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风云(三)


 

   忘记了我是在哪一年去的刘公岛。是一个夏天,去威海度假。一个多小时的行船,把我们送到刘公岛。船上的嗽叭里播放着蔡琴的歌,像一团薄雾在水面上飘。我走到甲板上,倚靠着栏杆,试图想象当年海上作战的景象。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黄海航行,接近这一片海域的时候,也曾做着同样的事情。对历史的一往情深使我对遗迹一类的场所格外敏感。历史作为时间已经永远消逝,那么,作为空间,它是否会留下呢?当时间稀释着事件的蛛丝马迹,我们可否从空间中得到某些细微的暗示?如今的人们只能从地理意义上寻求历史发生的证据。有时,考古学家们悉心考证和挖掘出的古代器具残片,会成为他们读懂岁月谜语的惟一符号,但更多的时候,连空间上的确认都是艰难的。人们可以清晰地描述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却无从确认它发生的地点,不知这是前人的悲哀还是后人的悲哀。岁月在拒绝我们的追忆,阻止我们知道应该知道的事物。但是我想,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消匿于时间之海,站在天地间,如果我们不过分愚钝,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从远古传来的信息。

   战场在东边。刘公岛是指挥部,离战场还远。即使那一次海上夜航,也远没有接近事件的发生地点。大海在天空下泛着幽黑的光,像墨汁一样,涂抹和掩盖着历史的字迹。即使是历史学家,也只能大概说出黄海海战的大致位置,而不可能描述出每只舰艇在每一分秒的准确轨迹。历史是不可复制的,像昙花一现,所以历史才可贵。然而,我却觉得无边的海水实际上就是历史的导体,翻卷的海浪就像喋喋不休的述说,每一句话都能翻译成历史的语言,把我们同百多年前那些埋葬在大海深处的人们联系起来。大海无边,没有细节,又充满细节。

   关于提督衙门这座建筑,我的印象已经淡薄,惟一没有被记忆融化的,是衙门口那个书写着“海军公所”四个字的横匾。在上岸的红男绿女的嘈杂说笑中,我盯着那块匾额望了好久,这四个字写得那么厚拙朴实,又那么因它的庄严而在这浮躁的尘世倍显孤独,像苍茫的海上四个无助的水手。我记得衙门有很多进大门,一层一层,永远走不完。仿佛一卷古书,前面有很多扉页,一张张翻过去,才读到它的正文。

   这座威仪的建筑被茫茫的大海围绕着,构成岁月中的坚硬部分,拒绝着溶解。这似乎暗示着它当时的处境。在那个糜烂的王朝,这里几乎成为英雄栖息的最后领地。在战争的前沿,他们的每个夜晚都是危险的,他们不但面临前方的凶险,更要防范背后的暗算,大海的每一个漩涡都可能成为埋藏英雄的墓地。与这里相比,皇宫的夜晚则安详得多。宫廷里缭绕的烟香气酒气和脂粉气,是太后与宠臣们对于世界的全部认识。他们的边疆不是那乏味的大海而只是一道深红的宫墙。只要保住这道宫墙,他们什么都不在乎,而英雄在他们毫无感觉的睡眠中满怀悲壮的死亡。对于统治者,这也仅仅意味着事后在文辞华丽的诏书中多添几句虚情假意的赞美。英雄和忠臣随时都会有,除了偶尔会想起他们以外,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在帝王的脑海里基本不存在。他们的英勇搏杀完全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他们无关紧要,像尘土一般卑微和不值得吝惜。今天看来,他们的忠诚如同罪孽一样不可饶恕。

   我曾经试图在北京寻找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旧址,但北京的模样早已大变,要找到这个晚清中国的“五角大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资料说它设置在紫禁城内,但今日的故宫并未标出它的位置。与“海军公所”比起来,海军衙门更像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踪迹已消匿于无形,而主要的是因为它所做的一切,与海军事物毫无干系。只因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老太后便安插了一个称职的贪官出任海军衙门总理,不然太对不住每天如水般流过的雪花银子。李鸿章的这个顶头上司是醇亲王奕譞,乃道光的第七子、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光绪的生父、宣统的爷爷,更重要的,他是老佛爷的亲妹夫,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织成一张坚硬的网,罩在李鸿章和北洋诸将的头上,让人无法愈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整个天下都是他们自家的,如何花销,理当由他们说了算,别人犯不着越俎代疱,替他们操闲心,操了心他们也不听。李鸿章不会不明白他与奕譞地位的本质区别:奕譞至少是大清这家几百年老店的老板之一,而自己充其量只是高级雇员,一个不能不为老店的命运着想又不能过分自作多情的总经理。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精密的理论体系和运作体系,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不可能不就范和顺从,作为奕譞政敌的李鸿章,更是深谙此道。奕譞知恩图报,事事想着老佛爷,于是,海军衙门也就成了慈禧的大钱包。当李鸿章为购“吉野”式的快速巡洋舰而心急火燎地数度上奏,请奕譞拨款,奕譞正忙着为老佛爷孝敬一个纳凉的好去处,逼得李鸿章见此情形,也不得不从寒酸的海军军费里倒贴三十万两,以表忠心。至于海军衙门到底拿出多少钱来修建颐和园,没有一个史学家说得清楚,一般的说法,在一千万两至三千万两之间。

   “海军公所”固然庄严而神圣,然而在秩序森严的官僚系统中,它是那么微不足道,仿佛流浪于海上的一只孤独的舢板,一阵风浪随时可以将它化为无形。它是那么可怜和无助,它的地位岌岌可危,它的重量不及紫禁城的万分之一,无法抵抗来自宫廷的压力。终于,官兵们期盼中的铁甲和炮塔,化作了颐和园里的湖光山色、亭台楼阁。

   体制像一个巨大的阴魂,攀附在每个人身上,即使你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你仍旧摆脱不掉它,它无时无地不在规定和控制着一个人的道路。你可能击溃一个政敌,你却永远不可能战胜体制。其实,甲午战争中每个人的命运,都在证实体制的预言。无论是李鸿章还是丁汝昌,都深谙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准理解为什么李鸿章身上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极——他同时扮演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色。前者是出于他中兴王朝的责任,而后者则是因为体制的限制。他是察颜观色、预卜风雨的天才,他的悲剧也由此注定。人们看不到政治的暗箱,看不到幕后的交易,而只能看到李鸿章在前台奔忙。他办洋务,兴实业,与外国人周旋,成功了,理所应当,失败了,去签订城下之盟、去背一身骂名的人,他亦是首选。他纵然再有抱负,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决定着他要比那些庸常昏噩的王爷们背更多的黑锅。他成了政治运作过程中最难堪的裸露部分,但他别无选择,既然他决定报效朝廷,就只能自认活该。

   而太后是永远圣明的。经过儒家文化千百年的打造,帝王已经被模铸成一尊明亮高大的塑像,代表着人世间的最高法则。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真理,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他成了庙堂上被万众膜拜的偶像,尽管他可能腐恶不堪,而且已经日益成为被锦衣包裹的一个空洞的概念。

   与侧身廊庙的官僚比起来,武将和士兵的角色要单纯得多。他们的命运仅仅是用死亡来兑现那些骗子们的阴谋。他们的忠诚和牺牲精神时常成为朝廷贱卖的商品。比较而言,邓世昌们还是幸运的,他们死在了抗倭的前线,稍稍换个场合,他们的鲜血就会成为冰冷的政治机器上的润滑剂,成为官方宴会的酒杯里鲜艳的装饰。

   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海战毁灭了李鸿章,却成全了邓世昌。邓世昌、林永升、方伯谦这些末世英雄,在大清帝国的巨大山体开始滑坡和崩塌的时代里横空出世,他们的结局只有死亡。黄海一战,使他们的死获得了一种神圣意义,并且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悲剧。那天的太阳如同一枚凸透镜,漂浮在黄海上,为宇宙放大着英雄们行将湮灭的光芒。

   我不知道日本人如何评价东乡平八郎(民族英雄?),如同我不知道中国人将如何看待甲午风云中的李鸿章(卖国者?)。历史把这两个人推到了前场,一场为时不过五个小时的战斗使他们分别成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但是不知有多少人深究在这简单的结局背后,历史的因缘际会,透过他们被简化的脸谱,追寻历史那些复杂的隐性部分。太阳的光线撒落着旧日的声音,我倾听着,发现并积攒着被遮蔽过的古老信息。我知道尽管时间的指针永远向前,那些被隐藏起来的事实仍旧是我们不可能躲避的。大海是历史永远不能愈合的创面,它让我们在一百年后仍然深感疼痛。我相信大海会归还那些被它模糊和埋藏的部分,我相信辛酸和伤痛能使我们走向自尊和完整。

 

[附录:本文人物简介]

   李鸿章:生于一八二三年,卒于一九○一年。清末洋务派和淮军首领。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一八七○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后又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才卸直督任。从六十年代起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先后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事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势力,建立北洋海军。在对外交涉中主张妥协……中日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覆没,签订《马关条约》。一八九六年访俄,签订《中俄密约》。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年间任两广总督。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与庆亲王奕代表清政府于次年签订《辛丑条约》。有《李文忠公全集》。

   东乡平八郎:生于一八四八年,卒于一九三四年。日本海军将领。萨摩藩士出身。早年在英国学习海军技术。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浪速”号舰长,偷袭中国舰队。一八九六年任海军大学校长。一九○○年任常备舰队司令,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时,任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率部在旅顺和对马海峡击败俄国海军。战后任海军军令部长等职。一九一三年获元帅称号。(以上两条据《辞海》一九九九年版缩印本)

   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本文作者少年时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其他不详。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