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无意中丢下的一块石子，在经过了无数次辗转碰撞之后，已经演变成一次巨大的滑坡，势不可挡地冲向万劫不复的终点。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选择了一个最小的突破口爆发出来，如同狭窄的峡口，使柔性的流水获得了坚硬的强度。“顺民”们忽然变脸，令执政者猝不及防，人们抢占电台、冲进警局、焚烧商店……纷乱的人群中，我们已经无法找到林江迈的面孔。她在完成自己在历史中任务以后，悄然隐退。

    “被国军杀死的人数估计，从一千人到十万人不等。至于此次事变到底有多少伤亡，由于缺乏确实的资料，我们只有从零散的报导和凭印象来做预估。譬如，彭明敏回忆一位亲戚在三月十日见到国军船只到达基隆的情形，‘军舰未靠岸以前，便开始炮击海岸和一些港湾’。然后，彭明敏就从他的看法来描写国军镇压基隆的情形：‘如此，基隆和台北便为恐怖所笼罩。国民党军队一登上岸，便开始向基隆市街流窜、射击或刺杀市民，强暴妇女，抢劫民家和店铺。有许多台湾人被捉到，活活塞进帆布袋里，堆积在糖厂仓库前，然后一个一个仍进港口海中。其他有些人干脆只被绑起来或链锁起来，从码头被推下。’”（《悲剧性的开端》，第二六O页。）

    事件一旦进入暴力体系，就变得无法控制和挽回。军警为“自卫”而开枪，民众为“自卫”而夺枪。对生命的捍卫，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主题，并为每个人的杀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没有比这更高的正义。在正义的授权下，杀戮在蔓延。天下大乱。

    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心态进入历史现场，而这一历史，在当时和后来，分别进入了截然不同的阐释系统。一个“全知”的视角永不存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罗珞珈在译序中将这段历史称为“一桩充满争议的事件”，并说：“到后来，争议变得越来越诡谲，而该事件的悲剧性，也真正地越来越浓重了。”（《悲悯之始译者序》，《悲剧性的开端》，第九页。）

    在纷乱的人群中，马若孟开始追踪每个人的下落，即使忽略他时间上的滞后，这样的跟踪对于一个老人而言也并不轻松，况且，他还要保持对事件的冷静观察，不被匆促的身影扰乱自己的视线。

    子弹追赶着奔跑的身体，尖利的弹头，在柔软的身体上找到了自己最妥贴的去处。杀人，变成一件无比愉快的事情。火焰和鲜血，在阳光的照耀下无比刺眼。血，是理智的克星。历史的脱轨，无不与鲜血有关。对此，中国人有深切体验；美国人通过好莱坞电影完成他们的暴力想象，恰恰反证了他们在现实中对暴力的陌生和疏远。

十三

    我和马若孟谈到中国历史（当然，也包括“W革”）中的暴力。马若孟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他们对暴力的承受力显然无法与中国人相提并论――鲁迅已经在他的文章里证明了，观看杀人曾经是中国人的一个娱乐项目。我对此的痛恨比鲁迅毫不逊色，我激烈地批评现在的年轻人对历史伤痛的无知。但马若孟说，还是不让他们知道更好。他还说：“我研究了一辈子中国，但我还不知道，是把从前的苦难揭示出来更好，还是隐瞒它们更好。中国人心中的仇恨已经够多了。”它指着我说：“如果你知道答案，请你告诉我。”

    作为历史学家，隐瞒甚至伪造历史是与他的职业相矛盾的。我必须考虑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或许，他的本意是，不应使历史研究者沦为头脑简单的历史声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悲悯恐怕比悲愤更加重要。而我们，已经太容易被悲愤冲昏头脑，以致于我们在被它锁住之后，已无法正确地飞翔。我想起他在《悲剧性的开端》中文版序中的话：“我们认为二二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很多而且十分复杂。我们指出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应为光复以后他们治理台湾省政的失败而负起责任。我们也认为造成此一悲剧性事件的其他种种因素也非常重要。因此，要挑明指责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团体应为此一事件负全责，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是希望读者了解此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发生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结果。

        “我们希望读者将此一事件，放置在台湾半世纪来现代化的整个历史中来审视判断。我们恳切希望台湾的民众有足够的同情心和领悟能力，把此一悲剧性的事件，当作疗伤止痛并和睦相处的历史教训。台湾的人民正跨越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借由了解自身独特的的历史，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应当联合起来，创造一个融合东方和西方优点的新社会。”（《中文版作者序》，》，《悲剧性的开端》，第八页。）

    历史中包含着关于未来的学问，而未来，又像历史一样复杂。我有点恍惚，像堕入某个峡谷。马若孟拍拍我的肩膀：“别想了，先看你的史料。”

马若孟找来一辆图书馆专用的运书车，把地下室的史料一层一层码在上面，然后推出办公楼。推车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一再拒绝，他似乎想以此证明他并不老，但对我而言，这一点已无须证明。他最终把资料推到档案室，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临走时，伸出手，有力地与我握别：“随时欢迎你来找我。”

    对他的善意，我有些感激涕零，但我并没有得意忘形。我尽可能地保持着自己的风度，但我自己知道，这份风度是伪装出来的，而面前这位白发老人的风度则是深入骨髓，弥漫在他举手投足间，就像我在欧洲老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戴着礼帽，揣着怀表的，血统高贵、严肃，然而和善的老人。

    在马若孟的纵容下，我大肆享用历史的盛宴。我后来对斯坦福的其他教授谈起这一待遇，他们颇感惊奇。马教授或许并不总是如此慷慨。我知道他是把自己对历史和历史研究者的敬意，转嫁到了我的身上。

十四

        “祝勇，请在办公室里等我，我十五分钟后回来。”

    马若孟的便笺，贴在他的门上。我推门进去，在空空的房间坐下。

落地窗后面是巨幅的风景，所有的事物被阳光照亮。我突然觉得这位白发老头与这梦境般的童话景象十分匹配。他拥有自己的密室，掌握着时间的暗道，这使他具有一种神奇的法力。关键是他拥有一颗悲悯之心，他希望将此作为所有伤痛的止痛药。

    门把手被扭动。他回来了。

二OO六年十二月六日至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