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的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过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既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吗？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沾沾自喜的，我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证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巢（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哪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1919年6月15日

     1923年1月，这一年的一月份蔡元培干了一件事情，发了一个宣言，为寂寂无声的中国人权界抹上了一笔亮色。
    “一件事情”就是辞职。我很喜欢蔡元培动不动就“辞职的干活”。1917年7月3日，他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这个破事，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个事情在中国教育史上已经很有名了；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表示，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这更让人感动。而在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透过蔡元培的辞职和宣言，我们清晰地看到，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而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则是那么大。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实践家，才是具有宽阔视野、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责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间大眼界，才有人生大愤怒，才有人世大救续。人生之大愤怒，是与“小愤怒”有巨大区别的，它不是为自己的愤怒而“愤怒”，它也并不需要声嘶力竭，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一种透彻的说理、一种沉郁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体力行、无所畏惧、义无返顾的自身行动。而对于那些没有精神大格局、稀缺人生大愤怒的人来说，是不会有这种大救续的行动的，而是安稳、安舒、安耽地靠坐在金贵的宝椅上安享着安乐的。
    
    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公众的自由；没有个人的利益，就没有公共的利益；没有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大众的权利；没有个人的公正，就没有社会的公正；没有个人的平安，就没有国家的平安。为一个人争公民权利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正是蔡元培的伟大之举，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他为了守护公民自由公正的空间，不惜让自己身陷可能的困境，这就是用人格创造人格、用人格创造公正、用人格创造权利、用人格创造自由。歌德有言，“人格是大地之子最崇高的幸福。”所以，当今时代，为了最崇高的幸福，更需要呼唤蔡元培，呼唤大地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