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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幸结识“新法家网站”，为发现了又一片思想的绿洲而无比兴奋。接着就想到让价值中国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让中华文明的真精神得到更快、更广的复兴、传扬。

         翟玉忠先生在新法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目前已见三十多篇，有些篇幅还较长。所论范围广阔，独到见解颇多，论述有理有据，足以发人深思。虽然翟先生同意本人在价值中国网转载他的文章，但考虑到其它条件限制以及效果，本人准备先行摘编：从翟先生思想观点的总体轮廓开始，按“中华文明（总览）”（已发）、“中国古典法家经济学”（已发）、“中国古典法家政治学”（已发）、“儒法之争”（已发）、“中西文明比较”（已发）、“中国古典哲学”、“当代世界”、“中国改革”的思路顺序编排；再选择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可能加上简评、或提出一些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等，加以转载。如果摘编不能完全忠实反映翟先生的总体思想观点，不当之处由本人承担文责。不过读者可按所附网址，查阅原文，一切以原文为准。

 

翟玉忠 论 中国古典哲学 之 道法

中国古典哲学三个核心范畴

中国古典哲学是一套一以贯之的完整思想体系，除了《黄帝四经·道法》对道法、名实、阴阳三个范畴进行了阐述外，老子《道德经》道经开篇也是论述这几个范畴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译文：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道”，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用言词说出来，不是永恒的“名”’，“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从“无”中去观察“道”的奥妙，从“有”中去认识“道”的端倪。“无”和“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具有不同的名称。它们都可以说是很幽深的；极远极深，是一切变化的总门。）

《道德经》行文过于简约，不利于对思想内涵的深入阐述。而《黄帝四经·道法》篇就没有这个问题，它的论证十分详尽，我们再用其他诸子思想和现实事例说明，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实质。 

――翟玉忠：还我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初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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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

由于过去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强烈的泛伦理化趋势，许多人误以为道德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1973年中华文明成熟期的经典《黄帝四经》出土后，学者们才注意到道法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典哲学中，道和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国家的法律政令为自然天道所派生，天道也通过法律政令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人人都应履道守法。谷斌、张慧姝、 郑开在注《黄帝四经·道法》“道生法”一语时说：“这是道家黄老学派的重要命题之一。意谓治理国家的法律、政令均为道所派生。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是以天道推演人事，以形而上学为治国之术确立理论依据。由于法律、政令均由道所派生，从而道的属性与运行规律决定了法律、政令的属性及其所应遵从的规律。所以，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看到的，黄老学派非常强调法律、政令的公、正、明等属性，并且要求法律、政令合于天时。”（谷斌、张慧姝、郑开，《黄帝四经注译道德经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在中国古典哲学体系中，道是王、法是王。《黄帝四经·道法》指出：

“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原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口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黄帝四经》出土以前，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黄老学派著作已经尽失，黄老的哲学等同于老庄，不入世事无为而治。在《黄帝四经》出土后，另一本自唐代柳宗元就普遍认为是伪书、还没有散失的黄老经典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就是《鹖冠子》。因为《黄帝四经》中有不少与《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语句，《鹖冠子汇校集注》的作者黄怀信通过对《鹖冠子》的作者、版本、卷数作了仔细考察后，认为“今本《鹖冠子》文字的最终撰作年代，当在公元前236至228年之间，可见其确是一部先秦文献”。

在《鹖冠子》中，鹖冠子在回答庞子“为何道与神明不相分离”这一问题时说：“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法生神，神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末受之本，是故相保。”最早给《鹖冠子》作注的宋朝陆佃解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圣人明道、垂范而用之，故道生法，如法而治，以法治国，有神妙之功，故曰法生神；这里，本为道，末为神明，有本而有末，故曰末受之本。本末不相失，故曰不相分离（相保）。

《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总结了道、德、义、礼、法之间的关系。上面说：“虚无无形叫作道，化育万物叫作德，摆正君臣父子这类人间的关系叫作义，尊卑揖让、贵贱有别以及亲疏之间的体统叫作礼，繁简、大小的事务都用道划一，并用杀戮禁诛加以保证叫作法。”（原文：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

在同一章中，《管子》的作者进一步指出了道与法之间的关系：“法，是用来划一不齐的社会行动而不得不实行的，所以要运用杀戮禁诛来划一。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法要根据权衡得失来制定，而权衡得失则是以道为根据的。 ”（原文：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

与西方文明不同，西汉以前中华文明没有儒化时期的法制社会，没有强大宗教力量的影响，而是来自于先人对宇宙万物自然法则的认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这种认知是通过对事物的沉入了解领悟到的。《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中说：“道，离人不远而难以探其穷尽，与人共处而难以掌握。使欲念空虚，神道就将来到心里；欲念扫除不净，神道就不肯留处。人人都想得到智慧，但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智慧。智慧呵，智慧呵，应把它投之海外而不可空自强求。追求智慧不如保持心的空虚。圣人就是无所追求的，所以能够做到‘虚’。”（原文：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得处之者。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

君主的虚静无为之道只有通过法才能实现，没有法，无为之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治学著作《韩非子·主道第五》对无为之道与有为之法的论述十分丰满。上面说：

“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本原来了解万物的起源，研究准则来了解成败的起因。所以虚无冷静地对待一切，让名称自然命定，让事情自然确定。虚无了，才知道实在的真相；冷静了，才知道行动的准则。进言者自会形成主张，办事者自会形成效果，效果和主张验证相合，君主就无所事事，而使事物呈现出真相。。。。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贵。不亲自操持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的拙和巧，不亲自考虑事情而知道臣下谋事的福和祸。因此君主不多说话而臣下就要很好地谋事，不作规定而臣下就要很好地办事。臣下已经提出主张，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臣下已经作出事情，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拿了凭证进行验核，就是赏罚产生的根据。所以群臣陈述他们的主张，君主根据他们的主张授予他们职事，依照职事责求他们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主张，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主张，就罚。明君的原则，要求臣下不能说话不算数。因此明君行赏，像及时雨那么温润，百姓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君主行罚，像雷霆那么可怕，就是神圣也不能解脱。所以明君不随便赏赐，不赦免惩罚。赏赐随便了，功臣就懈怠他的事业；惩罚赦免了，奸臣就容易于坏事。因此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赏赐；确实有罪，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会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就不会骄横了。”（原文：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以天道推演人事，以自然原则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的基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月令体系。东汉后期著名学者蔡邕曾撰《月令篇名》一文对月令加以考述。蔡邕首先考证了《月令》篇名的由来以及《月令》在执政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备，各从时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渎之义。”

月令最早将环境因素纳入人类经济活动，在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今天，这一体系值得我们关注。经济活动必须符合自然原则，必须实现法制化，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生存经验。

《大戴礼记》里有《夏小正》篇，内容是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似乎月令这类文字在夏代已经有了。

从甲骨文卜辞中，我们了解到商人捕鱼多在九至十二月进行，特别是十到十二月多，说明当时人们可能已经按照自然生产的周期进行生产，顺时取物。（赵诚，《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第1186页，书海出版社，2006年2月）

上个世纪末大量秦汉律出土后，我们得以看到月令体系的法律文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敦煌悬泉置遗址进行清理发掘时，发现了墨书写在泥墙上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该诏公元5年五月开始颁行，八月发至敦煌。共50条，其中对野生动植物禁伐或禁捕的时间很长，品种甚多，如规定1~9月禁止伐木，1~6月禁空巢，1~10月禁杀幼虫，1~9月禁取卵，2~12月禁取四寸以下鱼，2~4月禁焚山林等等，既遵循了动植物生长规律，又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相配合。

西方经济学将自然与人放在对立的位置，征服与被征服的角度，相对于道法原则指导下的月令法制体系显然是落后的。我们在学习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时候，有必要注意到西方文明固有的弱点。

道法原则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使管理文书化、制度化。武汉一位知名的儒商曾和我争论企业管理中道德重要还是道法重要，我说德不能生德，还是要坚持道法原则，以法生德，他就从三皇五帝起反对我，我说三皇五帝的历史被儒者加工过云云；大家从新华社那里出来已经很晚，就一起坐地铁回家。车上我们随意聊了起来，从黄鹤楼一直到阿富汗战争。最后我说您是一位董事长，企业几百号人，全国到处跑搞学术会不会影响生意。这位先生马上来了精神：

“翟先生，你放心，不会的，这要按你的道法原则，企业所有制度都要建全，都要有监督，落实到位，这样我才能无为而治，才能出来，否则。。。”

和这位儒商在东直门分手，陪我一起去的朋友从地铁上下来，满脸通红，一出车门就开怀大笑。我说怎了，他说那位儒商真太逗了，五十多岁，满嘴仁义道德，谁也说服不了他，最后搞企业还是要靠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东西——道法！

――翟玉忠：还我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初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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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说五脏六腑，可远远不单单指实体器官，更主要的指功能器官，注重各脏腑间的关系。在中国人心中，道也是这样的，主要不是指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终极存在，而是与“理”或自然秩序高度相关。

《韩非子·解老第二十》中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参考译文：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动力，是万理构成形式的总汇。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式，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原因。所以说，道是条理化了的东西。万物各有其理，彼此不会相侵，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力量。万物之理各自不同，而道却完全集中了万物之理，所以道不能不随具体事物发生变化。因为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没有固定的规则。没有固定的规则，因而存亡之气由道赋予，一切智慧由道发授，万事废兴由道决定。）

道法与道德的关系

这个道，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德、反映到整个社会系统就是法。所以《黄帝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1973）开篇就讲：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

简而言之，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核心是道生法，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明道的阴阳辩证体系，不是什么得道成仙（大德圣人），以德治国——历史证明，那样只会退化到人治社会中去；原因很简单，德不能用天平称，不可参验，你说你肚子里有五斤德，我说我肚子里有八斤，怎么办，只有靠“中正”大人的主观判断了，当然二十一世纪察举制有了更好听的名字，叫“民主推荐”！

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道德力量会促进法制，但道德力量不会促成法制。

关于道生法、法生德的论证，中国历史，特别是从西周至秦汉的千年黄金时代就是最好的注脚。史料存之于《周礼》、《逸周书》、《黄帝书》、《商君书》之中，论证方法是可参验的，这与西方现代科学标准相通。

您说“法并非道在人间的自然反映，社会系统本就是人的创造物”。如果我们将社会系统作为宇宙的一般系统，作为复杂巨系统之一，您就会发现法是社会系统之道。作个思想实验：你是外星人，从太空仓看地球上这个人类社会，你就会从整体角度理解到为什么道生法，这里的法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法即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

〔关于〕法生德《商君书》论证得最清楚，那里叫“威生德”吧，《周礼》中也说德后面都要有法律基础。。。。我知道周围的司机如何提高社会公德的，他们哪有缘分听大儒讲法，被北京的警察叔叔罚了几次款，于是公共道德水平大增，不骗您，北京司机素质这些年真是提高了。

到底是道生法、法生德，还是德生德，德生法，我想最好的评判方法是历史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嘿嘿，历史成了我们研究社会巨系统的天然实验室，真好！）。我主张法生德是因为我看到“六亿人民尽舜尧”几乎不可能，而法家治下的秦国却成了荀子笔下路不拾遗的盛世。

――翟玉忠：答皮介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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