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戴维森学院台湾问题
美国东西方中心网站2007年1月
概述
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对于台湾海峡及其以外地方的繁荣与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预测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十分重要。但是，做到这一点也很困难，主要因为台海地区的重要的趋势看来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海峡两岸之间互动的范围和强度正在迅速扩展，从而形成了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减弱了针对加强两岸关系的抵制势力。另一方面，台湾岛内支持政治统一的民众力量每况愈下，自认为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台湾居民所占的百分比不断上升。
岛民把台湾确认为自己的本土的不断增强的趋势吸引了美国媒体和政策领域的极大关注。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由于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岛民所占的不断高涨的比例，所以支持台湾独立的热情增加了，与中国实现政治和解或妥协的兴趣不断减弱。这种错综复杂的态度往往被媒体称为“台湾民族主义”。“台湾民族主义”的不断抬头——被认为在年轻的台湾人当中尤其普遍——据说是今后稳定海峡两岸之间关系的严重障碍。
本研究报告对这些假设提出了质疑。利用来自调研、访问、焦点问题小组和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的数据资料，论文解构了“台湾民族主义”概念，以显示出坚持台湾特征并非就等于支持独立或者反对改善海峡两岸关系。此外，本文还阐明了，对台湾特征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态度在重要的方面因世代不同而各不相同。“台湾民族主义”是主要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出生的台湾人当中的一股强大势力，而比较年轻的台湾人则一般对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互动持积极或者务实的看法。
社会科学家认为，政治上的世代是年龄同期群，其集体经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态度脸谱。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本研究报告辨别出今天台湾岛内政治上的四代人。第一代人（1931以前出生）的成长年代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度过的。第二代人（1931年-1953年出生）是在国民党专制主义的鼎盛时期长大成人，当时政治上的积极主张和台湾特征遭到了严厉的镇压。第三代人（1954年-1968年出生）的成长时期发生在台湾的民主过渡期。第四代人（1968年以后出生）是在台湾的民主化基本完成以后成年的。
除了解析“台湾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之外，本研究报告还探讨了其对成为这四代人鲜明特色的态度脸谱的各自贡献。俗称为“台湾民族主义”的这些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台湾人特征、支持台独、对中国反感等）在第二代台湾人当中最为普遍——这一代人包括台湾目前政治领导层的大多数人。而在第三代和第四代台湾人当中，台湾特征则往往与对中国的中立的或者积极的看法并存。尤其对第四代人而言，爱台湾和寻求在大陆发财致富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总体而言，有关对台湾人特征和海峡两岸关系态度的这一世代分析支持了对这些关系未来的一项乐观的评估。对两岸关系持最具破坏性态度的是老一辈台湾人。而他们的政治影响在今后年代里将会消退。年轻一代台湾人的看法倾向于务实和具有灵活性；他们缺乏激励着第二代人当中的许多人的激情。这并不是说，年轻一代台湾人并不对台湾感到一种强烈的联系，把它当作自己的本土。实际上他们的确有这种感情。但是对他们来说，爱台湾并不意味着仇恨中国。只要中国政府避免采取挑起台湾人当中的仇恨情绪的做法——这是一项重要的告诫，因为北京曾经采取过这种行动——就没有理由预期，仇恨中国的情绪今后会加强。如果说有任何情况的话，目前的趋势表明，台湾公众将要求今后实行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
序言
台湾不断高涨的理性主义：四代人、政治和“台湾民族主义”
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一看法今天在美国十分流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军事上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慌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几百枚导弹瞄准台湾。北京的言论也常常是敌对的和威胁性的。2005年初，中国通过了一项“反分裂国家法”，授权动用武力制止台湾和大陆永久分离的举动。一年后，台湾总统宣布，他打算废除90年代初通过的国统纲领；他还许诺要加强对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双方之间的官方对话陷于停顿。
尽管出现了这些预兆不祥的趋势，但是台湾海峡的局势既没有爆发，也没有急剧恶化。促成这种稳定局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目前中国并没有力主统一。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军事行动的高昂代价，北京决定转而把重点放在阻止台湾采取独立举措方面。在台湾一方，台北着意避免采取北京会理解为迈向正式独立姿态的行动，因此一直没有宣布独立，也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要放弃台湾宪法所体现的与中国之间的象征性联系。
尽管如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在台海占据主导地位的稳定局势似乎难以维持。尤其是在美国，人们担心，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增长，北京会再次把统一列为重点。鉴于摆在中国面前的种种棘手的挑战，政策在短期内看来不大可能会朝着这一方向转变。在近期内，美国的分析人士和决策者比较担忧的是，台湾——也许由于误解美中两国的意图——可能会越过北京的“红线”，挑起中国的军事反应。一些人认为，避免发生这种事件已经为时太晚。《美国与中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在台湾问题上注定会相撞》一书的作者特德·卡彭特认为，由于对台独的支持“不可阻挡地”增强，台湾的挑衅会继续增加（卡彭特，1998年）。
由于这种行动可能会给台湾（和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什么动机可能会驱使台湾领导人做出如此具有自杀性的事情？最流行的回答是：岛内政治。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其领导人难以抵制要求采取比较敢做敢为的姿态——甚至宣布独立——的压力，如果选民们提出这种要求的话。对于台湾所采取的行动，许多国际观察家已经解释为迈向法理独立的“切香肠”行动。如果舆论在支持这一政策走向方面得到强化，当选的官员们就可能会不得不如法炮制。很显然，我们要想正确地预测台湾领导人的行动，就必须了解台湾在这些问题上舆论的结构。因此，本研究报告对各种舆论资料加以评估，以弄清有关对大陆采取更加大胆的政策的要求今后是否可能得到加强。
本报告没有笼统地考察舆论趋势，而是对资料加以解析，以弄清观点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龄组之间分布的。决定政策的人们目前对老一代台湾人的偏好最为敏感。这些台湾人在政治精英阶层和活跃的选民当中占主流。然而，政治重心今后将会朝着今天的年轻领导人和选民的方向转移。如果这两个年龄组的偏好发生分歧，我们就可能会看到台湾的政策方向发生转变。一旦年轻一代成长到相似的年龄，他们的观点就可能会与老一代的观点近似。
本报告认为，台湾不同年龄组的偏好格局在很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别，并且认为，这些与年龄相关的观点差别不仅决定于年龄（并非生命周期效应），而且也是持久的世代差异的表现。台湾的当代历史造就了各具鲜明特色的四代人。第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时期获得其政治特征的。第二代人的社会化发生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鼎盛时期。第三代人是在国民党的专制主义控制日薄西山的民主过渡期成熟起来的。第四代人是在民主化大行其道之后长大成人。因此民主制度是这一代人有生以来所了解的唯一的政治制度。
本专题论文认为，这四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其对台湾岛内政治、海峡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态度方面的重大差别。具体而言，较老的几代人——尤其第二代人——倾向于对中国和海峡两岸之间关系持强烈的和感情用事的看法，而年轻一代则倾向于比较温和和务实。老一代台湾人倾向于认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零和博弈（要亲台湾就要反对中国，相反亦然），而许多年轻的台湾人则抵制这一观点，就是他们必须在台湾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很少有年轻的台湾人欣然接受今天政治上占主导的一代人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逻辑，所以到他们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我们就可望他们调整该岛对大陆的政策，以提倡保持接触，而又不出让台湾的政治自治权。我不怀疑，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急剧升级，或者针对该岛采取军事行动，这些人的观点会改变。尽管如此，我的评估与卡彭特等认为不断高涨的“台湾民族主义”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观察家们的观点相比，要乐观得多。
台湾政治的一个世代模型
上一节中所提出的数据显示了舆论方面强烈的世代差别。但是正如有关世代问题的文献所阐明，要想沿着世代分界线来划分人口，就必须找到历史上的正当理由。本节为台湾的世代政治提供的理由遵循了世代政治文献的分析逻辑，解释了所观察到的舆论模式。
第一代人：1931年以前出生的台湾居民
台湾20世纪历史上最大的动乱发生在1949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被迫搬迁到该岛。对新来者和长期居民两者来说，这起事件都严重破坏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规范。一个结果就是世代的中断。
1894年，中国的清朝统治者把该岛割让给日本，作为结束中日战争的条约的一项条件。从那时起一直到二战结束，台湾都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在政治上，日本对台湾实行了比清朝统治时期要严格得多的控制措施。20世纪20年代，一些台湾人开始鼓吹自治。虽然日本当局强烈反对这一建议，但是他们的确邀请少数台湾人参加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后来，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召开了会议，但很少有台湾人有资格参加选举。
日本殖民时期，该岛的经济发展迅速。殖民政府决心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和使台湾融入到地区经济网络之中来显示其效率和能力。虽然该岛的经济仍然主要是农业，但是殖民政府扩大了农业商品经济的规模，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到1945年，台湾按照大多数发展指标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
殖民政府的社会和文化政策强调了同化。台湾人受教育使用的是日语；许多人起了日本名字。从中国大陆向该岛的移民基本上停止了。因此，1945年该岛几乎所有的非日本居民在当地具有的深远根源都可以起码追溯到以前50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久远得多。当时台湾来自中国的移民大多来自闽南（福佬人）和讲客家话的地区；1949年以前在台湾很少听到国语。一直到今天，许多上年纪的台湾人——最著名的是前总统李登辉——讲日语都要比讲国语自如一些。
1945年，日本被迫放弃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殖民地。同盟国把该岛移交给了当时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在4年里，中华民国从遥远的地方对台湾实行了治理；它当时正集中精力在大陆打内战。1947年，中华民国的荒疏和治理不善导致了一场大规模起义以及随后的暴力镇压。这起事件（“二二八”事件），以及台湾人和国民党军人、行政管理者及移民之间的无数对抗的累积，造成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长久失和——以及许多台湾人对国民党的长久怨恨。1949年，国民党人在争夺中国大陆控制权的战争中失败；中华民国政府全部搬迁到了台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该岛的人口就增加了200万。在4年时间里，50年来与中国相比同日本的关系似乎密切得多的该岛突然间变成了中华民国剩下的仅有的领土。日本的殖民活动对台湾来说并非完全是促进。尽管如此，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的台湾人仍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只有同化程度最深的台湾人才具有完全的日本式思维定式；大多数人则不仅深受日本文化，而且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是，就连抵制了日本殖民活动的人们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制度与实践的影响。因此，台湾世代政治的分析人士一直认为，在日本统治时期长大的人们组成了一代人。
第一代人当中的主要人物是前总统李登辉。李出生于1923年，二战期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据说还参加了当地的民间防卫组织。1950年以后，他开始平步青云，进入了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的高层。他在该党供职将近50年。但是在辞去总统职位以后，李登辉成了台湾独立的最著名的支持者。卡尔·曼海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刊注）给世代政治研究带来的心理学上的真知灼见有助于解释这种惊人的转变。李登辉是在日本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的时期里作为一个日本人长大的。他的自我形象及其对台湾的看法都是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毫无联系的一个时代中形成的。对李登辉来说，中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日本和台湾则是实实在在的。李登辉1949年已经长大成人，他用自己在中华民国统治下的经历形成的世界观在日本帝国崩溃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起来。因此，作为国民党政客的半个世纪并没有给李登辉灌输有关中国的真实感觉。虽然他口头上赞成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但是他最终还是对其无动于衷。离开国民党以后，他抛弃了自己几十年来所主张的立场。
第一代大陆人
台湾今天的人口包括这样一个重要的亚群体：他们不论年龄大小，都从未经历过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些人内战前生活在中国大陆。把1931年用作第一代人的出生分界线对这一群体也适用，因为这样就把来到台湾时已经是成年人的人们与在性格形成时期以前就来到台湾的人区分开来。当然，这些日期是不确切的；战争年代在中国的恐怖和生活的千辛万苦肯定使得40年代末来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军人比自己的年龄要老。尽管如此，如果说1949年是台湾20世纪历史上对稳定最具破坏性的事件，那么对忠于民国的中国大陆人来说就更具破坏性。我们要想在什么地方划一条世代分界线，就应当划在其思维在1949年以前已成定式的人们和当时年纪还很轻，因而世界观受到了这些事件影响的人们之间。
第一代大陆人是形形色色的一个群体。他们来自中国的所有省份和大陆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的行列中有从农民当中抓来的壮丁和军官、政府行政管理者、学者以及实业家。中国的一些最了不起的思想家1949年和成千上万的文盲士兵一起来到台湾。尽管如此，第一代大陆人的政治态度十分单一。最初，勇敢的少数人试图继续曾经在大陆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政治和学术辩论。但国民党迅速施加了意识形态上的紧身衣，坚持认为意见的分歧是一种不可以在军事危机时期享用的奢侈品。后来，大陆人意识到了自己所陷入的困境有多么深，因而他们被另外一种力量驱使团结起来：在人生地不熟的条件下遭受忌恨的少数派所感到的不快。由于各别的大陆人的生存取决于在群体内部团结，所以大陆人倾向于紧密地追随国民党的路线。
第二代人：1931年到1953年出生的台湾居民
由于1949年震撼世界的决裂，所以界定第一代台湾人比较容易。但是在应当如何划定第二代人分界线的问题上，共识较少。一些人认为，到1965年，经济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水平，从而大大改变了台湾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新的一代人。另外一些人则发现，1960年国际和岛内的政治变革是决定性的。在我看来，一些学者2002年和2005年所提出的论点最有说服力。这些论文说，到1971年，不断趋同的政治和经济局势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因此这些学者认为1953年这个出生的年头是第二代的终点。换言之，在国民党到达台湾以后，但在1971年-72年的政治危机以前步入性格形成时期的台湾人构成了台湾的第二代人。
1949年到1971年的时期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高潮。50年代和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没有受到岛内或者国际上的民主化压力。在国际上，国民党政府得益于善恶二元论的冷战思维。这种思维使中华民国能够享有“自由中国”这一大受赞誉的角色。与此形成对照，大陆则是遭到憎恶的“红色中国”。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在美国领导下——认可了中华民国关于自己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断言。国际社会支持国民党，这种意识使国民党在岛内的控制得到加强。台湾岛内的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了一种认识的吓阻，就是如果挑战中华民国政府，不会获得国际上的同情。与此同时，“全世界”（就是整个非共产党世界）都认可中华民国关于自己享有全中国主权的断言，这种看法使得台湾人难以质疑政府的这一断言。
至于岛内政治，国民党政府50年代和60年代全身心地投入到动员台湾公众，使之支持其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的目标。对这项计划的可取性或可行性表示怀疑的人们遭到了压制。总部设在台北的中央政府实际上与地方上的参与相隔绝，理由是中华民国所代表的是全中国。如果允许一个省（台湾）的人民对政府施加过多的影响，就会剥夺暂时的遭受“共匪”奴役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权利。按照这项逻辑——而且由于中华民国在法理上与共产党人处于交战状态——中华民国相对民主的宪法被中止实施。在大陆期间当选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的成员们保留了自己的职位；一位成员去世时，就由从其家乡省份选拔的另一个人替代。制订了配额，以确保来自台湾省的人不会获得超过其在官僚机构的职位中所占“份额”的好处——这种做法保障了大陆人占有了大多数的公务员职位。
虽然台湾人现在把这一年代称为“白色恐怖”时期，但是国民党并没有仅仅动用大棒来统治台湾，而是也拿出了胡萝卜。例如，国民党为台湾人提供了参与政府的有限机会。日本时期开始的初步的地方选举得到了扩展，以使台湾的村镇、县和城市（台北，后来还有高雄除外）获得有限的自治。台湾人选举出一个省议会，但台湾省省长则由中央政府任命。这些地方政府没有什么权力，但竞选公职的机会对许多台湾人很有吸引力。因此从50年代初开始，各级的选举竞争都很激烈。国民党不允许成立反对党，但却的确允许独立的候选人与国民党提名的人选竞争。其中最成功的人士往往受到鼓励，加入了执政党。其结果是，到70年代初，在地方一级上，政治生活很活跃，许多台湾人都接受了国民党党员身份。虽然1971年的时候，国民党仍是大陆人占压倒多数的一个组织，尤其是在高层，但许多台湾人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党部是认同的。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影响深远。虽然台湾的“经济奇迹”是70年代才起飞的，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头20年里，经济条件迅速改善，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分配格局使各行各业的台湾人得以享受到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准。5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为8%左右，60年代接近于10%。这些经济成果建立在健全的经济政策和大量美援的基础上，但普通台湾人以蓬勃的生机、勤劳精神和创业激情，抓住了经济机遇。
在社会方面，50年代和60年代是一个积极动员、僵化地遵守政治规范和进行严重灌输的时代。对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期望都是要他们努力工作，以完成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任务。台湾人有一项额外的责任——就是改造自己，成为中国的忠实公民。这意味着要清除日本的影响，以及把“地方”观念和做法（就是具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搁置起来，而是采纳“全国性的”观念和做法。台湾人被要求在学校和政府机构中使用国语。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广播基本上采用国语；像报纸和杂志一样，它们受到国民党党国的严格控制。这个政权贬低了民间的宗教等传统活动（其中大多数活动都起源于中国大陆），认为正统的“中国人”不屑于搞这些东西。
这几十年里国民党的政策是僵化的专制主义政治、生机勃勃的地方选举竞争、令人窒息的正统意识形态和十分快速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令人困惑的混杂。在这一时期里成熟起来的台湾人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把这种多方面的体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理的世界观。许多人对国民党的暴力镇压曾经亲眼目睹或者间接地体验过。几乎所有人都忍受过对其母语和文化的羞辱。在一些家庭中，大陆人遭到了痛骂。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很紧张，大多数大陆人都居住在隔离出来的居民区里。
然而与此同时，台湾人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由于实行了土改，曾经陷于贫困和无依无靠的无地农民实现了独立。小企业兴旺发展，包括以家庭为基础的制造业公司。教育水准迅速提高。到60年代末，台湾年轻的成年人的前景十分光明。可塑性极强的台湾青年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呢？像第一代人一样，第二代人两极分化，形成了世代派系。对许多（大概是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国民党政府在这几十年期间的成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无法了解到人们对国民党的真实感受——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接受调查的人们也反正都不敢对国民党做出不利的评价——但是大多数台湾居民的行为都表明，他们接受了政府的限制，学会了在这个体制范围内活动。虽然他们也许发现体制的一些方面是不公平的（例如在学校中注重国语的能力使大陆人在学业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甚至是羞辱人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目标悄悄地保留在心里。另外一些人则更进一步，捐弃了自己的不满，依附于国民党。因此到7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台湾政治家不断地通过地方选举的阶梯和党的官僚机构晋升到高层。这些人是第二代人当中的一个世代派系中最显赫的成员。
第二代人当中的另外一些台湾人对国民党统治的利弊做出了不同的权衡。对他们来说，与国民党专制主义的比较苛刻的方面相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有限的地方自治显得微不足道。虽然很少有人公开发言，但是许多人都对大陆人这个少数派垄断政治权力感到不满。虽然在几十年里，人们都不得提及二二八事件，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件事。50年代和6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了一场运动，以便通过宣布台湾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摆脱国民党统治，从而否定中华民国政府在其“紧急状态”统治下把持台湾的理由。虽然台湾岛内只有一小撮人在这几十年期间对国民党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但是还有许多人则等待时机，把不满情绪埋藏在心里。这些人组成了70年代出现的反对派运动的核心。
对这个世代派系中的成员们来说，台湾岛内阻碍公平与正义的根本障碍就是国民党。虽然国民党犯下了种种罪恶，但是有三件罪恶尤其令人不满：
·国民党用武力把自己强加到台湾头上，剥夺了台湾人民在自己政府中的发言权。
·在国民党统治下，多数人的意志被迫服从于大陆人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的意志。
·这个“外来政权”贬低台湾的文化，试图强迫台湾人按照大陆人的定义来采纳“中华文化”。
这些罪过加在一起，使不满的台湾人的怒火发泄在国民党和大陆人身上，以及由此延伸的所有“属于中国的”事物上面。这样一来，对“中国”的不满就作为对岛内的中国——国民党和大陆人——的怨恨开始酝酿。这一代人对“中国”所了解的一切都是其与台湾岛内的国民党和大陆人互动的产物；到台湾人有可能到大陆旅行的时候，就连第二代人当中最年轻的人们也已经三十好几岁了。但是，一旦他们的确有机会访问大陆，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岛外的中国——的接触却仅仅使这一代人对中国的敌意得到加强。因为到80年代过半时，北京对台湾分离状况的敌视已经显而易见。
《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那位出租车司机的措辞诠释了这一群体的台湾人身份所具有的涵义。他提到了白色恐怖，然后说：“10年来，听着各种竞选演讲，我意识到国民党人对我们大家都撒了谎，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对这一代人来说，确认自己是台湾人就意味着摒弃国民党及其谎言；这意味着要抛弃一个人为的和强加给自己的中国身份，而选择另外一种矛盾的身份。这一代人为自己的政治运动所选择的标签——“党外”运动——具有一种类似的韵味：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制度下，我们反对党将成为反党力量。陈水扁总统在其2006年1月1日的新年贺词中谈到台湾身份的涵义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一代人的语言，台湾意识突破了历史和政治教条的桎梏，这种意识可以在2300万台湾人民的自我认识、对国家的献身精神和对自己共同命运的理解之中找到。
这一代人获得政治意识的条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大张旗鼓地宣扬台湾特征，不仅是为了宣扬而宣扬，而且也是作为摒弃中国特征的一条途径。但是，正如陈水扁的演讲所表明，这种意识形态的程度要更加深远；对这一代人来说，台湾意识使历史变得中立，并要求自决。虽然这并不是公然要求独立，但是也很容易看到，这样一项发言（陈水扁的讲话充满了这种言论）可以被解释成按照普遍的理解来表现“台湾民族主义”摒弃国民党的第二代人当中的一些人在台湾的当代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该岛的最高行政机构的大多数官员都属于这一代人，包括陈水扁总统、副总统吕秀莲（生于1944年）、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生于1950年）、前“外交部长”陈唐山（生于1935年）和陈水扁的5位“行政院长”当中的4位。只有少数几个重要的内阁职位由这一群体外部的个人占据。展望2008年总统选举，所有3位民进党主要的希望当选为总统的人选——游锡昆（生于1948年）、谢长廷（生于1946年）和苏贞昌（生于1947年）——都属于这一代人。
这一代人的显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外国观察家对“不断高涨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极大关注，因为这些个人恰恰体现了与“台湾民族主义”这一流行观念相关的复杂态度。他们的政治生涯是在与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省份出身，而且在自己的民族意识上，都是台湾人。虽然民进党近年来努力回避“民族政治”，但是民进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却抱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本能的冲动，要从民族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最近，这一群体的一位成员对我说，2005年12月选举中的真正挫折不是民进党席位的大量丧失，而是如此多的大陆人在台湾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当选。2005年5月，另外一位第二代民进党政治家指责大陆人进行操纵，结果使民进党在当月举行的“国民大会”选举中表现欠佳。
第二代人当中的民进党政治家领导了1991年的斗争，以使台独成为党的政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少数例外（尤其是谢长廷和第二代人当中的“新潮流系”成员）之外，他们的公开言论透露出，他们对今天的中国大陆持严重的猜疑态度。这一群体是2000年上台的，他们许诺要放宽对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旅行的限制，但却并没有履行这些诺言。相反地，2006年初，陈水扁行政当局宣布了旨在迫使海峡两岸之间联系的发展减缓的政策调整。简言之，第二代人当中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家们显示出了与“台湾民族主义”相关的一切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公众当中的该年龄组很相像。：正如张和王所发现，第二代人在台湾的四代人当中对台湾最为认同，也最支持台独。
在上节中详细讨论过的这些统计结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明，曾公开参加反对派运动的这一代人当中的成员仅仅标志着冰川的一角。如果我们仅仅考察政治积极分子，也许就会以为，陈水扁及其同志们所代表的世代派系很小。当然，专制主义统治时期，只有最勇敢和最坚决的台湾人才成了政治积极分子。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投票情况表明，大多数台湾人都支持国民党，而不是支持反对派。甚至在70年代和80年代民主运动处于高潮期间，反对派也认为，获得30%的选票就算胜利。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解释为意味着，“台湾民族主义”相对地罕见，即使在第二代人当中也是如此。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90年代，就是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接受调查的人们再也不必为政治上不得体的回答而担心时，这一代人所表达的态度，就会发现，在第二代人当中，“台湾民族主义”情结相当强烈。这表明，对驱使陈水扁等人加入反对派运动，并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感情，他那一代人当中的许多其他人也有同感，甚至包括在专制主义时期中没有按照这种情感采取行动的人们。
第二代当中的大陆人
第二代人当中的大陆人像其父母一样，并没有融入到台湾社会之中。大多数人出生在大陆；在成长时期，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台湾人交往。语言障碍构成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社会与居住环境的隔离。对党和政府官员的子女的培养目的，是要他们在国民党的党国里面供职。就他们自己而言，这些年轻的大陆人对父辈痛失故土的悲痛有着第一手的体验。国家鼓励大陆人坚持信念，即他们很快就会回到故乡，许多父母都希望，他们在台湾岛上的生活会被证明是一次短暂之旅。因此在这一代人当中，大陆人也被要求团结一致，他们的政治态度也仍然具有较强的匀质性，尽管左氏发现，第二代人当中的大陆人与第一代人中的大陆人相比，匀质性要稍微少一些。
第三代人：1953年到1968年出生的台湾居民
1953年到1968年出生的台湾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达到成年。这一时期，台湾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一点对其政治身份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别的事情。第二代人可能比较死板和教条，而第三代人则倾向于灵活和务实：他们的性格形成年代使之习惯于变革。
尽管国民党专制主义有种种弊端，但是其高潮时期的确提供了稳定的局势。虽然“光复”大陆的前景日趋黯淡，但是中华民国所享有的支持仍占国际社会的重要的部分。台湾经济迅速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华民国被当作一个重要的“国家”来对待。因此70年代初，当国际潮流转向不利于台湾的情况时，这种转变对台湾政权及其公民产生了彻底的震撼。对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后长大成人的台湾人来说，与以前出生的人们的观点相比，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捉摸不定的局面的出现带来了不安的情绪，但也带来了希望：如果外部世界可以改变对中华民国的看法，或许台湾岛内的情况也能发生变化。
对执政党地位的最明显的威胁来自国际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存在了20年以后，消失的可能性看来更小了，也更加不可能被中华民国“光复”。1971年，中华民国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一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美国开始准备取消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这些国际上的挑战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岛内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努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仅仅几年前，局势还很有把握，而现在却有了问题。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一点：没有光复大陆的现实可能性，中华民国政府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向台湾人民——还有全世界——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理由呢？
从1975年到1995年，台湾政府完成了从与其最邻近的邻国相隔绝的一个封闭的专制主义政权，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广泛联系的自由民主社会的过渡。领导这场跋涉的人们大多属于第二代。“党外”积极分子热衷于维护正义，怒斥专制主义。他们的胆量大起来，对这个压制人民的政权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如果没有这种压力，蒋经国及其领导集团本来会认为没有理由使体制向竞争对手开放。与此同时，与国民党合作的第二代台湾人也对民主化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参与使改革的风险降低，使国民党有可能经受住过渡阶段的考验，甚至保住政权。由于有愿意在执政党内部效劳的台湾人，所以多数派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的消亡。
第二代人推动了朝着民主的转轨；第三代人在转轨期间长大，受到了这一时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强调了使第二代反对派积极分子们感到十分恼怒的中国国民党的一面之词，但是正在他们周围展现的历史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还没有定论的说法。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政府吗？还是只要有了台湾就足够？民主的到来还应当推迟多久？鉴于其风雨飘摇的国际处境，中华民国能否幸存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定就是敌人吗？这些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它们起码是问题，人们也将其提出来了。由于第三代人性格的形成年代正处于这一过渡时期，所以与上一代人所面临的选择相比，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没有那么严峻。对第二代人来说，民主、自由和平等都是有问题的价值观。支持国民党的人们认为它们是长期的目标，必须推迟，以让位于近期的目标：岛内稳定和光复大陆。对反对派来说，中华民国政府口头上许诺的民主是十足的讽刺。到第三代人成年的时候，这些价值观正在从边缘转移到核心；空话让位于实际行动；一种必要迅速地消失，就是不得不在为民主而奋斗和证明推迟民主的合理性之间做出选择。第二代人曾经用冷漠或者无可奈何的眼光看待政治，而第三代人对政治的看法则比较乐观。其结果是，第二代人尖锐的意识形态让位于一种比较灵活和务实的观点。简言之，第三代人形成的态度反应了其长大成人期间所处的捉摸不定的过渡性环境。
对第三代人当中想要参与描绘民主化宏伟蓝图的人们来说，还有最后的篇章没有写就。从80年代末起，大学生们就开始参加支持民主的运动。1990年3月，来自台湾各地的学生们在台北的总统府附近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抗议的学生们有4项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召开一次国务会议，以及为政治和经济改革制订时间表。这次示威是一系列学生组织的抗议活动当中的第一次，目的是消除阻碍民主的最后残存的障碍。学生运动的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尽管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为自己的参与付出了代价。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所遭遇的风险和逆境要比上一代人当中的积极分子遇到的少得多。由于这一原因，且因学生运动的目标受到了年轻的台湾人的普遍欢迎，所以这场运动吸引了大批的参加者。就连没有参加的人们也受到了运动的影响。正如学生领袖范云所说：“‘9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一代人’听起来比较狭义，但是民主化实际上影响了我们整个一代人。就连没有加入我们学生运动行列的学生们也都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自由化浪潮。我出国读研的时候，结识了那个时代没有参与的人们，他们都说他们感受了这种影响。”
虽然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学生运动，但是这一经历并没有使这一代人分化为“世代派系”。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们所提倡的价值观——民主自由——在其年龄组内是主流思想。只有当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变成台独斗士的时候，这一代人才发生了分化。但是第三代人有趣的一点是，尽管学生运动的大多数积极分子最终都成为民进党的附庸，但是就连在他们当中，对台独的支持也比较薄弱。第三代人当中的民进党政治家往往注重程序民主，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也很务实；原教旨主义阵营中属于第三代的政治家寥寥无几。总的来说，与第二代人当中的民进党政治家相比，第三代民进党积极分子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比较务实，也不那么与国民党和中国大陆针锋相对。
有关他们态度缓和的证据可以从第三代民进党积极分子和政治家为了使党的立场更加温和和更少排他性而采取的一系列主动行动之中看到。1996年，学生运动领袖周奕成（出生于1967年）领导的年轻民进党积极分子发表了一份《新时代台湾独立运动宣言》。他们要求对台湾特征下一个包容性的定义：这些年轻积极分子说，台独属于每个人，包括大陆人甚至国民党。该群体说，台独是一件精神上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事情；因此，改变国旗或者国家的名称并不重要。目的是要使具有各种背景的台湾人团结起来，热爱和保卫自己的国家。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和民进党议员郭正亮（出生于1961年）从本研究报告所阐述的世代逻辑角度谈了使台独更加务实和具有包容性的这一努力：“老一代人提倡台独，是因为过去的历史、悲剧和民族主义，而新一代提倡台独则是因为未来、希望和民主。”
第三代人的另外一项倡议是在2005年秋季的竞选活动期间提出的。当时竞选台北县县长的民进党候选人罗文嘉（出生于1966年）加入了新潮流系召集人段宜康（出生于1963年）的行列，要求发动一场“新民进党”运动。10月1日，罗与记者们讨论了该运动的目标。他说，他和段宜康认为，民进党近年来的业绩使选民们感到不满，因而该党需要重振其核心价值观，包括反省和创新。他还强调了该党创建时理想的重要性。他说，这些理想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和正义。罗文嘉说，发动这场运动的创意来源于与学术界和党内的“新世代”朋友们的交谈（中央社2005年10月1日）。
新民进党运动吸引了第三代民进党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另外一位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李文忠（生于1958年）领导的70多位议员宣布支持这项建议。一批第三代议员要求同僚们做出“自律”的承诺，以表明反腐败的立场。然而尽管年轻的党员们大力支持，高级领导人还是将这项运动叫停，禁止进一步讨论一场新民进党运动。他们的决定显然是为了粉碎第三代的一项挑战。此后陈水扁政府就两岸关系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坚持强硬路线的决策。这些决策几乎是别有用心地要挫败年轻的民进党政治家的企图，并使之失望。很显然，第二代人当中的一些人认为，第三代人不断高涨的影响咄咄逼人。
这两起事件显示出民进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新台湾独立宣言和新民进党运动都拒绝接受以排他性的特征为开端和以法理独立结尾的一项台湾民族主义议程。在阐述民进党的理想和价值观过程中，罗和段从未提到台独，甚至没有提及台湾特征，而是强调其所在党的民主美德。
第三代大陆人
虽然第三代大陆人的父母是在中国大陆出生，但他们自己却出生在台湾，并在那里被抚养大；因此，与父辈和祖父辈相比，他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相互矛盾的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1990《自由时报》刊登的有关在台湾出生的大陆人的一篇文章有一段措辞尖锐的引语：
“在海外，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中国人；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在台湾，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台湾人；他们说我们是大陆人。在大陆，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他们当中的成员；他们说我们是台湾同胞（台胞）。我们穿越所有这些不同的身份和称呼，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地区和地方四处流浪，感到自己始终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像无家可归的孤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左氏引用，2002：18]
大陆人以各种方式对这种紧张关系做出了反应。一些人，譬如段宜康和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兼学者范云，把自己的命运同台湾联系起来，甚至达到参加民进党的地步。甚至在国民党的支持者当中，许多第三代大陆人也欣然接受了“新台湾人”的标签。还有一些人则移居到岛外，一些人移居到中国大陆。然而，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第三代大陆人看来都从属于台湾。2006年2月在上海接受采访的一位台湾大陆人出身的商人就是这种素质的例证。虽然他在成年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但是他密切关注台湾的局势。我评论说，他似乎为自己很少访问的一个地方操心很多。他回答说：“当然！我当然关心台湾的命运。我感觉到自己远离台湾，但是我希望他们会走向正确的方向。”
第三代人当中最著名的大陆人出身的政治家之一就是桃园县县长朱立伦（生于1961年）。朱在步入政坛之前是商学教授。人们经常把他与马英九和胡志强相提并论，认为他是国民党地位最显赫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大陆人背景并没有对他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构成任何障碍，甚至在像桃园这样一个台湾人聚居的县里也是如此。在2005年12月接受采访时，朱立伦如此解释自己的身份：“我被称为大陆人，但是我父亲是我家里唯一的大陆人。我母亲是台湾人，我太太是台湾人。我是‘大陆人’，但我是彻头彻尾的台湾人。”至于统一问题，对于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支持统一的政党的想法，朱立伦不屑一顾。他而是说，国民党是一个务实的政党，它所关心的是保持台湾的经济与政治生存能力，以便子孙后代能够自由地决定他们想要同中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他说，使台湾与中国隔绝只会导致毁灭。此外，朱立伦还认为，在几十年内，中国大陆就可能演变成台湾人想要与之统一的一个国家，因此现在排除这一选择会是一个错误。这种务实的观点是第三代人的特征，不仅包括大陆人，而且还有台湾人。朱立伦还强调，世代变迁正以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方式改造着国民党。朱立伦说，在第二代人当中主要的大陆人出身的政治家马英九领导下，今天的国民党是“完全民主的”。马英九是党的主席，而不是“老板”，他正在为国民党开创一种新的形象：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理性、温和和廉洁。尽管如此，朱立伦认为，他自己和马英九之间还是有略微的世代差别。他猜测，马英九可能仍然感觉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的负担。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这种经历。”
总的来说，与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人相比，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差别在第三代人当中要少一些。这反映了，到第三代人成年的时候，曾经往往造成第二代人的分裂和两极分化的历史力量已经消耗殆尽。例如，张和王发现，1949年以前出生的大陆人（大致相当于我所划分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与较老的大陆人相比，更加有可能具备台湾人或者双重的特征，他们更有可能赞成在统一还是独立的辩论中采取等着瞧的方针；这种态度使他们比较接近相似年龄的台湾人的态度。
陈义炎1996年的研究报告把人们的政治态度与其世代和省份的出身联系起来。其中的一项尤其有趣的发现就是，在对民主的态度方面，第三代人当中的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尽管如此，第三代大陆人的政党属性还是倾向于与其前辈相同。虽然第三代人当中的大陆人与较老的大陆人相比，较少从属于国民党，但是他们选择蓝营政党（国民党、亲民党或者新党）比选择绿营政党（民进党或者台湾团结联盟）可能性要大得多。
第四代人：1968年以后出生的台湾居民
第四代人当中最老的成员是1986年，就是民进党成立的那一年步入性格形成年代的。在25岁以前，他们目睹了军事管制的取消、到大陆旅行的合法化、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允许提倡台独，以及全新的立法机构通过选举产生。这一代人一直都是在多党情况下参加选举的；他们从来都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禁区，也没有忌讳谈论台湾独立。民主制度是他们所了解的唯一的政治制度；他们所记得的总统只有李登辉和陈水扁。
人们经常把这一代人称为“草莓族”，因为年纪较大的台湾人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很像草莓：看上去很漂亮，但却容易受到伤害。据说，年轻的台湾人不能承受任何压力；他们从来都不必在逆境中奋斗。由于在台湾奇迹般的经济环境中长大，他们从来都不缺少金钱或者舒适的物质生活。正如《财讯》杂志所说：“从上小学的时候起，他们就经常出国。一旦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们就能出国留学或者单独旅行。他们不写信，只写电子邮件。”他们从未经受过政治上的压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面对过在上几代人中间培养了耐力的那种残酷的考试制度。从1992年到2002年，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到2005年，政治家们开始担心，大学的扩招速度太快，以致造成毕业生过剩。
对前几代人来说，少数族群问题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和痛苦的问题。但1968以后出生的台湾人却是在台湾特征得以光耀的社会中长大。到90年代初，乡土文学已经很普及；曾经只有“中国历史”书架的书店把很大的空间用于摆放有关台湾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研究著作。讲台湾话不仅已经不再是禁忌，而且确实很时髦。《华盛顿邮报》的潘公凯说，台湾话（闽南话）的普遍使用证明，台湾民族主义正在不断高涨：“证明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迹象也许是，当地的主要方言闽南话的使用越来越多，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曾经在学校中禁止使用闽南话，并且限制其在电台和电视台上的使用，以提倡讲国语。而今天，年轻人用闽南话表演饶舌说唱，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家们都用它来发表竞选演讲，最流行的电视剧里的人物也讲闽南话。”
毫无疑问，做台湾人已经令人引以为自豪，而不是感到耻辱。然而还不清楚的是，年轻的台湾人对自己的台湾特征的看法是否依据台湾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所暗示的那种苛刻的、非此即彼的视角。例如，虽然人们普遍都讲台湾话，但是几乎所有年轻人讲国语都很流利。根据2005年TNSS电信系统所做的调查，接受调查的人们能够用国语、客家话或台湾话回答；大约45%的第二代人参与者讲台湾话或者台湾话和国语的一种混杂。在第四代人参与者当中，95%以上的人都选择了国语。这并不是说，这些参与者在一些情况下不讲台湾话，而是说今天的台湾年轻人的通用语言是国语。
我的焦点小组支持这一结论。焦点小组的参与者们说，虽然他们经常与朋友和年纪较大的亲戚们蒋台湾话，但在学校里和工作中，他们的主要交际语言还是国语。大多数人都对一种想法不屑一顾，即语言的选择是一个人认同台湾的一项重要标志。相反，他们认为，语言是一种沟通手段，许多人对整个这一问题似乎感到厌倦。他们对形成人们对台湾的自豪感的努力也并不热心。对有关台湾特征的辩论，焦点小组的参与者们表示了怀疑的看法。许多人认为，这场辩论是政治操纵的工具。一位参与者说，她对一位厌恶“爱台湾”一语的朋友表示支持。她认为，这一词语已经被挪用，以服务于政治利益。她的小组中的另外一些人表示赞同；一位说，每个台湾人都应当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台湾；“爱台湾”不应当成为任何政党的专有势力范围。
台湾当代的青年文化把本地的影响与泛亚洲的和全球的因素混合起来。日本和韩国的大众文化很流行，但好莱坞则主宰了这个多方面的文化体系。2005年，一个新的青年运动激起了人们短暂的兴奋。一批摇滚乐音乐家开始自称为“台客”。这个词的起源是作为50年代和60年代用来谑称年轻台湾人的用语；通过欣然接受它，台湾青年看来显示出，他们决心要将自己的压迫者的语言据为己有。评论家们把这比作美国同性恋者欣然接受“古怪”一词的做法。然而在实践中，这场运动迅速地堕落为自我嘲弄。在大学校园中，“台客”晚会变成了一种机会，可以装扮成来自台湾农村的老一套的人物——狂妄的假匪徒、衣服穿得少得可笑的槟榔果女孩等——并不是第二代人当中的充满激情的课程改革者所努力倡导的那种对少数民族权能的强化。
这种“无论怎么搞都可以”的态度蔓延到了政治领域。政治学家（和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徐永明说：“就新一代而言，政治似乎已经变成消遣。这不同于过去的充满理想主义、报负和情感的政治参与。由于这新一代人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所以政治能够成为一种消费和娱乐，把政治家们当作原料。”在80年代和90年代长大成人的第四代对政治养成了一种实用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态度。民进党青年部前主人周奕成评论说：
“在政治问题上，新一代人采取了‘相对主义’。他们有态度但却没有立场。过去，学生们参与政治所依据的是公平、公正或者民主的治理，但是这种要求逐渐地实现了，因此新一代参与政治较多地是由个人的偏好决定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好恶的问题；很难弄清任何具体原因。他们不一定很在乎政党；如果候选人很不错，那就足够了。……这一代年轻人还相当务实。过去，政治是一件有关品德的事情，但是现在它却成了有关利益的问题。例如，在台湾未来的选择方面，新一代人看来所考虑的并不是使命或者理想，而仅仅是实际的利益。”
在焦点小组中，年轻人对自己的政治参与的评价则更加负面。他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冷漠”。在他们看来，政治是遥远和不相干的。光华画报杂志社2004年对年轻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反映了这种看法。当被问到“你是否认为自己有权力或者机会来改变或者改善台湾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时，49%的人说他们毫无权力，另有40%的人说他们没有很大的权力。持强烈的政治观点的年轻人被认为有点怪；当我问到校园里是否有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青年组织时，学生们往往哈哈大笑。一位参与调查的学生在谈到她在政治上很积极的妹妹的时候说：“她的屁股决定脑袋。”
他们也对政治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在焦点小组中，年轻的台湾人一再表示，政党的立场属于政治上的故作姿态。许多人说，他们认为，有关台湾特征的政治斗争，甚至有关独立还是统一的辩论，都是政治工具，而不是真实的问题。一名学生说：“我爸爸是台独的大力支持者，但就连他也说，政治家们已经把台湾的语言变成了用于自己广告宣传的一种商品。”他们对政治无动于衷，但却强烈地依附于民主制度。当被问到台湾的哪些特色最重要时，焦点小组的一位参与者答道：“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经济。”另外一个人如此阐述：“经济是比较直接的，但这是因为民主根深蒂固——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其“草莓族”的绰号，这一代人对台湾的经济前景感到深切的担忧。虽然按照美国的标准失业率很低，但在即将加入劳动大军的台湾人看来，这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年轻人希望保持自己以往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担心自己的收入将无法赶上父辈。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为了在技术或者专业领域中就业，但他们认为这些领域中的机会越来越少。人们对第四代人的批评有时是，他们喜欢接受高等教育，但却厌恶工作；实际上，许多年轻的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没有研究生学位，就不能就业。
这是一幅人们熟悉的画面。全球化已经使全世界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陷入了一种新的和不可预测的经济竞争环境。然而在台湾，人们对全球化则往往采取双边的看法。虽然年轻的美国人感到担忧的是印度、中国和欧洲的竞争，但是年轻的台湾人焦虑的矛头则几乎完全指向中国。我的焦点小组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在没有去过大陆的年轻人当中，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看法，就是台湾人无法与大陆工人竞争。
这造成了一种困境。一方面，焦点小组的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台湾的持续繁荣取决于加强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他们期望台湾企业继续向大陆扩展，他们也愿意到那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感到严重担忧的是，他们将无法在这些两岸合资的公司里竞争工作岗位。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目前一代台湾领导人（两个政党都包括）对他们的担忧采取认真的态度。这种担忧，加上政治上的软弱无力，驱使一些草莓族（大概是其父母愿意买单的那些人）沉溺于娱乐和消费主义之中。但许多其他人则决心学习，在欧美获得高级学位并在外国公司中获得工作经验，如果有必要就到大陆公司，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特德·卡彭特关于年轻的台湾人认为大陆是“陌生和具有威胁性的”的断言是错误的。实际上，第四代人摒弃了仇视中国的孤立主义。正如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所说：“中国是一个现实；它就在我们隔壁。在台湾未来的发展问题上——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还是国际关系问题——所谓的‘中国因素’都是我们所无法忽略的。”就连焦点小组中最积极支持台独的一小撮人也同意，台湾必须直面中国的挑战。这使他们与第二代人发生龃龉。对他们的祖父辈来说，抵制专制主义统治和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是其终生的核心政治任务。对第四代人而言，决定性的挑战则是抓住经济机遇和应付中国大陆所构成的政治威胁。
第四代大陆人
年轻的台湾大陆人在融入台湾社会方面做得要比其父辈和祖父辈好得多。就这一年龄组的情况，张和王写道：
“从80年代初开始，新一代台湾人和外省人（大陆人）长大成人，他们对以往使之陷于分裂的历史记忆比较冷漠。这些族群在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其它社会环境中的不断接触有助于缩小彼此之间的分歧……，几十年来族群之间的通婚使族群界线变得模糊，培养了比较容易适应所有族群的不同思想的新一代人。”
尽管在社会融合方面取得了这种进展，但是对许多台湾大陆人来说，有关特征的冲突依然存在。在一个焦点小组中，当一位台湾大陆人被问到“你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两者都是”时，她回答说，她的祖母立即就会回答“是中国人”，因为她出生在中国，并且一直自认为是中国人。这位参与者的母亲也许想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却感到这在政治上不得体，因此她也许会说“两者都是”。对这位参与者来说，所有这些答案都令人感到不大对头。此外，虽然第四代人当中的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社会差距很小，但是政治上的鸿沟却依然存在。在TNSS电信系统2005年的调查中，在63位第四代台湾大陆人当中，65%的人说他们支持国民党或亲民党，而只有一小撮人表示自己从属于民进党。这一发现与吴乃德（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本刊注）的断言相一致。他说，第四代台湾人选择了自己父母所偏好的政党。
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很密切，但却并非总是融洽。连续几任美国总统都对中华民国表示大力支持，同时悄悄地阻止蒋介石实施光复大陆的计划。自1971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努力想要使台湾放心，它不会被遗弃，即使美中关系进一步加深也是如此。在李登辉领导台湾的情况下，美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台湾努力要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显示自己。陈水扁上台后，美国的许多观察家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由于一位信誓旦旦的台独倡导者待在总统府中，所以爆发严重的冲突——甚至战争——看来都很有可能。华盛顿仔细审视了陈水扁的每一项举动；美国官员不止一次地介入，试图使之改弦易辙。
6年来，陈水扁行政当局一直避免采取会招惹中国做出军事反应的行动。与此同时，它还采取了一系列小的举措，以削弱台海双方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其中一些举措，包括取消国家统一委员会和国统纲领，以及提倡制订一部新的宪法，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另外一些举措则属于文化上的“去中国化”的类别。这些措施包括提倡使用当地语言和习俗，以及修改学校的课程设置，以更加注重台湾的地理和历史。总的来说，台湾岛内外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些措施——所谓的“切香肠”——构成了迈向独立的重大步骤。
认为陈水扁行政当局和公民社会中的一些群体所做出的去中国化努力正在把该岛引向法理独立，这种看法与一种信念相关，即台湾民族主义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和不断高涨的现象。去中国化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可能会侵蚀一种观念，即台湾在一些意义深远的负面属于中国，其最终结果就是，岛民们会仅仅认同台湾。按照这一逻辑，如果这项努力得逞，就会助长对台独的支持，削弱台湾人民与中国接触和重归旧好的热情。去中国化努力集中在年轻人身上，这一事实就表明，台海紧张局势今后会恶化。
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讲，这一逻辑是正确的：对统一的支持急剧地衰弱，而且没有显示出回复的迹象。因此，如果中国不能容忍台湾继续实际上与大陆分离，前景就的确预兆不祥。但是，事实上的分离（或者如果您喜欢，就叫做事实上的独立）是现状；是否通过强行统一来改变现状，则要由北京决定。起码目前，北京发誓，它对强行统一不感兴趣，而是仅仅想要阻止台独。如果这一立场改变，台湾就无法采取措施来制止一场危机，因为如果中国决定强行统一，这一点本身就注定会使台湾对这一进程加以抵制。
假如北京能够容忍现状，那么台湾就会重新成为焦点：面对北京的坚决反对，它会坚持主张台独吗？在这一问题上，证据表明，前景并非那么黯淡——尤其是在2008年陈水扁卸任之后。“台湾民族主义”之所以在陈水扁政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因为陈水扁及其许多高级官员都积极采纳了其所包含的态度体系。他们坚持强烈的和排他性的台湾特征；他们宁愿实施法理独立（尽管他们的官方政策立场是，他们不会追求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抱有一种深深的、发自内心的反感——对于台湾大陆人和国民党所体现的内部的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外部的中国都是如此。倾听陈水扁行政当局的言论，很容易就能明白，“台湾民族主义”为什么变成了北京和华盛顿如此担忧的焦点。
然而，如果我们使自己的眼光超越陈水扁行政当局，情况就显得截然不同。甚至在陈水扁这一代人内部，尽管“台湾民族主义”情结十分浓厚，但是大多数台湾人也不像总统那样厌恶中国的一切事物。在比较年轻的台湾人当中，台湾民族主义情结相对薄弱。尤其是，年轻的台湾人虽然反对统一，但却对中国采取不可知的看法。他们承认，尽管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许多中国公民和官员都在政治上敌视他们。但他们也认为，中国大陆具有台湾人可以利用的种种经济机遇，他们并不害怕抓住这些机遇。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理由要发生冲突。他们认为，明智的政治领导能够使台海和平维持下去。
随着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在台湾走上领导岗位，我们可以期望该岛的政治家们的行为不再那么像台湾民族主义者，而更像务实的政治家。他们不会迫不及待地达成统一的协议，但他们也不会盲目地仓促走向台独。2008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候选人马英九是第二代台湾大陆人。他不是台湾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中国的走狗。马英九的公开讲话和以往采取的行动表明，如果他当选为总统，就会努力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分离状况，同时寻求与大陆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
如果马英九不能当选，那么下一届总统就几乎肯定会是来自第二代的一位民进党政治家。无论是谁都必须做出一项决定：是坚持陈水扁行政当局失败和不得人心的政策，还是开创一条比较符合选民的温和偏好的新的路线。到2006年年中为止，民进党提名的主要候选人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最初几个月里，在苏的主持下，台湾的大陆政策出现了重大的放宽——在节日期间增加了客机的直航、增加了大陆访问台湾的客流量、开辟了货运包机的直航，并建立了通过谈判解决与两岸间旅游相关问题的机制。由于苏享有党内支持与大陆接触的新潮流系的支持，所以他赢得总统选举提名的机会大大增加了。简言之，在精英阶层的层次上，变化趋势使民众当中的趋势得到加强：海峡两岸之间的接触将会加深。
至于将会在陈水扁、苏贞昌及其民进党内的第二代同辈人之后接班的领导人，他们与目前这一代人相比，并不那么敌视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与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相比，内部的分歧也没有那么严重，因而他们并不那么容易被极端的政治观点所迷惑。在这方面，中国是关键：如果北京像对待陈水扁那样对待未来的民进党总统——对其加以妖魔化和设置障碍——就很可能会造成又一位陈水扁。台湾人民所希望的接触在没有北京采取的相应行动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的。
最终，台湾民族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北京。台湾人迄今为止一直拒绝接受台湾民族主义的逻辑；他们拒绝把中国大陆看作台湾应当与之老死不相往来的敌人。但是如果北京的行为像敌人，就会改变台湾人的这种看法。如果拒绝与一系列合法当选的台湾政府接触，就会使岛民的一种感觉得到加强，即中国对台湾及其人民怀有恶意。如果以对台湾发动贸易战相威胁，扩充瞄准该岛的导弹库存，并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台北，都会使台湾民族主义者的论点获得可信性。当然，只要在没有遇到挑衅的情况下对台湾发动一次军事打击，就几乎肯定会即刻地使爱恨交加转变成仇恨。
然而，本研究报告并不涉及北京对台湾的政策，而是研究台湾社会今天普遍存在的各种态度。起码目前，主流趋势，尤其是年轻人当中的趋势，是对出现最好的情况抱有希望：就是台湾与大陆之间享有积极关系，同时保持它今天所享有的高度自由与自治的前景。这种希望并不排除出现任何结局的可能性。尽管台湾海峡今天的问题看来很棘手，但却是可以应付的——有朝一日甚至可能会得到解决——如果双方显示出充分的灵活性、创造性和善意。（尹宏毅译、张惠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