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近几年来说不是的人多了起来，说不的人各有个的标准，也各有个的目的。但我喜欢“春晚”，没有什么更多的希求，只是贪图那一份热闹、那一份温馨。今年“博客中国”有人发出呼，要征百万人签名，取消“春晚”。其文之凿凿，好不吓人。
一年劳作到头，本没有想那么多，只想在“春晚”轻松一下，放松一下，但有人总是要较真，深究起来，我也不妨用脑子一想，才发现，这“春晚”还可以说上是中国的理想国呢。
理想国，我们并不陌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理想国，孔子的“大同社会”也是一种现实的理想国，它们的共同点是人类的进化，只有人类发展到一定的物质精神阶段，才可以考虑。说“春晚”是理想国，但不是“乌托邦”式的那种，它是现实的，它立足于人们的生活而形成艺术，对现实社会来说，不妨喻成是最好的国家形式。它是现阶段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进化程度相适应，因此它也有不足，它在进化中吗。因此，“春晚”有些问题，不能忽视，也不必须大作文章。
“春晚”是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才可能有的呢？大跃进时代不可能有，那时候人人有热情，但家家户户没有电视机；六十年代饥荒时代不可能有，仓廪环足，食不果腹，人哪里有闲情。人斗人的时代，派系分争，争权为务，生产瘫痪，又如何能天下同一首歌，共度良宵？只有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才可以享到”春晚”，一个追求发展得更好、更快的国家，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也才可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好的精神粮食。
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发展呢？好比如何办好一台亿万人共睹目的一台盛会呢？我们知道，国家是由人及人在社会分工方面所管理的社会财富构成的。观察“春晚”也是也应从人和社会分工这两方面来考察。理想国需要能人治国，一台晚会需要“明星”“大腕”和“新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也什么好指责的。国家靠能人管理人，管理社会财富，社会分工将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人和所有财富架次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春晚”是艺术家、艺术新人的舞台，草根老百姓当然只是欣赏他们的演出，这没有什么错。老百姓当然有表现宣泄的时候，那不是在“春晚”，是在“元宵节”，那才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为什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管理国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春晚”呢？这样问，是因为有人为“老百姓们永远只有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机会”鸣不平。这没有办法，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具有科学方面的才能，有的人具有政治方面的才能，有的人具有文艺方面的才能，这些差异，是自然法则决定的，社会是有分工的，而人之所以能构成社会是由于人具有构成社会的一些先天条件。这些条件是人在进化为人的过程中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社会是有分工的，因此人也应该有能力的差异，“春晚”让文艺优秀、专业的工作者上台，有什么可让你不平的呢？社会需要艺术家，也需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要能力治国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国家，一个理想国；同样，草根老百姓上不了“春晚”，是社会分工使然。
有人说“春晚”由中央电视台一家垄断，是霸权主义阉割全国人民”。我们来看一下理想国吧：理想国是能在其生存环境中取得最大发展速度的国家，因此理想国必须实行能力治国。但实行能力治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必须体现在其制度上，即国家的每一级权力机关——比如，中国的中央、省、县（市）、乡（镇）、村（企业）这五级的每一级权力机关分为三个部：行政部、考核部和监察部，这是“三部协调制”，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制度来约束。相反，理想国认为，过多的约束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束缚。事实上，在理想国看来，制度不应当是用来约束人的，而是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的。这也是我们不采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而采用“三部协调制”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制度中，下级的合理性是来源于上级的。因为，不论哪一级的行政部、考核部和监察部都是属于上级行政部管理的。只要上级行政部（行政部是专门管理下级的）愿意管理好他的下级，他就可以通过他下面的考核部、监察部对他的下级的 下级（我们上面说过，考核部、监察部都是针对下级的，而不是同级的）官员的考核和监察，从而间接的了解到他的下级行政部的政绩；贪污、受贿、渎职等情况（某一级官员的政绩；贪污、受贿、渎职等情况是可以从他的下级官员的政绩、贪污、受贿、渎职中反映出来的。）然后，可以针对性的作出处理。比如，对于政绩差的官员可以降职，对于政绩好的可以升职；对于贪污、受贿、渎职的官员可以免职等等。因此，中央是国家的最高级，就像中央电视台是一级垄断一样，是合理的。对于国家机器来说，最好的中央是由国家中最杰出的人当国家的首脑，对于国家一级垄断的电视台来说，最好的“春晚”节目是集国家文艺精英、精萃的。
有人会说，这样理想国的首脑不是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约束，而成了一种独裁专制了吗？因为，中央行政部、监察部和考核部都是针对省级行政部、监察部和考核部的，他们对国家的首脑不会有任何制度上的约束力。我要说的是，的确是这样，最好的国家形式就是由国家中最杰出的人独裁的国家。因为，理想国不是“性恶”论者。在“性恶”论者看来，人性是恶的，因此必须用制度来“归正”人性，以防止其作恶。西方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主张用严密的法制来管理人。但理想国不是这样。理想国认为，在人的本性之中有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就是在社会中想发挥自己的才能的需求。如果让国家中最有治国才能的人来独裁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圣王”或“圣君”治国的国家。由此推论，“春晚”就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反映，何以成为一种“霸权主义”呢？顺便多谈一下政治，在理想国看来，只要国家实现的是“能力治国”，依照人的本性就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不需要制度来约束。相反，理想国认为，过多的约束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束缚。事实上，在理想国看来，制度不应当是用来约束人的，而是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的。这也是我们不采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而采用“三部协调制”的根本原因。
理想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与人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人的幸福感来源于人们对自己的各个需要的满足程度。理想国是最幸福的国家，但她的最幸福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理想国却能最好的分配每一个人的需要，让所有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最佳的满足，从而使得所有人的需要在整体上表现为最大的满足。“春晚”不是这样吗？艺术家与人民各享其乐、各享其满足，在艺术的给与取方面和谐平衡。
也许有人会说，“我没有治国的才能，但我想当国家的君王”，就像有人不甘心做“春晚”的观众而要做“春晚”的演员一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许多人没有治国、没有艺术家的才能，但都以当国家的君王、登上“春晚”的舞台为幸福。但我要说的是，那是因为他们把当国家的君王仅仅看作是一个“享乐的职务”——即有权有势，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把上”春晚”看作是成名成家、捞取金钱的捷径。而不是一个“社会分工”。因为，是社会分工，就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国家的君王，就必须为治理国家而整天操劳，并为国家治理的不好而负责。（当然，事实上的君王们常常不是这样的。他们常常只是享乐，而不为国家治理的不好负责。这实际上是许多不具有当君王的才能的人，也想当君王的根本原因。比如，上“春晚”，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如此的付出，上了“春晚”岂不成了一种视听污染？！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就会赞同这样的观点——没有多少人想当国家的君王。因为，治理国家是一件相当辛苦和繁琐的事情，需要相当高的能力和智慧及兴趣。而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智慧，也没有多少人对治理国家感兴趣。因此，在一个合理的国家或理想国里的君王，只能让那些具有相当高的智慧的人来担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对治国安邦有兴趣。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春晚”的分析。
一年劳作到头，本没有想那么多，只想在“春晚”轻松一下，放松一下，但有人总是要较真，深究起来，我也不妨用脑子一想，才发现，这“春晚”还可以说上是中国的理想国呢。
理想国，我们并不陌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理想国，孔子的“大同社会”也是一种现实的理想国，它们的共同点是人类的进化，只有人类发展到一定的物质精神阶段，才可以考虑。说“春晚”是理想国，但不是“乌托邦”式的那种，它是现实的，它立足于人们的生活而形成艺术，对现实社会来说，不妨喻成是最好的国家形式。它是现阶段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进化程度相适应，因此它也有不足，它在进化中吗。因此，“春晚”有些问题，不能忽视，也不必须大作文章。
“春晚”是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才可能有的呢？大跃进时代不可能有，那时候人人有热情，但家家户户没有电视机；六十年代饥荒时代不可能有，仓廪环足，食不果腹，人哪里有闲情。人斗人的时代，派系分争，争权为务，生产瘫痪，又如何能天下同一首歌，共度良宵？只有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才可以享到”春晚”，一个追求发展得更好、更快的国家，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也才可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好的精神粮食。
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发展呢？好比如何办好一台亿万人共睹目的一台盛会呢？我们知道，国家是由人及人在社会分工方面所管理的社会财富构成的。观察“春晚”也是也应从人和社会分工这两方面来考察。理想国需要能人治国，一台晚会需要“明星”“大腕”和“新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也什么好指责的。国家靠能人管理人，管理社会财富，社会分工将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人和所有财富架次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春晚”是艺术家、艺术新人的舞台，草根老百姓当然只是欣赏他们的演出，这没有什么错。老百姓当然有表现宣泄的时候，那不是在“春晚”，是在“元宵节”，那才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为什么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管理国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春晚”呢？这样问，是因为有人为“老百姓们永远只有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机会”鸣不平。这没有办法，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具有科学方面的才能，有的人具有政治方面的才能，有的人具有文艺方面的才能，这些差异，是自然法则决定的，社会是有分工的，而人之所以能构成社会是由于人具有构成社会的一些先天条件。这些条件是人在进化为人的过程中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社会是有分工的，因此人也应该有能力的差异，“春晚”让文艺优秀、专业的工作者上台，有什么可让你不平的呢？社会需要艺术家，也需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要能力治国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国家，一个理想国；同样，草根老百姓上不了“春晚”，是社会分工使然。
有人说“春晚”由中央电视台一家垄断，是霸权主义阉割全国人民”。我们来看一下理想国吧：理想国是能在其生存环境中取得最大发展速度的国家，因此理想国必须实行能力治国。但实行能力治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必须体现在其制度上，即国家的每一级权力机关——比如，中国的中央、省、县（市）、乡（镇）、村（企业）这五级的每一级权力机关分为三个部：行政部、考核部和监察部，这是“三部协调制”，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制度来约束。相反，理想国认为，过多的约束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束缚。事实上，在理想国看来，制度不应当是用来约束人的，而是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的。这也是我们不采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而采用“三部协调制”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制度中，下级的合理性是来源于上级的。因为，不论哪一级的行政部、考核部和监察部都是属于上级行政部管理的。只要上级行政部（行政部是专门管理下级的）愿意管理好他的下级，他就可以通过他下面的考核部、监察部对他的下级的 下级（我们上面说过，考核部、监察部都是针对下级的，而不是同级的）官员的考核和监察，从而间接的了解到他的下级行政部的政绩；贪污、受贿、渎职等情况（某一级官员的政绩；贪污、受贿、渎职等情况是可以从他的下级官员的政绩、贪污、受贿、渎职中反映出来的。）然后，可以针对性的作出处理。比如，对于政绩差的官员可以降职，对于政绩好的可以升职；对于贪污、受贿、渎职的官员可以免职等等。因此，中央是国家的最高级，就像中央电视台是一级垄断一样，是合理的。对于国家机器来说，最好的中央是由国家中最杰出的人当国家的首脑，对于国家一级垄断的电视台来说，最好的“春晚”节目是集国家文艺精英、精萃的。
有人会说，这样理想国的首脑不是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约束，而成了一种独裁专制了吗？因为，中央行政部、监察部和考核部都是针对省级行政部、监察部和考核部的，他们对国家的首脑不会有任何制度上的约束力。我要说的是，的确是这样，最好的国家形式就是由国家中最杰出的人独裁的国家。因为，理想国不是“性恶”论者。在“性恶”论者看来，人性是恶的，因此必须用制度来“归正”人性，以防止其作恶。西方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主张用严密的法制来管理人。但理想国不是这样。理想国认为，在人的本性之中有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就是在社会中想发挥自己的才能的需求。如果让国家中最有治国才能的人来独裁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圣王”或“圣君”治国的国家。由此推论，“春晚”就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反映，何以成为一种“霸权主义”呢？顺便多谈一下政治，在理想国看来，只要国家实现的是“能力治国”，依照人的本性就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不需要制度来约束。相反，理想国认为，过多的约束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束缚。事实上，在理想国看来，制度不应当是用来约束人的，而是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的。这也是我们不采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而采用“三部协调制”的根本原因。
理想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与人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人的幸福感来源于人们对自己的各个需要的满足程度。理想国是最幸福的国家，但她的最幸福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理想国却能最好的分配每一个人的需要，让所有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最佳的满足，从而使得所有人的需要在整体上表现为最大的满足。“春晚”不是这样吗？艺术家与人民各享其乐、各享其满足，在艺术的给与取方面和谐平衡。
也许有人会说，“我没有治国的才能，但我想当国家的君王”，就像有人不甘心做“春晚”的观众而要做“春晚”的演员一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许多人没有治国、没有艺术家的才能，但都以当国家的君王、登上“春晚”的舞台为幸福。但我要说的是，那是因为他们把当国家的君王仅仅看作是一个“享乐的职务”——即有权有势，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把上”春晚”看作是成名成家、捞取金钱的捷径。而不是一个“社会分工”。因为，是社会分工，就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国家的君王，就必须为治理国家而整天操劳，并为国家治理的不好而负责。（当然，事实上的君王们常常不是这样的。他们常常只是享乐，而不为国家治理的不好负责。这实际上是许多不具有当君王的才能的人，也想当君王的根本原因。比如，上“春晚”，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如此的付出，上了“春晚”岂不成了一种视听污染？！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就会赞同这样的观点——没有多少人想当国家的君王。因为，治理国家是一件相当辛苦和繁琐的事情，需要相当高的能力和智慧及兴趣。而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智慧，也没有多少人对治理国家感兴趣。因此，在一个合理的国家或理想国里的君王，只能让那些具有相当高的智慧的人来担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对治国安邦有兴趣。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对“春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