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撰稿／汪伟(记者)
《新民周刊》：请解释一下“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新民周刊》：你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即将经历这样一个转折？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识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新民周刊》：这些征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实质性的变化吗？
蔡昉：已经在变。2004年以前，珠三角地区的民工工资10年涨了60元，而2005年一年就涨了100元。这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明显标志。这里许多企业过去只雇用18-22岁的女性工人，而且不做长期雇用的打算。随着这个年龄段农村女青年人数的绝对减少，企业就必须调整，把年龄调到更高，甚至使用男工替代。
《新民周刊》：眼下大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中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就算有已经有种种征兆，谈“转折点”是否为时过早？
蔡昉：根据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
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倾向于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来观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下去。但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人口再生产类型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新民周刊》：既然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谈转折点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北大的樊刚教授说过，民工荒并不说明中国劳动力短缺，扩展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是最主要的任务。
蔡昉：一点也不危言耸听，因为我在做了很长时间的基础研究，在农村、企业和工程上进行了大量观察和调研，才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且我发现这个观察与我们关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的几乎所有争论都有直接的关系。在转折点全面到来之前，首先会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也就是地域性、部门性、技能性的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出现整体短缺趋势时，其中优质的部分的短缺会格外突出。这意味着传统的依靠资本积累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即将走到它的尽头。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前提是头脑要清醒，要看得到人口变化的趋势，对这种变化的后果尤其要心里有数。如果说以前讲转变增长方式是未雨绸缪的话，现在还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就会丧失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不确定因素？
蔡昉：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更是其典型特征。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测算下来，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
《新民周刊》：这个我们不熟悉的发展环境有没有包含一些有利因素？
蔡昉：劳动力供求形式的变化会改变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雇主为了竞争稳定和高素质的雇员不得不改善雇佣条件，劳动者就会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因此，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的大好时机。另外这也是调整中国户籍制度的机会。以前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利用户籍制度人为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
《新民周刊》：《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制定中，有专家认为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会不会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趋势？
蔡昉：最低工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其标准的制订也很重要。也就是说，恰当的最低工资政策可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恰当的则会扭曲劳动力市场。如果不顾劳动力供求的实际情况，一味追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降低了企业的雇用意愿，也是造成工资成本提高的原因。在新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该避免用政策手段人为干预产业结构的形成，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形成，仅仅在保护权益的意义上制订最低工资政策，以防止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民周刊》：学术界和业界还没有完全接受刘易斯转折点的提法，但已经有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将使中国丧失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优势。
蔡昉：我认为，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还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关键是要遵循发展阶段的规律：当中国的劳动者接受低廉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人为地抬高它，而把投资者吓跑。而当劳动者不再接受血汗工资时，说明就业机会更多了，该走的投资者尽管让他走。
撰稿／汪伟(记者)
《新民周刊》：请解释一下“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新民周刊》：你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即将经历这样一个转折？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识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新民周刊》：这些征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实质性的变化吗？
蔡昉：已经在变。2004年以前，珠三角地区的民工工资10年涨了60元，而2005年一年就涨了100元。这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明显标志。这里许多企业过去只雇用18-22岁的女性工人，而且不做长期雇用的打算。随着这个年龄段农村女青年人数的绝对减少，企业就必须调整，把年龄调到更高，甚至使用男工替代。
《新民周刊》：眼下大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中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就算有已经有种种征兆，谈“转折点”是否为时过早？
蔡昉：根据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
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倾向于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来观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下去。但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人口再生产类型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新民周刊》：既然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谈转折点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北大的樊刚教授说过，民工荒并不说明中国劳动力短缺，扩展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是最主要的任务。
蔡昉：一点也不危言耸听，因为我在做了很长时间的基础研究，在农村、企业和工程上进行了大量观察和调研，才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且我发现这个观察与我们关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的几乎所有争论都有直接的关系。在转折点全面到来之前，首先会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也就是地域性、部门性、技能性的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劳动力供给出现整体短缺趋势时，其中优质的部分的短缺会格外突出。这意味着传统的依靠资本积累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即将走到它的尽头。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前提是头脑要清醒，要看得到人口变化的趋势，对这种变化的后果尤其要心里有数。如果说以前讲转变增长方式是未雨绸缪的话，现在还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就会丧失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新民周刊》：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不确定因素？
蔡昉：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更是其典型特征。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测算下来，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
《新民周刊》：这个我们不熟悉的发展环境有没有包含一些有利因素？
蔡昉：劳动力供求形式的变化会改变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雇主为了竞争稳定和高素质的雇员不得不改善雇佣条件，劳动者就会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因此，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的大好时机。另外这也是调整中国户籍制度的机会。以前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利用户籍制度人为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
《新民周刊》：《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制定中，有专家认为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会不会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趋势？
蔡昉：最低工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其标准的制订也很重要。也就是说，恰当的最低工资政策可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恰当的则会扭曲劳动力市场。如果不顾劳动力供求的实际情况，一味追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降低了企业的雇用意愿，也是造成工资成本提高的原因。在新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该避免用政策手段人为干预产业结构的形成，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形成，仅仅在保护权益的意义上制订最低工资政策，以防止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民周刊》：学术界和业界还没有完全接受刘易斯转折点的提法，但已经有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将使中国丧失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优势。
蔡昉：我认为，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还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关键是要遵循发展阶段的规律：当中国的劳动者接受低廉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人为地抬高它，而把投资者吓跑。而当劳动者不再接受血汗工资时，说明就业机会更多了，该走的投资者尽管让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