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经济的最佳状态是均衡，所以不管是从政治发展，还是经济发展，自由的市场改革这么久了，适当的保守都是一种必须的策略，是调理“和谐社会”的必然取向，当然也是凝聚进一步改革共识的契机。

改革不能神化，新保守主义也是一种改革

文/陈建光

   本文早就想写了，在关于“郎顾之争”，郎咸平与大陆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之争的时候就准备写了。但一直深感才疏学浅，见识浅薄，不敢随意妄谈改革，所以迟迟未下笔。在上个星期看了零点集团袁岳先生的《改革不是意识形态》和昨日看的《保守与自由的界限》后，感觉深以为然，再次激发了我以前一直准备写的这篇文章。

本人草民，不想左右改革，但对于保守与自由之争，改革成败之争也一直有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实务主义者，我不会天然的认为某种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社会教会了我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如果非要讲一条，我比较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这里的实践，应该纠正为“实践的结果”，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意味，但历史的发展就如此，当然这也不排除少数人强调过程的体验，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改革来说，如果出现一个失败的结果，那么无论如何不值得歌颂的。即使这条定理也有问题，“实践的结果”的时间轴是多长呢？一年后、一百年和一千年后，人们对同一个结果也许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我们一辈子也就几十年，先不去思考那么深远的话题，但对于眼前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即使理论上是一套天然无缝的措施，但是社会发展的很多要素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难以穷尽的，用经济学的行话，那就是“约束条件”，正因为约束条件无法穷尽，才有了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而鉴于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中支柱作用，我们既不能抹杀他们的卓越功绩，但也不能太过于苛责他们，毕竟有些事情他们也无能为力，当然他们自己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有着自己的傲慢与偏见。

说起傲慢与偏见，我们自从有了改革一词，改革确实被神化了，不能批判，不能反省了。即使中央说了高举改革的旗帜不动摇，“此改革”也并非等同于“彼改革”。改革与市场化之间并没有划上必然的等号。

如果我们从更客观与中立的角度去判断，改革更应是个中性词汇，他不能带有“进步”等感情色彩的，只有符合社会发展的改革才是进步，否则那就是在乱改革、瞎改革。所以，改革本身是不能神化的。而至今包括教改、医改在内的改革，很多都已经证明了是失败的，那这种改革也值得捍卫吗？

而且套用邓爷爷的话，“改革也不是姓自由，还是姓保守，姓市场，还是姓计划”的问题，不管保守还是自由，市场还是计划都只是改革的手段，一切都应以改革的结果论英雄。事实上，改革本身就是不断革新和调整，不管固守计划还是固守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反对改革。

而且保守与自由是相对的，现在所谓的自由派学者在社会的发展潮流中事实上成了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固守着自由经济不放，将市场改革神化了，认为批判市场，就是批判改革，批判改革就是改革的罪人。

还有就是，任何一种政策都有其边际效应的，在绝对计划经济状态下，开一个市场的口子，经济会发展很快，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红利，但同时市场的负作用也会一同放出，“一利生一弊”，比如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商业贿赂等；而当市场已经开放得很大，制度的红利已经接近巅峰时，再继续开放市场，而规范市场行为的措施又跟不上开放的步伐，那么负作用就很有可能抵消甚至超过积极作用，比如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国民的幸福感反而减弱，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这时适当的保守疗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保守疗法并非要求历史倒退，而是寻求一种对市场规范化的做法，毕竟在美国那样的自由国家，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有轮流坐庄的机会，以求得社会的平衡，那么在中国为何这么惧怕保守呢？

事实上，在中国市场化已经很大，而规范的政策和政府执行力跟不上的时候，适当的保守反而能制造出另一种制度红利来，因为制度红利并非是市场化改革的专利。只有在市场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市场的开放才能逐步获得认同，并使广大老百姓受益，而这恰恰是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仅仅一味抽象的市场化，理论上的市场化，而不管老百姓的利益，那么反对改革是必然的。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经济的最佳状态是均衡，所以不管是从政治发展，还是经济发展，自由的市场改革这么久了，适当的保守都是一种必须的策略，是调理“和谐社会”的必然取向，当然也是凝聚进一步改革共识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