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倾向上的城市本位主义则更多地从阶级认识立场出发的，即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决定了作为工人阶级集中地的城市在党的决策中占有比农村更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倾向，从理论基源上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农民落后性的分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农民划入中间等级，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共产党宣言》，第38页，人民出版社）。虽然毛泽东的伟大的革命思想创造就在于他看到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并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其革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以夺取城市的胜利为胜利，农村只是用以解放城市的必经道路，由此观之，早在革命战争时期，这样的城市本位主义、农村服务城市的思维就已经存在。

　　毛泽东于1953年9月1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梁溯溟的争论中讲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王鹤滨：《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第39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这里反映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惜牺牲农民利益用以促进工业发展的中国式理论。"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上，他讲了许多话，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这方面他在四十年代讲的许多话，有助于反驳认为毛泽东是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是"完全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农民"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页，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是深刻地认识到工人、工业、城市的先进性和农民、农业、农村的局限性，所以坚定地推行牺牲农业促进工业、以农村支援城市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构建了城乡二元体制模式。"当我国选择了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为了既能稳定地获取工业发展所需要的食品、原料和原始资本积累，又能将大量的农业人口限制在农村，国家先后对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改造，对城乡实行高度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同时又对市场要素进行垄断和控制"（马晓河：《结构转换与农业发展》，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