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Ramon H. Myers（马若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我说他严肃，是因为他不苟言笑。他穿着西装，两手插在裤兜里，被四壁的书簇拥着，隔着书桌与我说话。

二

斯坦福与柏克莱两所大学相距不远，但如果没车，交通并不方便。我需要从Berkeley Down Town 乘坐Bart火车到Milbrea，斯坦福的教授会开车到Milbrea车站接我，前后要一个多小时。不过，这趟旅程是愉快的。我已经跑过几趟。我们对于旅行的感受经常取决于我们对于终点的态度：终点令人向往，过程于是变得不再繁琐。

前往斯坦福的旅程没有任何曲折。火车通常很空，我会躲在角落里读书。倦怠时，就会抬起眼睛，看车窗外的景色。有许多小巧的有尖顶的房子，像童话里的布景。旅程的舒适使人变得慵懒。火车像一个奔跑的花房，阳光肆无忌惮地涌进来，使一切变得明媚，而我自己，倒像一滴无法融化的污渍。我的脸迎着阳光，我发现自己的视线被阳光吞没了，我并看不到什么。天空与海水都像是假的，因为它们与梦过于相像。

手里的书是马若孟的《悲剧性的开端》。马若孟送我的，扉页上有给我的签名，用英文写着：“为了我们的友情。”签字的日期是二OO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

我不知道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那个黄昏是怎样进入马若孟的视野的。但那个黄昏与斯坦福的黄昏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时隔将近六十年之后，那个黄昏的景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有关那个黄昏的传说以各种方式被各种口音所复述，但我们仍难从中打探到关于它的准确消息。许多人影在金箔似的夕阳中晃动并且融化，那些刺耳的尖叫、拳头击在身体上的空洞的声音，以及子弹出膛的呼啸早已变成了层层叠叠的文字，等待皓首穷经的学究们举着放大镜，慢慢分辨，像观看一部上个世纪的默片。

马若孟没有解释林江迈为什么没有逃走，这个四十岁的寡妇，在警察到来的时候，仍然苦守着她的货物。其他的烟贩都逃走了。太平町，这有名的私货集散地，居然冷清下来。

警察是在太平町的小香园吃过晚饭之后开始行动的。此前，他们接到密报，前往淡水港的小船上查私烟，只查到五箱，这令他们大为恼怒。所以，他们从小香园出来的时候，脚步匆促，有些急不可待。黄昏因他们的到来而变得紧张，但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四

马若孟的办公室里挂着孙中山像，很大，镶在镜框里，目光炯炯，一丝不苟地看我们，仿佛在探寻什么。办公室很狭窄，但是很高，所以四周的书架也有着非凡的高度，须凭借木梯，才能够到高处的书。那两把梯子就竖在书架边上，暗示着某种危险。马若孟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身体很瘦，双手枯槁。我没有看过他攀上木梯的样子，这反而使我更加不安。那两把梯子仿佛两件不祥的器物，让我无法安心。

马若孟对我的不安一无所知。他以为我在打量他的藏书。那些书大多是英文的，有着镏金的书脊，我因英语水平低下，无法表现出对它们的兴趣。马若孟的嘴正在投入地吃一个苹果，他的牙齿在接触雪白的果肉的一刹会发出愉快的脆响；而他的耳朵则在听我述说自己的研究计划。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的注意力在他的耳朵上而不是牙齿上，但我无法证明这一点。我表达了自己对查阅“W革”原始资料的渴望，我知道，他效力了一辈子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有着非同寻常的收藏，而他，退休前曾是这家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这家学府最著名的汉学家。我知道他的态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自己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紧张。事关重大，每一个人在有求于人的时候都会流露出某种不合时宜的紧张。

五

在斯坦福的校园散步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尤其是秋天的黄昏，夕阳在落进树林以前，会给每座建筑物镶上一层绽亮的金边。树叶落了一地，辅成厚厚的一层，供我们肆意践踏。它改变了道路的性质，使它不再坚硬和崎岖，而变得温文尔雅，这是来自道路的抚慰。因而，这种践踏是谨慎、从容、优雅的，与斯坦福的风格一致。在斯坦福，人无法变得狂野，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斯坦福是贵族学校，建筑都充满贵族气质，带着中世纪的华美雕饰，掩映在杂色的树丛中。雕塑、教堂、古堡、回廊……恍如传奇中的欧洲。

胡佛研究所几乎就在斯坦福的中心位置上，有胡佛塔(Hoover Tower)指路，我从来不会迷失，尽管它隐身于一片深红的枫树中。马若孟的办公室两面是落地长窗，打开窗帘，会看到炫目的红色，飞旋的落叶使色彩变得富于动感。马若孟的办公室有着最华丽的视线，但这并不有碍于他把目光投向更神奇的历史。最挑动他视线的事物在他的桌上，幽深、玄妙、变幻莫测。

六

马若孟的书页上这样写：

“这时的台湾社会随处都有党派之争，甚至在官署中也不例外。人民与台省当局的鸿沟已经太深了，只需要加最后那么一点儿配料――谣言或群众的歇斯底里――就可以使这枚炸弹引爆燃烧。”（《悲剧性的开端》，第一五七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一九九三年版）

我想起另一位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研究一七六八年一次席卷全国的巫术恐慌。我羡慕他们，总能从纷乱的线索中准确地牵到关键的绳头。

七

马若孟看到林江迈近乎祈求的表情。那个黄昏发生的事件真能再度清晰起来？她抱住一位缉查员不放，几乎跪下。她的哭声在那个时刻显得格外锐利：“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的香烟还给我吧……”绝望的哭号与缉查员的冷漠形成反差。对于缉查者而言，她的哭喊毫无效果，但它感染了围观者。哭喊会停止，然后消失，被岁月中形形色色的哭声所包裹和融化，六十年后，没有人能够透过时间的重重围困，分辨出她的哭声，但它在消失后转化成另外一种东西，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它变成了愤怒，这种愤怒从一个人身上向越来越多的人身上蔓延，于是，这样的哭号就潜进了每一个人的身体，让这些在历史中隐匿已久的身体突然浮现出来。所有人的命运，就是在此时开始改变。

对于中年寡妇的执著，缉查员的枪托开始感到不耐烦，它在她的头上重重击了一下，作为奖赏，寡妇的额头上迸出一枚鲜红的勋章。但那勋章很快融化了，变成液体，覆盖了她的半张脸。

这一行动成功地制止了哭声，却启动了一连串的咆哮：

“阿山不讲理！”
         “猪仔太可恶！”
         “还给香烟！”

这一结果显然超出了缉查员的估计，事态的发展也正在超出预言家的估计。这时他本能地想到了枪。危机加深了他对枪的依赖。他认为自己能够从枪杆子里面得到安全感，但这是所有持枪者的错觉。仿佛炫耀他的特权，他把枪高高举起来，然后朝扳机上按了一下。一声脆响之声，有人按住左胸。一个叫陈文溪的围观者倒下了。他不幸被历史选中，成为“二二八事件”中的第一个死者。

第二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是日，台湾省发生事变。盖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属员为查缉私烟，于廿七日夜与暴民发生争执，不幸因放枪自卫，误毙一人。”（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六册，下，第三九六页。转引自《悲剧性的开端》，第二四四页。）

八

我松驰下来，坐在树荫里的木椅上，翻马若孟的书。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同时，没有动荡。美国的生活过于平静，平静得令人难受。这是理想国的美中不足。我相信上帝是没有欲望的，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它了。美国的许多学者和作家是靠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北战争培养起来的，这样的战争，放在亚洲史中，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在美国，一桩杀人案足以轰动全国；而在中国历史中，人曾经以百万为单位地死亡。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史学家们，会以什么眼光打量中国的苦难？横在他们面前的，不仅仅是语言的障碍。

空气芳香的树林，这里适合写诗和聚会――树荫中已经备好了聚会时用的长条木桌，缺席的，只有美人和香槟。加州以海岸、阳光和葡萄酒闻名，在这样的气氛里谈论六十年前的一场屠杀，有些怪诞，甚至，有失庄重，像在茶余饭后，谈论昨日的一场佚闻。死难者的血提醒我们对历史应怀有敬畏，而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被无辜者的血养肥的婴儿。

马若孟掀开了历史的血腥的一角，希望由此看到古老中国的秘密。所以，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条通往中国的秘密通道，但在斯坦福的校园里漫步，我们无法意识到那条通道的存在。我们太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蒙蔽，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手里捏着精致的咖啡杯的白人绅士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更无法揣测，在这所校园里，究竟暗藏着多少条各式各样的暗道。只有马若孟自己，手里握着秘密通道的钥匙，并且熟悉通道内部纷杂的路径。

自由和安逸的缺点是它瓦解了激情与渴望，而它们对关注历史的人来说却格外重要。当然，还有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