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科学当中，政治学最容易以外表迷惑人的思考。”——休谟
由于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我们对英国的产业革命(不译为“工业革命”更可明确产业、结构的变迁)主要持有两个负面印象：殖民掠夺和阶级压迫，马克思引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中的对话形象地说明随羊毛产业发达发生的“圈地运动”：“贵国的绵羊啊，依我看，本来是非常温顺的小动物，最近听说变得非常贪食凶暴，连人也吃咬起来，无论是田野、家房，还是城市，都被牠们侵食殆尽。”不过，英国虽然也出现了温期坦莱等“山岳派”平民阶层的代言人，却终以“光荣革命”完成政治上的改良，避免了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国民间的阶级斗争。这主要归功于以济贫法案为代表的、由教会等各种道德改进协会操办的慈善事业。1798年，萨利的一个国教小教区的牧师发表了一本事关人类前途(进而影响人类前途)的匿名小册子：《略论人口的原理——受葛德文、孔多塞等人的研究启示，论人口原理对于社会未来改进的影响》。五年以后，扩充了四倍的第二版以《论人口的原理——其对人类幸福的过去与现在的影响的考察，并附：关于我们将来消除或缓和人口带来的弊病的预想的研究》书名发表，作者的署名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一个济贫法案的强烈反对者。
与亚当·斯密(1723-90年)、罗伯特·欧文(1771-1853年)等一样，马尔萨斯(1766-1834年)也是力图改进人类社会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在此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由于从“下层民众中看到的贫穷以及上流阶层再三救济他们的努力的失败”导致他对人口问题进行考察：“人口(的增加)必须抑止在生活资料(的增加)的水准之下。”
马尔萨斯的时代，是英国产业革命激发起社会矛盾最激烈的时期，原始资本积累和饥荒同时压迫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使他们变为靠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欧洲各处战祸不断，各国政府都以增加人口来实行军备扩充和低廉劳动力的工场扩充的“富国强兵”政策(战争期间日本、苏联都奖励多生子女的母亲，并不是为了保证她们的子女的幸福，而是需要其为国家统治者卖命)，虽然，由于英国上流社会的同情心(布思就自费对伦敦的贫民区进行调查，向国会提交了十七卷的报告书)，颁布了济贫法案，但贫穷丝毫没有减少。
1793年，葛德文发表了《政治的正义与伦理，以及它们对幸福的影响的研究》(1797年又以《研究录》为名再次发表，直接启示了马尔萨斯)，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抨击现行的社会制度，认为以正义改进社会，就会消除一切罪恶和贫穷，以达到理性的人类社会的完全状态(如每天只工作半天等)。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化论》(1794年)中甚至预言人类可靠理性和科学的进步增长幸福到长寿不死的境地。今天看来，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先驱者们的伟大理想并非完全空想，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自身的命运(如最近的废止核武器、化学武器运动等等)，也同时逐步把空想变成了现实。当然，面对现实社会，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贫困都归于制度，如马克思关注经济关系，列宁、毛泽东专注国家政权一样，都是对于现实的非理性态度，但对于每一个可称为思想家或政洽家的个人而言，专注于复杂社会的某一侧面并对其加以考察、实证，就是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马尔萨斯与葛德文观点相反，认为贫困与罪恶来源于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的差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口问题与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他们的动机都在于社会的改进：(l)探索阻碍人类幸福的进步之原因，(2)探讨完全或部分消除这些原因的可能性。
《人口论》在马尔萨斯生前发行了六版，后几版都与第二版没有多大变化，第六版于1927年由神永文三首次完整地译为日文，由春秋社编为《世界大思想全集》丛书的第18册出版，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学术界在全面引进西方文明方面的努力。再看中国的“开放”，几乎只限于经济，略有涉及政治等方面的，也限于为国家权力效力(如甚么亨庭顿的新权威主义)或取悦大众的感官满足，特别在年轻的把“学术”作为生活手段的一代人中，很难有独立于金钱、权力或名利之外，认真思考中国及人类前途的学人。如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制约之大已是举世共睹的了，但从理论上全面认识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从马尔萨斯开始，就应该先把他的思想、著作翻译出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它的批判和吸收。
此书由四篇构成，第一篇“关于世界未开化社会以及过去社会的人口限制”分十四章展开讨论，可以很强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关于世界认识的局限和马尔萨斯认识论的偏颇以及殖民帝国主义、上流阶层观察人口问题时的矛盾：“地球上确实有许多地方还没有被耕作，住的人也很少，但把他们剿灭、饿死，或赶到山间去，又存在着道德上的问题那么，教育、启蒙他们吧，又要花长年累月的时间。……例如对于鞑靼人或黑人各种族的教育开化，花再长的时间也没有成功。”“以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中国与日本的知识，要想让它们的生产物增加一倍，无论其国人再勤勉也是不可能的。”同时也包括马尔萨斯对现实世界的人类生活的深切同情，他把自然对于人口制约，大致分为两种：预防的限制与积极的限制。对于前一种，主要从道德方面限制两性的结合，要求那些主观上(如私通)或客观上(如劳动者)不能扶养后代的人约束自己，而实际上，妇女的命运更不配扶养子女，例如土著民的寿命很短，“美洲土著许多种族里妇女的悲惨命运，仅用奴隶一词还不能言尽，妻子就如同牛马一样，男人每天过着安逸与享乐的生活，女人不断地从事劳役，女人对于男人的服伺却从来没有得到满足或感谢的回报。美洲有些地方，简直再残忍不过，母亲通常在生下女儿后，为了把婴儿从奴隶的命运上解放出来就把她杀掉了。”
读到这一点，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情形，马尔萨斯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罪恶不会消失(或者要经过很长的年代才能解决)所以才主张限制出生率的，其实与葛德文的提倡并没有矛盾。在积极的限制中，“所有不健康的职业，苛酷的劳动与寒暑气候，极端的贫乏，幼童的营养不良，大都市各种不节制、各种疾病与流行病、战争、温疫、饥馑，等等都算在其中。”也就是说，人类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再看一夫多妻制，“伊斯兰教遵奉默哈麦德的教诲，把多生子女作为荣耀上帝的人间义务，最终不得不采取一夫多妻的制度。”“幸好，与别的情形相同，个人利益(的自然发生)某种程度上匡正了立法者的愚昧。”总之，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说明了长期以来困扰世界的结果。
我们不能不感谢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心，他引用的那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例子以及其结果，很难说在今天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观。“这样奖励结婚的结果，分散了富人之间的财产，却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结婚对于贫民的结果，使劳动的报酬置于最低，把贫民的生活置于最低贱的命运之下。……到处都把食品对劳动的价格的比例置于贫民所能忍耐的最低程度。所以，他们像士兵那样过着大家族的共同生活，取得经营共同食堂的经济便宜，最大限度地勤俭节约。尽管如此，也只是摄取少量的植物性食品，至于动物食品，添上舌头的机会就很小、很少了。”“中国人非常勤勉耐劳，但他们的大多数人却非常贫穷困苦，有些人，因为买不起日常生活用品，不得不把子女拋弃街头。……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如此痛心的光景比比皆是。初看好像矛盾似的，却是绝对真事，即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却是所有国家中最贫乏最悲惨的国度。”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的物质基础，由于没有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对于世俗强权的崇拜，掌握或附属于国家强权就获得了一切，否则就一无所有，而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除了短暂的反对暴政皇帝期间外，基本上是为维护这个人压迫人制度欺骗民众的。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很难说有甚么改观。吾中华民族真正从知性上认识自身的状况，进而掌握自身命运的理性的培养，不可仅依靠知识分子阶层的自觉，尚有艰巨的时日历程。把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奉为国家宗教固然是政治的强权，而中国的学人为甚么不能提供超越马克思的哲学呢?在人口问题上，也很难从理论上超越马尔萨斯，“由奖励结婚增加的人口，不仅只是添加了所生人口的纯然穷困，也把他人所可能享受的部分幸福夺去了，除此无他。”
第二篇“近代欧洲各国的人口限制”十三章主要对挪威﹑瑞典、俄罗斯、瑞士、法兰西和英国的人口情况进行了考察，有许多珍贵的记载。“俄罗斯拥有莫大的天然资源，它的生产物今日处于超过消费量的状态，如果允许工业活动的自由化，并把产品开拓贩运到内地去的话，可以导致人口的惊人增加。在这里主要的妨碍在于封建制(勿宁说是农奴制)状态下必然伴随的无知与懒惰。俄罗斯贵族以自己的农奴所有数来计算财产，农奴没有安定的住居，随时可随家畜一样被买卖出去。”“我在彼得堡，对一贵族询问过他是如何管理某领地的，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调查过自己的领地是否被适当地耕种，因为那完全与他没有关系。……这种管理法只顾安逸和目前的利益，明显地牺牲了自己领地上的人口与收入的增加。”
英国的情况则预示看未来(即今天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某种倾向“主要是居住在都市里的上流阶层，因为容易与异性进行不义之交，往往失去了对结婚的兴趣，有些人认为成立家庭太花钱而失去欢乐机会，丧失了结婚的勇气。”今天，日本女性的生育率平均为1.53，已经成为关系到大和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不少人指出日本社会教育费太高，女性生孩子就得辞职等等社会制度的原因，表明人对自身的增加可以通过制度的改进而调节，似乎不必一味地强求国民的牺牲。另外，古希腊也提倡过以晚婚来节制生育，亚里士多德建议男子的结婚年龄定为37岁，柏拉图还设想过在小共和国中，与其通过战争失去优秀的公民，还不如用甚么方法消除劣等或不完全的公民。在这里已经涉及到人口问题中最大的伦理观，即所谓人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为了社会的全体利益”反对人权确实是反动透项。
第三篇“就人口原理产生的弊害对社会的提案以及各种可行的制度与手段”也由十四章构成，主要抨击孔多塞、葛德文和济贫法案的空想虚无性。葛德文把人类的贫穷和罪恶都归于社会制度，特别是私有制﹕“压制根性、奴隶根性、诈骗根性等等，都是由传统的财产管理方式直接派生出来的，它们必然构成人类知性进步的大害，嫉妒、恶意、报复等等的恶德必然伴之产生。”“只依据理性和信念的社会改进，一定比靠强权维持的社会变革更持续长久，尊重个人的判断而不加以限制的主张，一定能战胜把所有个人变为一种社会奴隶的制度。”“孩子属于谁，也不是甚么大问题。”马尔萨斯也认识权力的侵略本质，并不是国家主义者，当然没有反对这种共产主义平等观本身，对于欧文在纺织工场中限制童工的劳动时间和年龄的博爱精神也抱有衷心的敬意，但他指出：(1)这种共产主义的平等观不利于人们克服懈怠的弊病，(2)在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资科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取消了私有制后还没有达到对子女扶养的道德义务之前，人类可能首先在贫穷和不幸中没落下去了!欧文的大家族生活方式的失败即在于此，都是由于没有考虑到人口原理的缘故。
马尔萨斯也提到了移民，“欧洲的列强投下很多国家财政或民间资本制造殖民地每每失败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母国适应的道德习惯和技术，大多在新殖民地不适用，也经不起环境的变化。”关于济贫法案，马尔萨斯暴露其上层出身的阶级局限性，认为：(1)它没有增加食物只是增加了人口，特别通过法律形式使那些无力养家的贫民结婚育子，再生产出消费人口，看看工场里的童工吧!这样的人还不如不出生为好；(2)把对社会有价值的部分人的生活资料分配给并非很有价值的人，使得贫民安心、救贫院的生活不再勤勉独立，所以，他建议设立期限，逐步取消济贫法案。到此，葛德文兴许会反驳说﹕如果英国社会真正消除了社会的不平等罪恶，即真正能保证公平分配，他也不至于强烈地支持济贫法案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为止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制度的罪恶，有些人生而荣华，有些人生为奴隶不值一钱。
斯密说：如果中国改变法律和制度(实行“改革”)，与外国展开贸易(实行“开放”)就一定会成为富国。马尔萨斯不认为如此，他进而批判欧洲那些以增加人口(或单纯贸易)来达到富国强兵的政策(或经济学家、政客)。未耕地的开拓、贸易的增加只是带来上流阶层的富裕，对于贫民而言，他们生活的短暂改善立即被新增加的人口抵消了。
第四篇“关于消除或缓和人口原理带来的弊害的将来预测”也由十四章组成，主要就道德的抑制和贫民生活改善，继第三篇进一步展开论述，强调真正希望改善贫民处境的人，就是要使劳动的价格高于食物价格(的上升)，使劳动者可以购买较以前为多的生活必需和娱乐品，同时也要像古罗马那样，养成尊尚独身妇女等等的风俗，因为太多的没有爱的婚姻，只是增加社会的负担而已。马尔萨斯把其人口理论推到极端，“对于私生儿，绝不该承认教区的补助申请权，完全应该委托给个人的慈善。……婴儿相对而言于社会的价值较少，因为他们的缺乏很容易得到补充，……社会不对其负保护的义务。”这恐怕是马尔萨斯遭到人们反感的最关键之处。确实，马尔萨斯蔑视人权的字眼儿，与其着眼个人，更偏重从“国家全体”来理解社会，所以，如果专制社会能够达到代议制政治制度下同样幸福(这种是否“同样”的判断标准当然在国家权力手中!)又能保障社会的安定，就不必勉强去追求自由政治了。“所有政治上的改良进步，都是经由有教养的人手的，这些人当然是从有产阶级中出现的。”“贫民决不是梦想家，他们不知道苦难的原因却知道痛苦的现实。如果上层阶级把这些原因适当地说明清楚，他们的痛苦中哪些是政治制度原因，哪些是与政治无关的原因，下层民众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频繁的不平不满了吧!即使发生，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恐怖，……英国的宪法，就可以防止渐次的破坏而在必要的时候达到渐进的改革。”唉!就是有那么点偏爱改良、渐进的毛病，蔑视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伟大意义。
历史中出现的相似之处表现了历史的必然，中国能够避免苏联“八月政变”那样的法国大革命性的政权激变，而沿着与英国改良相近的道路变化兴许是历史的必然。马尔萨斯的名字虽然被中国的政府权力所不容，他考察过的人口问题和许多提议却正成为中共政权的政策。但不可忘记，我们一方面敦促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变得聪明一点的同时，也要提倡建立社会改进的道德机制，才能解决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所有中国的社会问题。
写于静冈县三岛市，1993.1.14-15
由于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我们对英国的产业革命(不译为“工业革命”更可明确产业、结构的变迁)主要持有两个负面印象：殖民掠夺和阶级压迫，马克思引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中的对话形象地说明随羊毛产业发达发生的“圈地运动”：“贵国的绵羊啊，依我看，本来是非常温顺的小动物，最近听说变得非常贪食凶暴，连人也吃咬起来，无论是田野、家房，还是城市，都被牠们侵食殆尽。”不过，英国虽然也出现了温期坦莱等“山岳派”平民阶层的代言人，却终以“光荣革命”完成政治上的改良，避免了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国民间的阶级斗争。这主要归功于以济贫法案为代表的、由教会等各种道德改进协会操办的慈善事业。1798年，萨利的一个国教小教区的牧师发表了一本事关人类前途(进而影响人类前途)的匿名小册子：《略论人口的原理——受葛德文、孔多塞等人的研究启示，论人口原理对于社会未来改进的影响》。五年以后，扩充了四倍的第二版以《论人口的原理——其对人类幸福的过去与现在的影响的考察，并附：关于我们将来消除或缓和人口带来的弊病的预想的研究》书名发表，作者的署名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一个济贫法案的强烈反对者。
与亚当·斯密(1723-90年)、罗伯特·欧文(1771-1853年)等一样，马尔萨斯(1766-1834年)也是力图改进人类社会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在此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由于从“下层民众中看到的贫穷以及上流阶层再三救济他们的努力的失败”导致他对人口问题进行考察：“人口(的增加)必须抑止在生活资料(的增加)的水准之下。”
马尔萨斯的时代，是英国产业革命激发起社会矛盾最激烈的时期，原始资本积累和饥荒同时压迫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使他们变为靠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欧洲各处战祸不断，各国政府都以增加人口来实行军备扩充和低廉劳动力的工场扩充的“富国强兵”政策(战争期间日本、苏联都奖励多生子女的母亲，并不是为了保证她们的子女的幸福，而是需要其为国家统治者卖命)，虽然，由于英国上流社会的同情心(布思就自费对伦敦的贫民区进行调查，向国会提交了十七卷的报告书)，颁布了济贫法案，但贫穷丝毫没有减少。
1793年，葛德文发表了《政治的正义与伦理，以及它们对幸福的影响的研究》(1797年又以《研究录》为名再次发表，直接启示了马尔萨斯)，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抨击现行的社会制度，认为以正义改进社会，就会消除一切罪恶和贫穷，以达到理性的人类社会的完全状态(如每天只工作半天等)。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化论》(1794年)中甚至预言人类可靠理性和科学的进步增长幸福到长寿不死的境地。今天看来，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先驱者们的伟大理想并非完全空想，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自身的命运(如最近的废止核武器、化学武器运动等等)，也同时逐步把空想变成了现实。当然，面对现实社会，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贫困都归于制度，如马克思关注经济关系，列宁、毛泽东专注国家政权一样，都是对于现实的非理性态度，但对于每一个可称为思想家或政洽家的个人而言，专注于复杂社会的某一侧面并对其加以考察、实证，就是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马尔萨斯与葛德文观点相反，认为贫困与罪恶来源于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的差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口问题与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他们的动机都在于社会的改进：(l)探索阻碍人类幸福的进步之原因，(2)探讨完全或部分消除这些原因的可能性。
《人口论》在马尔萨斯生前发行了六版，后几版都与第二版没有多大变化，第六版于1927年由神永文三首次完整地译为日文，由春秋社编为《世界大思想全集》丛书的第18册出版，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学术界在全面引进西方文明方面的努力。再看中国的“开放”，几乎只限于经济，略有涉及政治等方面的，也限于为国家权力效力(如甚么亨庭顿的新权威主义)或取悦大众的感官满足，特别在年轻的把“学术”作为生活手段的一代人中，很难有独立于金钱、权力或名利之外，认真思考中国及人类前途的学人。如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制约之大已是举世共睹的了，但从理论上全面认识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从马尔萨斯开始，就应该先把他的思想、著作翻译出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它的批判和吸收。
此书由四篇构成，第一篇“关于世界未开化社会以及过去社会的人口限制”分十四章展开讨论，可以很强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关于世界认识的局限和马尔萨斯认识论的偏颇以及殖民帝国主义、上流阶层观察人口问题时的矛盾：“地球上确实有许多地方还没有被耕作，住的人也很少，但把他们剿灭、饿死，或赶到山间去，又存在着道德上的问题那么，教育、启蒙他们吧，又要花长年累月的时间。……例如对于鞑靼人或黑人各种族的教育开化，花再长的时间也没有成功。”“以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中国与日本的知识，要想让它们的生产物增加一倍，无论其国人再勤勉也是不可能的。”同时也包括马尔萨斯对现实世界的人类生活的深切同情，他把自然对于人口制约，大致分为两种：预防的限制与积极的限制。对于前一种，主要从道德方面限制两性的结合，要求那些主观上(如私通)或客观上(如劳动者)不能扶养后代的人约束自己，而实际上，妇女的命运更不配扶养子女，例如土著民的寿命很短，“美洲土著许多种族里妇女的悲惨命运，仅用奴隶一词还不能言尽，妻子就如同牛马一样，男人每天过着安逸与享乐的生活，女人不断地从事劳役，女人对于男人的服伺却从来没有得到满足或感谢的回报。美洲有些地方，简直再残忍不过，母亲通常在生下女儿后，为了把婴儿从奴隶的命运上解放出来就把她杀掉了。”
读到这一点，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情形，马尔萨斯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罪恶不会消失(或者要经过很长的年代才能解决)所以才主张限制出生率的，其实与葛德文的提倡并没有矛盾。在积极的限制中，“所有不健康的职业，苛酷的劳动与寒暑气候，极端的贫乏，幼童的营养不良，大都市各种不节制、各种疾病与流行病、战争、温疫、饥馑，等等都算在其中。”也就是说，人类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再看一夫多妻制，“伊斯兰教遵奉默哈麦德的教诲，把多生子女作为荣耀上帝的人间义务，最终不得不采取一夫多妻的制度。”“幸好，与别的情形相同，个人利益(的自然发生)某种程度上匡正了立法者的愚昧。”总之，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说明了长期以来困扰世界的结果。
我们不能不感谢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心，他引用的那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例子以及其结果，很难说在今天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观。“这样奖励结婚的结果，分散了富人之间的财产，却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结婚对于贫民的结果，使劳动的报酬置于最低，把贫民的生活置于最低贱的命运之下。……到处都把食品对劳动的价格的比例置于贫民所能忍耐的最低程度。所以，他们像士兵那样过着大家族的共同生活，取得经营共同食堂的经济便宜，最大限度地勤俭节约。尽管如此，也只是摄取少量的植物性食品，至于动物食品，添上舌头的机会就很小、很少了。”“中国人非常勤勉耐劳，但他们的大多数人却非常贫穷困苦，有些人，因为买不起日常生活用品，不得不把子女拋弃街头。……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如此痛心的光景比比皆是。初看好像矛盾似的，却是绝对真事，即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却是所有国家中最贫乏最悲惨的国度。”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的物质基础，由于没有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对于世俗强权的崇拜，掌握或附属于国家强权就获得了一切，否则就一无所有，而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除了短暂的反对暴政皇帝期间外，基本上是为维护这个人压迫人制度欺骗民众的。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很难说有甚么改观。吾中华民族真正从知性上认识自身的状况，进而掌握自身命运的理性的培养，不可仅依靠知识分子阶层的自觉，尚有艰巨的时日历程。把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奉为国家宗教固然是政治的强权，而中国的学人为甚么不能提供超越马克思的哲学呢?在人口问题上，也很难从理论上超越马尔萨斯，“由奖励结婚增加的人口，不仅只是添加了所生人口的纯然穷困，也把他人所可能享受的部分幸福夺去了，除此无他。”
第二篇“近代欧洲各国的人口限制”十三章主要对挪威﹑瑞典、俄罗斯、瑞士、法兰西和英国的人口情况进行了考察，有许多珍贵的记载。“俄罗斯拥有莫大的天然资源，它的生产物今日处于超过消费量的状态，如果允许工业活动的自由化，并把产品开拓贩运到内地去的话，可以导致人口的惊人增加。在这里主要的妨碍在于封建制(勿宁说是农奴制)状态下必然伴随的无知与懒惰。俄罗斯贵族以自己的农奴所有数来计算财产，农奴没有安定的住居，随时可随家畜一样被买卖出去。”“我在彼得堡，对一贵族询问过他是如何管理某领地的，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调查过自己的领地是否被适当地耕种，因为那完全与他没有关系。……这种管理法只顾安逸和目前的利益，明显地牺牲了自己领地上的人口与收入的增加。”
英国的情况则预示看未来(即今天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某种倾向“主要是居住在都市里的上流阶层，因为容易与异性进行不义之交，往往失去了对结婚的兴趣，有些人认为成立家庭太花钱而失去欢乐机会，丧失了结婚的勇气。”今天，日本女性的生育率平均为1.53，已经成为关系到大和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不少人指出日本社会教育费太高，女性生孩子就得辞职等等社会制度的原因，表明人对自身的增加可以通过制度的改进而调节，似乎不必一味地强求国民的牺牲。另外，古希腊也提倡过以晚婚来节制生育，亚里士多德建议男子的结婚年龄定为37岁，柏拉图还设想过在小共和国中，与其通过战争失去优秀的公民，还不如用甚么方法消除劣等或不完全的公民。在这里已经涉及到人口问题中最大的伦理观，即所谓人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为了社会的全体利益”反对人权确实是反动透项。
第三篇“就人口原理产生的弊害对社会的提案以及各种可行的制度与手段”也由十四章构成，主要抨击孔多塞、葛德文和济贫法案的空想虚无性。葛德文把人类的贫穷和罪恶都归于社会制度，特别是私有制﹕“压制根性、奴隶根性、诈骗根性等等，都是由传统的财产管理方式直接派生出来的，它们必然构成人类知性进步的大害，嫉妒、恶意、报复等等的恶德必然伴之产生。”“只依据理性和信念的社会改进，一定比靠强权维持的社会变革更持续长久，尊重个人的判断而不加以限制的主张，一定能战胜把所有个人变为一种社会奴隶的制度。”“孩子属于谁，也不是甚么大问题。”马尔萨斯也认识权力的侵略本质，并不是国家主义者，当然没有反对这种共产主义平等观本身，对于欧文在纺织工场中限制童工的劳动时间和年龄的博爱精神也抱有衷心的敬意，但他指出：(1)这种共产主义的平等观不利于人们克服懈怠的弊病，(2)在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资科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取消了私有制后还没有达到对子女扶养的道德义务之前，人类可能首先在贫穷和不幸中没落下去了!欧文的大家族生活方式的失败即在于此，都是由于没有考虑到人口原理的缘故。
马尔萨斯也提到了移民，“欧洲的列强投下很多国家财政或民间资本制造殖民地每每失败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母国适应的道德习惯和技术，大多在新殖民地不适用，也经不起环境的变化。”关于济贫法案，马尔萨斯暴露其上层出身的阶级局限性，认为：(1)它没有增加食物只是增加了人口，特别通过法律形式使那些无力养家的贫民结婚育子，再生产出消费人口，看看工场里的童工吧!这样的人还不如不出生为好；(2)把对社会有价值的部分人的生活资料分配给并非很有价值的人，使得贫民安心、救贫院的生活不再勤勉独立，所以，他建议设立期限，逐步取消济贫法案。到此，葛德文兴许会反驳说﹕如果英国社会真正消除了社会的不平等罪恶，即真正能保证公平分配，他也不至于强烈地支持济贫法案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为止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制度的罪恶，有些人生而荣华，有些人生为奴隶不值一钱。
斯密说：如果中国改变法律和制度(实行“改革”)，与外国展开贸易(实行“开放”)就一定会成为富国。马尔萨斯不认为如此，他进而批判欧洲那些以增加人口(或单纯贸易)来达到富国强兵的政策(或经济学家、政客)。未耕地的开拓、贸易的增加只是带来上流阶层的富裕，对于贫民而言，他们生活的短暂改善立即被新增加的人口抵消了。
第四篇“关于消除或缓和人口原理带来的弊害的将来预测”也由十四章组成，主要就道德的抑制和贫民生活改善，继第三篇进一步展开论述，强调真正希望改善贫民处境的人，就是要使劳动的价格高于食物价格(的上升)，使劳动者可以购买较以前为多的生活必需和娱乐品，同时也要像古罗马那样，养成尊尚独身妇女等等的风俗，因为太多的没有爱的婚姻，只是增加社会的负担而已。马尔萨斯把其人口理论推到极端，“对于私生儿，绝不该承认教区的补助申请权，完全应该委托给个人的慈善。……婴儿相对而言于社会的价值较少，因为他们的缺乏很容易得到补充，……社会不对其负保护的义务。”这恐怕是马尔萨斯遭到人们反感的最关键之处。确实，马尔萨斯蔑视人权的字眼儿，与其着眼个人，更偏重从“国家全体”来理解社会，所以，如果专制社会能够达到代议制政治制度下同样幸福(这种是否“同样”的判断标准当然在国家权力手中!)又能保障社会的安定，就不必勉强去追求自由政治了。“所有政治上的改良进步，都是经由有教养的人手的，这些人当然是从有产阶级中出现的。”“贫民决不是梦想家，他们不知道苦难的原因却知道痛苦的现实。如果上层阶级把这些原因适当地说明清楚，他们的痛苦中哪些是政治制度原因，哪些是与政治无关的原因，下层民众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频繁的不平不满了吧!即使发生，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恐怖，……英国的宪法，就可以防止渐次的破坏而在必要的时候达到渐进的改革。”唉!就是有那么点偏爱改良、渐进的毛病，蔑视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伟大意义。
历史中出现的相似之处表现了历史的必然，中国能够避免苏联“八月政变”那样的法国大革命性的政权激变，而沿着与英国改良相近的道路变化兴许是历史的必然。马尔萨斯的名字虽然被中国的政府权力所不容，他考察过的人口问题和许多提议却正成为中共政权的政策。但不可忘记，我们一方面敦促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变得聪明一点的同时，也要提倡建立社会改进的道德机制，才能解决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所有中国的社会问题。
写于静冈县三岛市，1993.1.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