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曾经目睹了马若孟的冷静，至于他的激情，得从他的书中寻找。林江迈、陈文溪……，所有死去的人在他的讲述中一一复活。历史并不存在，历史只存在于讲述中，所以，历史永远有重述的可能。马若孟用一本长达四百页的书（谁知道他究竟写过多少本这样的著作）证明了自己讲述历史的激情。但这种激情不是显露于外的，而是被喋喋不休的叙述深深地掩盖起来。
马若孟的书中包含了太多的细节，这些细节以数字、表格、口述、电文、新闻报道、日记的方式呈现出来，细致入微。这让我看到了这位史学家的勇气――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重建历史现场的勇气。这一点就如同侦探在案件发生之后重建现场一样重要。而历史学家面对的困境是：历史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庞大得比所有细节的总和还要多，以致于当我们企图复述它时，总有一种狗咬乌龟无从下口的尴尬。把事件从历史的肌体上切割下来，将使事件死掉；而作为整体的历史，又是无法叙述的。对于这样的困境，马若孟显然了如指掌，所以，他开始在整体与具体之间的周旋。他所建构的“整体”包括：
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背景
台湾精英分子的兴起
台湾人争取政治权利的奋斗
日本战争初期的政策
全国爱国动员
教育运动
大战后期的动员运动
推行工业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地方政府中台籍人士的角色
光复前夕的台湾
大陆上的国民政府
一九四五年的大陆形势
光复的准备
光复
人员不足及台籍人士推动政府工作的职位
日产争夺战
贪污与军纪败坏
其他的政治问题：媒体的作用及陈仪的领导力
经济危机
社会弊病
语言及文化的隔阂
风暴前的不宁静
事变的发生
事变的模式及共产党的角色
国民政府从威协到用武
恐怖时期
恐怖的延伸
朝革新之路前进
悲剧的本质
陈仪的命运
政府早期的反应
台湾人的反应
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政策
……
他甚至以极大的耐心为我们提供了台北市零售价指数、台湾商品生产量、台湾城市警力、台湾犯罪案件统计等表格，以及台湾省军警及国民政府军队配置等若干图示，他企图将所有的细节重新装置在历史的肌体中。他的历史不像魏斐德或者史景迁那样富于故事性，他手里的历史材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枯燥的，但它们全部通过逻辑的榫卯联系起来，丝丝入扣，反而具有小说般的悬念与紧张感。他驾驭史料的能力令我击节赞叹。当然，所有的材料选择都会挂一漏万，而这样的遗漏所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事件的真相残缺不全，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事件的性质。一块石头的失踪可能使整座金字塔为之倾覆。所以，这本书的译者、我的朋友 罗珞珈教授在译序中写：“任何学习历史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一桩历史事件时，莫不希望能够写出‘正确的历史’。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桩历史事件，在经过‘时间’这股巨流冲击消磨之后，仍然可能由三、五位专家学者去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因此，读者在阅览一本研究历史事件的书籍时，与其关注于作者为什么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大将军在城门上咳嗽三次而非四次，还不如去思索为什么作者会把那位大将军放置在那座可以横览中外，纵观古今的城门上。” （《悲悯之始――译者序》，《悲剧性的开端》，第九页。）
马若孟有美国学者特有的严谨，他搜集了相当多的历史细节，这正是许多中国史学家所欠缺的；他同时能把所有的细节镶嵌在历史的链条上，在他的历史观中互为因果，使那些死去的数字和枯燥的细节变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十
第一次见面，马若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苹果。我没能得到他的任何许诺。但他吃苹果时的天真神情，已经让我意识到，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第二次见面，是在郭岱君教授的办公室里。我们正在谈另外一件事情，马若孟进来，问我是否有时间，我说有，他说，那好，你跟我来。
老人手里拎着重重的一捆资料，穿过漫长的走廊，我要帮他，他执意不肯。那是黄昏时分，整座大楼人去楼空，他并不告诉我去哪里，这使我颇觉诡异。他打开一扇门，又关上。又打开一扇门，又关上。打开一个电梯，通向地下室。地下室又有几道门，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封闭的房间，显然，只有他掌握着那里的钥匙。
宝藏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令我难以置信。巨大的房间里，有无数的书架，上面层层叠叠，全是“文革”史料，有内部印刷品，有油印的，还有手写的。还没有编目，所以，我无法从研究所的网页上查目。只有他知道宝藏的存在。我惊喜地抬头望他。他依然严肃，嘴里只说了四个字：“你要快看。”
十一
我坐在树阴下读完《悲剧性的开端》。这本书令我深感绝望。我意识到自己像他那样表述历史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我要在斯坦福呆上一辈子，而斯坦福显然并不赞同这一点，其次我自己也颇感心虚。此时我已经知道，无论是激情、胆识，还是体力，我都不是马若孟的对手，永远不是，尽管他看上去比我老弱得多。我因此对他顿生敬意，而不是因为他的头衔和履历。
根据马若孟的理论，每个人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无法互换。他稳坐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而我，陶醉在自己的诗情画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