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似乎是美国的专利，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普遍自由却是相当苛刻的、压制的。在美国的“建国之父”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将军、商人、律师和政治家， 出身低微的托马斯·潘恩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实际上，比起绝大多数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逃税）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富贵人物，只有潘恩通过他的《常识》等简明扼 要的宣传才使得“并非不可能”的美国独立愿望成为不可避免、无可阻挡的现实要求。独立后的美国却阻挠潘恩返回美国，表明美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对于“建国之 父”也并不是自由的，更不用说对于黑人奴隶和没有选举权的妇女了。实际上，美国的自由是在美国独立以后伴随着各种斗争逐渐扩展并巩固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内 战（南北战争）、民权运动外，至今受到压制的无政府主义也贡献巨大并做出了非凡的牺牲。
十 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活跃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移民团体，但直到1892年5月发生在匹兹堡的数千名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罢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恶爱玛”推向了全美 乃至世界斗争舞台。为了筹款，爱玛不惜出卖肉体，而柏克曼的廉价手枪未能置卡内基公司总裁于死地，也使自己幸免于死刑。
比 起在爱玛影响下铤而走险枪杀麦肯莱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Czoglosz ，柏克曼认为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经济利益斗争中采取直接的行动“宣传”）。从原则上讲，无政府主义既然以废除所有强制支配形式（其顶点 是国家权力）为志向，也就自然地当以和平为手段。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实行初步民主（选举）的国度中，总统只不过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的个人人身不值得 成为斗争的对象。然而，这也不能绝对地排除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以牺牲个人去“替天行道”。例如，刺杀沙皇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体，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无政 府主义运动的目标。这个理由其实很简明：比较起后来的俄国内战、“阶级斗争”、“肃反”等大规模暴力事件来，刺杀统治阶级最高执行者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或代 价甚微，而道德感召力更大。事实上，没有刺杀沙皇的壮举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开端。
柏 克曼和爱玛的热血应该说比较接近以上刺杀沙皇的道理。那个接替卡内基担任公司总裁的“无名之徒”（按照爱玛的话说，这家伙居然成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标， 真是三生有幸）有权直接决定数千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小的经济命运，他把工人们全部解雇并赶出了工人住宅。这一切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同时也警告整个贪婪无 厌的美国资产阶级。既然美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执行这种正义，柏克曼“以身试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柏克曼特别慎重以免误伤其他任何人，任自己被警卫毒打也 不还手。
他们认为自己是“自作自受”，政 府不应该由此迫害没有直接参与行动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无政府主义者一贯的善良天性，同时也暴露出其政治弱点。实际的情况是：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除 了对美国公民的压制外，对每一个进入美国的移民如同对纳粹分子、恐怖分子一样，一律警告说：无政府主义者不得入内！当然，任何选择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人，谁 会责怪那些被送上绞刑架、送进监狱的同志“连累”了自己呢？（注２）
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对立已久的两大潮流——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克鲁包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自杀，促成了列宁 —托洛茨基共产主义派别的兴起与胜利。在美国受到压迫的无政府主义此时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美国参战。柏克曼和爱玛等在战争期间被投入监狱并于“结束 所有战争的战争”结束后被驱逐出他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注3），再次证明美国的所谓自由，并不如其宪法所宣称的：“保护所有身在美国的人”。（注 4）
柏克曼和爱玛在美国监狱中，已经接收 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报告，但他们坚持为布尔什维克辩护，认为在帝国主义围攻条件下，列宁—托洛茨基的“暂时措施”即红色恐怖是正当的。他们充满希 望地回到革命已经成功的祖国俄罗斯。在回国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拒绝相信自己的感官：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革命党人被处决、流放、监禁，列宁把言论自由嘲 笑为资产阶级的特权，等等。直到克龙施塔特（Kronstadt）水兵事件才彻底击碎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幻想。
被 托洛茨基称为“俄国革命的光荣与骄傲”的克龙施塔特水兵在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时保护了他们，在十月革命中执行托洛茨基的苏维埃革命军事 委员会的命令，果断炮轰冬宫，直接摧毁了临时政府。他们也通告美国政府，并包围美国大使馆，促使美国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柏克曼。所以，当列宁、托洛茨基拒绝 克龙施塔特水兵的民主要求、并通牒他们缴械投降遭到拒绝时，柏克曼呼吁双方冷静并力图调解。列宁、托洛茨基哪能允许任何人用枪杆子向他们提条件呢？你柏克 曼只不过是一个流亡人士，哪里有资格调解布尔什维克专政的铁拳？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伤害他们，把他们礼送出俄国就算是客气的了。
1918 年当爱玛仍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时候，惊愕地听到她视之为“俄罗斯革命之母”的老太太Breshkovskaya再访美国期间在名流聚汇的卡内基大厅抨击新 兴的布尔什维克政权。1921年12月，爱玛和柏克曼黯然离开革命胜利后的俄罗斯，还得承受正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共产主义运动（注5）的责难。据伯特兰·罗 素回忆，当爱玛刚抵达伦敦时，各进步团体为她组织盛大的欢迎会，但会后死一般的沉静，没人再理会她了。谁愿意听到一个象征自由、正义的声音责难正处于内战 之中的新生革命政权呢？柏克曼和爱玛现在明白了：他们在美国监狱中的时光才是最幸福的人生。他们的生命正是在芝加哥“干草市场”殉难的无政府主义烈士生命 的延续而已。
只要这个世界尚有一个奴隶存在，这个世界就是奴隶制世界。同样，只要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人没有政治自由，这个社会就不配“自由社会” 的称呼。
注2： 当我今年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拒绝成为（任何）一国公民的权利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我来美后的活动），我庆幸自己在美国的十年没有浪费。如果连联邦调查局对 我都不屑一顾的话，也许我会怀疑我参与的那些追求中国民主、抨击日本右倾·军国主义政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可能没有多大的价值。
注3：从美国的移民法角度看，爱玛的第一次婚姻是与美国公民结婚，早已成为美国公民。但联邦调查局为了驱逐爱玛，干脆将已经失踪的爱玛前夫的美国国籍也取消。而美国的最高法院仍然拒绝上诉。柏克曼则一直是“外国移民”身份。
注4：日本的宪法倒是赤裸裸的，没有这个遮丑布：它只保护“日本国民”。连日本共产党的章程也写明只接纳“日本国民”。
注5：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诞生才刚刚开始。
[参考资料]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Alexander Berkman, “Kronstadt: The Final Act in Russian Anarchism,” from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Dell Publishing, 1964.
Alexander Berkman,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from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Bantam Books, 1971.
赵 京
 2005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56周年华诞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