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辞职门”事件，最近在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无论自诩为“清”的“观局者”怎么评说，怎么抨击，华为之“决定政策的人们”却不为所动，甚至连已经被外界视为“司马昭之心”的“规避将于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都不承认。于是，舆论又把矛头转向“软法”——《劳动合同法》。一部还不到“预产期”的“良法”在胞胎之中已经严重缺钙，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以法治国”可能又陷入了一个迷信权力的误区，觉得法治无非就是依仗国家暴力的立法和执法。从社会学的立场看问题，作为“社会制度”的法律其实只是“治国”的一条腿，没有另一条腿“社会行动”相配合，我们就只能单腿跳式地蹦哒着前进，这是很不稳定也一定不能持久的。
从世界上的法律体系看，除了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基本法律之外，更为现代的立法几乎都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劳资关系如此，社会保障如此，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更是如此。社会行动是促使良法问世的原动力，也是监督良法执行的制衡力，没有社会行动相配合的法律行动，几乎一定会缺钙。所以，即使我们已经有了在理念上已经非常先进的《劳动法》，我们依然要总理出面去为农民工“讨要工资”。
正因为如此，深入讨论“华为员工离职事件”，我们不妨先把相关的法律搁置一边，看看我们有那些途径可以走出“无奈”并且走向“有奈”。
首先，按“科学发展观”的道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严酷的现实：在当今世界上，“充分就业”已如黄鹤西去，白云悠悠。尤其在中国，说总量性失业也好，说结构性失业也好，都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资本的权力和自由度可谓无限，甚至已经完全不受民族国家界限的束缚。反之，劳动这一方，不但要受到国境线和国籍的限制，甚至在中国还要受到户口等种种限制。没有了工作上的自由选择权，其他权利自然也就受到影响。所以，资本的“一言堂”和劳动的“集体失语”几乎是一定会发生而且可能已经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以上所述，可能就是华为“辞职门”的大背景。《劳动合同法》作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其原意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大环境决定，保护劳动者利益所要涉及到的复杂关系其实并不是一部《劳动合同法》可以调整的。我们可能不应以此来指责华为“辞职门”的决策者，因为比起当年的“下岗分流”和“转制并轨”这并不为过。
综上所述，软法之缺钙也是必然的，即使是让我们的“良法”浑身披挂，甚至练出“金钟罩”、“铁布衫”，那你的“软肋”或“命门”也是明摆着的。何况，资本还有一着妙棋，三十六计走为上。
说到此，我们还是没有走出“无奈”，但已经把“天下大势”给说白了。如何走出无奈走向“有奈”，其实没有最佳选择，只有退而求其次，寻求“满意选择”——劳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那就是最好的选择。于是，这就又引出劳资谈判的话题。显然，以劳动者个人对资方谈判是没有戏的，所以要推行集体谈判，这就需要有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替劳动者出面来进行维权。
当代社会是一个倡导“谈判协商”的社会，国际关系如此，国内关系亦应如此。政府的角色是作为“裁判”介入和干预谈判的过程，着重保证程序的公正和公平。在政府、劳动和资本的“三国演义”中，劳动一方的谈判筹码越多，公平分配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终还是要给予劳动一方罢工的权力——社会行动的一种。不然的话，劳资双方的在权力方面仍然是不对等的。
华为所为，其实可能已经接近“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境界（当然，这可能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可惜的是，华为所为并没有合法程序给予保护，我们也没有见到劳资双方谈判的过程。说到底，现在的结果着实会让“软法”很郁闷，但比起迷信权力的“硬法”（不管结果对哪方有利）还是要理智的多。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以法治国”可能又陷入了一个迷信权力的误区，觉得法治无非就是依仗国家暴力的立法和执法。从社会学的立场看问题，作为“社会制度”的法律其实只是“治国”的一条腿，没有另一条腿“社会行动”相配合，我们就只能单腿跳式地蹦哒着前进，这是很不稳定也一定不能持久的。
从世界上的法律体系看，除了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基本法律之外，更为现代的立法几乎都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劳资关系如此，社会保障如此，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更是如此。社会行动是促使良法问世的原动力，也是监督良法执行的制衡力，没有社会行动相配合的法律行动，几乎一定会缺钙。所以，即使我们已经有了在理念上已经非常先进的《劳动法》，我们依然要总理出面去为农民工“讨要工资”。
正因为如此，深入讨论“华为员工离职事件”，我们不妨先把相关的法律搁置一边，看看我们有那些途径可以走出“无奈”并且走向“有奈”。
首先，按“科学发展观”的道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严酷的现实：在当今世界上，“充分就业”已如黄鹤西去，白云悠悠。尤其在中国，说总量性失业也好，说结构性失业也好，都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资本的权力和自由度可谓无限，甚至已经完全不受民族国家界限的束缚。反之，劳动这一方，不但要受到国境线和国籍的限制，甚至在中国还要受到户口等种种限制。没有了工作上的自由选择权，其他权利自然也就受到影响。所以，资本的“一言堂”和劳动的“集体失语”几乎是一定会发生而且可能已经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以上所述，可能就是华为“辞职门”的大背景。《劳动合同法》作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其原意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大环境决定，保护劳动者利益所要涉及到的复杂关系其实并不是一部《劳动合同法》可以调整的。我们可能不应以此来指责华为“辞职门”的决策者，因为比起当年的“下岗分流”和“转制并轨”这并不为过。
综上所述，软法之缺钙也是必然的，即使是让我们的“良法”浑身披挂，甚至练出“金钟罩”、“铁布衫”，那你的“软肋”或“命门”也是明摆着的。何况，资本还有一着妙棋，三十六计走为上。
说到此，我们还是没有走出“无奈”，但已经把“天下大势”给说白了。如何走出无奈走向“有奈”，其实没有最佳选择，只有退而求其次，寻求“满意选择”——劳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那就是最好的选择。于是，这就又引出劳资谈判的话题。显然，以劳动者个人对资方谈判是没有戏的，所以要推行集体谈判，这就需要有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替劳动者出面来进行维权。
当代社会是一个倡导“谈判协商”的社会，国际关系如此，国内关系亦应如此。政府的角色是作为“裁判”介入和干预谈判的过程，着重保证程序的公正和公平。在政府、劳动和资本的“三国演义”中，劳动一方的谈判筹码越多，公平分配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终还是要给予劳动一方罢工的权力——社会行动的一种。不然的话，劳资双方的在权力方面仍然是不对等的。
华为所为，其实可能已经接近“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境界（当然，这可能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可惜的是，华为所为并没有合法程序给予保护，我们也没有见到劳资双方谈判的过程。说到底，现在的结果着实会让“软法”很郁闷，但比起迷信权力的“硬法”（不管结果对哪方有利）还是要理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