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欧美国家大多数企业以市场为枢纽的暂时交易关系相区别，日本组装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形成具有稳定的下包关系。。日本企业间这种下包制为何如此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随着日本经济内外条件的变化，下包制今后又会如何演化呢？本文拟借用交易费用理论，以日本的汽车产业为案例，对这一特殊的企业交易关系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下包制 交易费用理论 “淘汰赛”机制 挑战

 

与欧美国家大多数企业以市场为枢纽的暂时交易关系相区别，日本组装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形成具有稳定的下包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汽车产业在全球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这种下包关系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这种下包关系在汽车等日本有竞争力产业的运营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企业间这种下包制为何如此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随着日本经济内外条件的变化，下包制今后又会如何演化呢？本文拟借用交易费用理论以及“淘汰赛”机制，以日本的汽车产业为案例，对这一特殊的企业交易关系进行分析，力求对认识上述问题有所帮助。

一、日本企业间下包制特征：以汽车产业为例

学者们对日本组装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下包关系的研究，一般都是以美国的同类企业间交易关系为参照，通过对两者之间的对比，发现日美汽车产业内部结构以及组装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交易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零部件外购比例不同。丰田汽车和日产汽车等日本大型汽车厂商，除车体和发动机等主要部件外，70%-80%的零配件都是依赖订货生产的。相比之下，美国企业更为偏爱纵向一体化战略，一半以上的零配件都是在企业内生产的，向外订货生产的比例一般都不足50%[1]。

第二，企业间稳定性程度不同。日本汽车厂商不仅向外订货生产的比例高，而且组装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交易关系非常稳定。以丰田汽车为例，其零部件多年来一直是由400多家企业承包的，其间的交易关系非常稳定，很少发生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美国通用汽车零配件订货生产的比例虽然只为50%左右，但接受其订货的企业却多达12500多家，而且这种交易关系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变化[2]。

第三，交易关系不同。在丰田和日产的系列化体系中，每4至6个下包企业至少拥有一位从组装厂派来的技术专家，帮助零部件供应商改进产品质量和工艺技术。在丰田技术中心，大约有350名来自协作企业的“客座工程师”在这里长年工作，而在美国企业之间并不存在如此密切的技术合作关系。因此，与美国厂商只关注零部件价格不同，日本的汽车厂商是从成本、质量、技术等多个维度来考察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并帮助其加以改进的[3]。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日本企业间下包制的基本特征是组装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交易时间长，而且其交易已非市场上的随机性。据日本学者藤本1994年对120家零部件供应商（其中第1、2、3次承包商各为40家、60家和20家）的调查，1次承包商中的45%与其主要发包商已有近50年的商业往来；2次承包商中的32%有30余年，44%有10余年；3次承包商中的89%有10余年[4]。除此之外，日本企业间长期交易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零部件供应商的多层次性。日本汽车厂商的零配件生产，是通过多层次的承包生产完成的，供应商存在多层次性[5]。多层次性是指按供货对象分类，零部件供应商被分为向汽车厂商提供零部件的1次供应商，向1次供应商供应初级零部件的2次供应商，依此类推，还有3次、4次供应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但是，正如下面要分析的，这个金字塔并不是封闭的结构，就零部件供应商而言，其交易对象往往是多家汽车组装厂商，而对于汽车组装厂商而言，在某零部件的采购上，其交易对象也往往有多家零部件供应商。

二、下包制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交易费用理论

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和组织作为交易的媒介存在着替代关系。对于一种交易，采取哪种方式才更有效率，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6]，这便是交易费用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会存在交易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由于受到信息收集、贮藏、传达等信息处理方面的诸多限制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所谓机会主义，是指在交易中，以“不正直的言行”（虚伪、欺诈、背叛等）去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已主义。资产专用性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选择上被锁定而投入一特定贸易关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它们在可供选择的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7]。交易费用理论重视资产专用性这一因素。

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在市场交易中存在巨大的交易费用，为减少这种交易费用，人们往往倾向于内部交易。科斯在其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开山之作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8]。不可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内部组织有比市场节约交易费用的效果。但是，有时这一效果会随着市场交易内部化的推进、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走向反面。主要表现为内部调配比率的增加，内部组织的膨胀，由于偏向于内部交易所导致的对外部环境变化适应能力的弱化，由于科层增加所导致的信息传达的扭曲等等。即当企业扩大时，对企业家的功能来说，收益可能会减少，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组织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会上升。自然，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9]。

依据交易费用理论，日本企业间下包制可以解释为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组织交易之间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日本企业间这种比较稳定的下包制未从市场交易向内部组织（合并性方式）转变，却演变为一种长期连续性的交易方式（双方负有义务的方式）。日本企业间关系的主流为什么未向内部组织转变，却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下包制，其原因何在？通过分析总结，这种企业间稳定的下包制的形成还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一种延续。战前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碰上经济衰退，大公司往往不再用分包商，而反过来，一旦市场需求增加，分包商便会停下分包的项目，自己去生产能赚取高额利润的产成品。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承包商与分包商都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行为方式。战争期间，为支持其战争动员，政府对承包公司以及分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以制裁，政府为大公司与其分包商之间的合作扮演了强制执行者的角色。为促成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的稳定关系，政府迫使承包商对其分包商加以照顾，同时又迫使分包商与其承包商建立排它性关系[10]。尽管在一些细节上还有待研究，不过战后的下包制与战时日本的历史条件有关，对于这一观点，多数学者还是赞同的。这也与诺思的观点相吻合，即“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1]。

第二，战后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和投资资金及外汇的短缺。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不仅对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扶持，而且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实施了扶持的政策。对汽车等产业的扶持意味着日本对工业原材料进口需求的迅速增长，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对外汇的积累和分配进行干预。当时政府不允许受到扶持的汽车产业，以有限的外汇进口国外的汽车零部件，在此情况下，汽车厂商只得将经营资源集中在装配过程中，与此同时，把零部件的生产委托于小型机械制造商。

第三，文化因素的影响。要理解日本企业，尤其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合并与分离的复杂关系，还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儒家文化“重然诺、轻契约，重结果、轻手段”的特点在日本有着深厚的影响，这一点也是造成日本企业间关系形态迥异于西方、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儒家思想偏重于集体主义和人际关系，这种观念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经济制度环境（市场信息制度缺失，公司及个人信用无法公开、透明，生产要素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意外耦合”，强化了企业间的交易关系。

三、对下包制效率的理论分析

日本企业间这种独特的交易关系带来了什么结果呢？首先是生产成本的节约。根据《幸福》杂志1985年的一项调查[12]，美国厂商当年的单车平均生产成本为3350美元，而日本厂商的这一数字仅为2750美元，比前者低22%。其次是交易成本的节约。准时化生产（Just In Time, JIT）和供应体系将采购和仓储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据统计，1986年时通用汽车的采购部共雇佣了3000人，而同期丰田公司采购部的雇员却只有340人。由于当年通用公司与丰田公司的产量分别为600万辆和360万辆，从而通用的采购成本几乎是丰田的5倍。正因为如此，通产省在1987年的《日本中小企业白皮书》中总结道：“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应当归功于它的下包体系”[13]。

以上只是介绍了下包制及其带来效率的一般状况，而要真正了解这种独特的交易关系带来的效率，就必须对日本组装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竞争作更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换个思路，从竞争维度来考察这一问题。我们看到，日本的大企业往往采取“双供应商策略”，交易对象的数目相对较少而交易关系比较稳定，并且在发包方的协调下，下包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其它零部件供应商的行为。这种策略的安排到底带来什么优势和效率呢？

首先考虑一个组装厂商对一个零部件供应商的情况，并且假定把质量好坏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零部件供应商为了提供不同于“市场化”部件的产品进行投资，其投资成本是C(x)（C´(x)≥0, C"(x)≤0）该投资产生了与使用原产品相比的一个追加价值R(X)（R´(X) ≤0，R"(X) ≥0），此时下包制双方所获取的“交易利润”总和为 （x）= R(X)- C(x)。其利润最大化条件是R´(X)= C´(x)≥0，即边际投资等于边际利润，此时可以达到最佳投资水平X。但事实上以这种方式实现最佳投资水平是很困难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零部件供应商的专用资产发生在利润分配之前，从而在下包制双方进行利润分配谈判中，C(x)已经成为“沉没成本”（sank cost）,而与利润分配无关。此时零部件供应商所得到的报酬是R(X)/2，其利润为R(X)/2- C(x)，供应商在进行投资前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因而他选择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为R´(X)/2= C´(x)，这时的最优投资水平X´显然要小于X。这就是由于存在“索价”（ hold-up）问题时所造成的投资不足。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从企业合并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14]。认为通过把组装厂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合并后，实际投资者和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成为一体，代理关系不复存在，这样投资水平将在最佳水平上。但是，分析可以看出，通过这样的合并来解决“索价”问题对于日本企业间关系来说存在两方面的困难。第一，合并后，企业组织的庞大将使企业内管理体制集中所要求的信息处理成本增加，协调困难，从而有可能增加非生产性成本。其中包括：非生产性活动所造成的不当决策带来的损失以及为为防止非生产性活动所进行的政策变动，决策方法、组织结构变动造成的组织效率的降低；第二，合并需要资金，但在金融市场筹措资金会遇到困难。组装厂商和零部件供应商通过合并能够使投资效率提高，但有关投资机会的信息难以传递到金融市场，合并的资金筹措条件不利。

那么日本企业如何解决“索价”问题及由此带来的投资不足呢？青木昌彦（Aoki,1996）指出[15]：通过采取“双供应商策略”，并且组装厂商通过自己的特殊地位向每一个零部件供应商通报其竞争对手的信息，就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了一种“淘汰赛”机制，从而在不需纵向一体化的条件下就能够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

图1、信息控制下的“淘汰赛”机制

     t=0               t=1                t=2               t=3

      合同                 共享信息                    再谈判               零部件制造

  a投资Xa1           Aa1，Ab1             a投资Xa2         Aa= Xa1+ Xa2+Ua

  b投资Xb1                                  b投资Xb1        Ab = Xb1+ Xb2+Ub

资料来源：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编著（1996）：《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如图1所示，在0时点上组装厂商委托零部件供应商a、b提供零部件。在第1时间段内，零部件供应商a和b分别投资Xa1和Xb1。在第2时点，组装厂商把对开发中的评价Aa1= Xa1+Ua和Ab1= Xb1+Ub(Ua、Ub为评价误差)透露给两个零部件供应商，同时也向他们转达对其竞争对手的评价。在第3时间段内，零部件供应商继续投资Xa2，Xb2。在第4时点上，组装厂商根据前两期的投资状况做出评价Aa、Ab，并据此与零部件供应商a、b进行再谈判，从而决定制造零部件供应商以及利益分配。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第1时段内，如果只存在一个零部件供应商，则必然导致投资不足，而现在则出现了两个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为了获得更高的评价和利益，每一个供应商都会根据对手的投资水平做出相应调整。假如现在零部件供应商a 计划投资Xa= X/2（X为最佳投资水平），由于供应商b知道这一信息，它必然会选择比X/2 恰好多一点的投资水平Xb,在组装厂商的有意“泄露”下，供应商a完全知晓b的行为，它的反应必然是选择多于Xb投资水平，在这样一种“你追我赶”的博弈行为下，最终a、b都会达到最佳投资水平X ，从而能解决由于存在“索价”问题所造成的投资不足。

引入竞争机制后，零部件供应商为了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危险，会加大投资，而这将最终导致组装厂商对零部件供应商的压榨和“投资过度”。事实上，为了避免受到“剥削”，与组装厂商采用的“双供应商”策略类似，零部件供应商同样采取“多买主”策略来进行对自身的保护机制。桥本寿朗等的研究表明[16]，小企业往往倾向与多个大企业建立下包关系。在有4-9名雇员的企业中，只有一个买主的比例为40%；；在有50-99名雇员的企业中这一比例降低到20%，这种规模的企业往往同时与4-8个大企业建立协作关系。

四、下包制面临的挑战和其前景探讨

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企业间下包制的确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方式。但这种方式的竞争优势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这才是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事实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下包制双方的交易关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第一，外部市场开放后带来的挑战。下包制虽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交易方式，但显然是一种不完全竞争性、封闭性交易。在下包制运营过程中，虽然组装厂商也对零部件供应商采取了一些鼓励竞争的措施，但与欧美企业在市场上公开地、自由地采购零部件相比，这种交易关系不够激烈也不能实现最佳、最有效的经营资源配置。下包制其封闭性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交易关系越来越受到指责，在80年代以前，这一矛盾还没有显现出来，但自80年代中期前后日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这种交易关系受到了美国的严厉指责，要求增加经济的开放性、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17]。

第二，日本大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产业空洞化”。日元升值后，在日本国内劳动力和出口成本相对走高的形式下，大企业加大了海外投资的力度，纷纷从海外零部件供应商，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亚国家那里订购越来越多的更为便宜的零部件。对于国内的零部件供应商，大企业一方面要求其投巨资更新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又要求它们给予更多的价格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加上90年代日本受不良债权困扰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大规模的破产，这种发生在下包制底层的变化直接动摇了这种交易方式的基础。

第三，下包制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青木昌彦比较了企业内信息协调诸类型各自的优劣和适用范围[18]，指出，日本企业所采取的是一种水平式的信息协调体制（horizontal hierarchy）,这种体制在跨部门的系统振荡较为明显和互补性较强的产业中最有效率，而汽车行业正具有上述产业特征，从而这种体制给其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力。在汽车行业中，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条，车型的变换必然要求零部件、模具的相应改变，从而跨部门的协调，尤其是技术协调显得极为重要。青木昌彦指出当今的信息产业虽然也面临着剧烈的跨部门系统振荡，但其发展战略却是朝着尽量减少部门之间互补性的方向努力的，采取一种尽可能使零部件标准化、生产模数化并根据顾客的需求进行组合、销售的顾客导向战略。例如，美国IBM交换机就是先向顾客提供标准化的零部件和软件菜单，然后才根据顾客的选择，适当的组装发货的。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企业间下包制这一交易关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当然这种制度安排本身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传统的下包制已经开始了“解冻” 的步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中小企业独立性的日益增强。1995年日本商工中金调查部和财团法人商工综合研究所联合组织了一次针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的调查，调查显示，现在日本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中至少有一半属于“技术集约型”或“设计开发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企业的独立意识日益增强。被调查的承包企业中有10%打算今后以生产本公司的产品为主，有40%的希望本公司产品生产和承包生产并重，今后打算继续以承包生产为主的企业尚不到40%[19]。

  日本企业界人士已认识到，他们面临的经营问题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涉及企业集团的命运和前途，无疑是增加开放度、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近年来，日本企业已开始进行有关企业制度方面的调整。伴随经济增长的减速，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交易伙伴，允许外部的零部件供应商加入；开始奉行零部件调配的国际化，并展开国际性的提携战略；让外国企业进入日本的汽车产业。总之，企业间交易的开放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展开。

  日本企业间下包制这种制度安排是在日本经济社会各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其今后会如何演变，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到目前为止，还很难为日下包制变迁预测一个确定的发展方向，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日本企业间下包制的变迁将会受到路径依赖[20]的约束，即尽管日本目前进行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或者说是市场功能增进的，却不等于其发展的方向是美国式的企业制度。未来下包制的变迁将经历路径依赖式的演变，有可能形成一种介于英美以市场为枢纽的暂时交易关系与日本稳定的下包交易关系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刘昌黎：《现代日本经济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贾根良等著：《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创新、制度多样化与东亚经济的演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车维汉：《日本企业间长期连续性交易的有效性分析—以汽车产业为例》，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6期。

[4][日]植草益：《日本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前沿》，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6][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00年版。

[7][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商务出版社2004版。

[8][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A.B.Fisher,“Behind the Hype ar GM’s Saturn”,Fortune,11.November,1985。

[10]车维汉：《日本企业间长期连续性交易关系理论评述》，载《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1期。

[11]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12]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6）：《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13]桥本寿朗等著，戴晓芙译：《现代日本经济》，上海财经大学2001年版。

[14]白雪洁：《超越“空洞化”—日本中小制造企业发展前景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