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在东乡平八郎看来，即使中国人有了“吉野”这样的巡洋舰，也不会在这场海上争霸中取胜。

   刘步蟾的这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虽是武士出身，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略知一二。他发现在中国人的传统性格中，“守业”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缺乏攻击意识和开拓精神，缺乏一种向外的张力，他们自以为是，易于满足。秦始皇虽然纵横六合，但他建造的长城，与农夫的篱笆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的院子大一点而已。

   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技术。作为日本海军的次帅，他对中国航海史有过认真的研究。他甚至读过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这些古老的航海著作。这些书籍培养了他对海洋的兴奋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远航能力的国家。三宝太监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的高潮段落。永乐三年(公元一四○五年)的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桅杆像森林一样密集，六十二艘巨轮，共同拼接成一个缩小的王朝，一座漂移的城市。有二万七千八百人参与了这次航行。东乡在少年时代就无数次地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一员，哪怕是一名最普通的水手。水手这个职业，可以同时满足一个男人的虚荣心和好奇心。在船上，最无用的是时间最有用的也是时间。一方面，大海似乎比时间更加浩瀚，它能将时间溶解掉，把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不动声色地消解；另一方面，时间在每一分钟都改变着现实的局面，给人带来新鲜的刺激和享受。船上的瓷器、丝绸、铜器、金银，闪耀着十五世纪的光泽，令人迷醉。此后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的船队先后七次出洋，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抵达了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宗教圣地麦加。这些航行比哥伦布、达·伽马早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船只全部“国产”，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可容一千人，它的密封舱设计比欧洲早了五百年，一九○五年首航的泰坦尼克号上，西方人才掌握了这项技术。

   然而独步世界的先进技术并没有培养起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尽管三宝太监的航海日志准确地勾画了世界的面容，用清晰的实线将想象中断开的部分连结起来，但宫殿中的皇帝仍然固执地沉醉在自己编制的谎言中，认为自己守着的这块土地是中央之国，而其他皆为蕃邦，穷乡僻壤，他们向天朝大国进贡是天经地义，而为他们带去各种宝物，仅仅是展现一下大明帝国的威仪和风范。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实际上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部分。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治，是秩序。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设计的。然而这一切只在中国有效。当中国的统治者们一厢情愿地试图以此来覆盖世界，他们就会遇到麻烦。当然这样的麻烦不会很快显现出来，他们可以暂时维持住这个虚构的秩序，在想象中让世界臣服于自己脚下，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的主人，像永恒的太阳，居于世界的中心，用仁德的光芒来照耀世界。皇帝在御花园的阳光和琴瑟之声里做着温暖的梦，中国却与世界擦肩而过。儒家文化不可能孕育出平等精神和开放精神。当世界因地理大发现而日益连接成一个整体，中国的皇帝却在向远方投下轻蔑的一瞥之后，倦怠地关上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漫长的海岸线最终成为一条坚固的绳索，捆住了中国的手脚。

   然而，在虚构之外，在人类的森林里，生存竞争正在真实地展开。郑和的船队带来了帝国的文明和荣耀，而哥伦布的船队带来的却是枪炮和死亡。在哥伦布身后，一个疯狂的殖民时代滚滚而来。世界开始重新冼牌，并最终以全新的序列排列出来。与儒家文化平行的，是另一套法则，很久以后，一种名为进化论的理论暗合了这套法则，那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进化论取消了弱者生存的理由。它违背人性，却使世界始终处在活力无限的变迁之中。当航海技术实现了殖民国家的原始积累，它们终于向中国皇帝虚妄的家长角色发出了挑战。他们用他们的法则来教训儒家文化了。

   东乡平八郎痴迷于中国文化，但他却相信西方的法则。武士道精神越来越紧地与这套法则纠结在一起，构成了他与同学刘步蟾的主要差别。刘步蟾是为了忠，作为秩序中的一环，腐烂不堪的皇帝(实际上是皇太后)成了他赴死的理由；而东乡则成为强者，为了获得主宰的权力和快感，他一直渴望着与中国这头笨重的大象对抗。他看出了中国文化庄严华贵的版图上残缺的一角，从那一天起，他就看到了自己的胜利。

   秩序的死板和荒诞消解着英雄的悲剧。现实的政治秩序为中国海军的第一次阅兵安排了一个奇怪的仪式：一个上无胡须、下无阳具的大太监(李莲英)，竟然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站立在检阅台中央!这一幕发生在一八八六年的黄海上。这一细节令东乡和他的同僚们大笑不止，在他眼中，实在是对封建帝国面临正在逼近的海洋文明的尴尬处境的一种精辟的图解。他时常将这个典故挂在嘴边，来培养他的兵士们对那个巨大的敌人的蔑视。他甚至在刘步蟾来访时当面表达了这种蔑视，因为他已经毋须考虑后果了。

   英国炮船的光临废除了万里长城的用途，这条工时高达两千多年的军事设施，在关键时刻沦为一堆巨大的垃圾。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危险会来自海上。既然自己不出去，人家早晚会进来。于是中国人慌忙在袒露已久的海上筑起防护墙，然而他们的能力也仅限于沿海修筑炮台，在东乡看来，它们依旧是为守，而不是为攻。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篱笆，充其量只更换了一个场所。中国人希望借此来守住自己的土地，如同一个虚弱的有钱人试图守住自己的财产。为此他们开始关注西方的技术，关注器具的进化，并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思路：中体西用、以夷制夷，他们至今未曾发现自己失败，是由血缘里那千年不散的遗传基因所致。

   东乡平八郎很早就开始对中国的军事建设进行研究。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其中与强悍坚毅的表情不相符的部分。中国固然不乏英雄，但他们的鲜血在很大程度上被错误所抵消。他们大都“望洋兴叹”，对那深不可测的海洋充满畏惧。海岸线止住了他们的脚步和目光，成为他们精神的边界。于是，从旅顺口、大沽口、吴淞口到虎门栅，无数的大炮，成为看家护院的忠诚的家丁。林则徐也曾买过船，跟英国人交手的时候，他向美国军火商订购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剑桥号”(Combridge)，并装上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他的意图却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他没有将这条战船开到海上，而是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结果被英国海军俘虏，连船带炮开走，炮头一掉，轻而易举地惩罚了它昔日的主人。

   由此他大体了解了中国军事将领的思路。再先进的武器，也终将沦为中国官僚保守意识的陪葬品。所以，日中海军初次交火的“丰岛之战”(公元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后，李鸿章要求我舰退避游弋于威海卫、旅顺口至鸭绿江口一线，不许越境御敌，以保存实力，与东乡的判断完全吻合。

   “当我们把豹关在笼子里，剥除了它的外在速度，就等于剥除了一切，因为豹子的生命就在于体现速度精神。”(周晓枫：《它们》，见《鸟群》，第六十一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年版)但是，中国的官员们却执意将豹子当作蜗牛，将枪炮当成高雅的陈列品。海洋永远是冒险家真正的乐园，它需要勇士和赌徒，惟独不需要懦夫和官僚。

   中国人可以成为陆地上的英雄，却是海上的弱者。当海上在一夜之间充满了海盗狰狞的面孔，用精致的骨牌搭建的秩序世界就会轰然倒塌。

   中国人在劫难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