在个体私营煤矿就有所谓的明股和暗股，暗股一般是企业送给有关公务员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方便，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企业有关公务员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大股东，通过这种方式公共权力就转化成了私人物品，这是煤矿安全问题如此难治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改革中曾经使用过的这两种帽子，前者是利用集体之名行个体私营之实，后者则是以“私有”作幌子侵吞公有资源，前者是一种制度创新，后者对社会却毫无进步意义可言，虽然有这种区别，但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人治而非法治的产物，因此，只要法制不健全，特别是有法不依，随着环境的变化，有关的帽子还会继续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