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开始了“同一性”的努力。写作者们核对了彼此的表针，使他们拥有步调一致的时间；他们的世界也彼此靠拢，尽管他们所描写的只是世界的某一个局部，互不相通，但他们默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世界。“在小说的整体性背后，屹立着世界和历史所具有的这一巨大而现实的整体性。”

     沈从文显得有些势单力薄，连他自己都在感叹：“乡下人太少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他孤独地反抗着群体的意志，以孤绝的身影，与任何形式的“一体化”进程相对峙。他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些“特例”，而他固执地把“特例”视为“范例”。世界一体化进程已经大兵压境，他的唯一命运便是与他所守卫的城池同归于尽，玉石俱焚。但故事的结局却有些出乎意料，凤凰还在，沈从文也没有消失。

     自十五世纪以来，“全球化”便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授权下踏上征程，并愈来愈显示出不可一世、所向披靡的架势。即使这一进程借助了“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威力，但它仍然不能与“西方化”同日而语。“全球化”不是“西方化”的别名，而应当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融合的结果。如果把西方现代文明视为天下大同的最终模式，则势必导致文化的“偏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大声宣布：“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根据我的理解，他们的核心意念是“共享”，而不是“取代”；它的终极状态不是“全球一致”，而是“全球一体”，即“各自存在，相互补充”，这一点就像一种汽车的发动机在一个国家生产，而外壳在另一个国家生产一样简单和明确。它们之间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线性关系（像简单进化论表述的那样），而是相邻关系，即，最终不表现为时间关系，而是表现为空间关系。这使覆盖与抵抗之间有可能达成和解，或者说，抵抗可以更名为一种反向覆盖——覆盖是以双向，或者多向的方式进行的，它们具有平等的身份。凤凰的历史被世界所改写的同时，凤凰自身也参与了对世界的塑造——作家李锐把它称为“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

     一种文化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空间转换价值”。所谓“空间转换价值”，就是指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和另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之间的价值差异。正是“空间转换价值”，趋动马可·波罗、哥伦布、利玛窦之流前赴后继地踏上“发现东方”之途，而一个悖论又尾随其后——他们的行动，又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削弱了东西方差异；他们企图寻找“空间转换价值”，导致的结果却是“空间转换价值”在此后的历史中大为削减。到了二十世纪，现代性话语（比如革命）的介入，更使不同空间的转换价值趋近于零，也就是说，革命的空间意识形态已经抵消了空间的差异，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化约成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互可以“通约”，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旷野走向山冈，从江南走到北方，其实都只能算是在同一种性质的空间中的物理位移，不存在质的差异。这表征着寄身于这一空间中的人的自我内涵的趋同、归一——无论是现实中的人，还是文学叙事中的人。全球化使这种状况进一步升级，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座城市，意味着从机场抵达机场、从高速公路抵达高速公路，从摩天大楼抵达摩天大楼。一个跨越国家的巨大城市正在诞生，它使现代人失去方位感，自己不知道身在何方。

     沈从文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转换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凤凰不是作为旅游的终点站存在的，它也是我们发现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起点，包括它的道德、宗教和审美方式——“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永远不会放下他的妄想，让人们“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于是，翠翠的渡船，有了某种隐喻的意义。它成为此岸与彼岸的连接物。沈从文的回归实际上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一是对过去的投靠，二是对未来的期许。沈从文的湘西无须对历史时间存有敌意，相反，恰是历史时间（比如革命时代，或者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的介入，彰显了湘西的不可取代性。那里的山野溪涧孕育了充足的氧气，随时准备为我们虚弱的内心提供动力。

     沈从文成为城市中的困兽，归来是他一生的渴望（他用翠翠的等待来呼应这种渴望），也是他一生中最苍凉的动作。它像一个慢镜头，贯穿了沈从文的大半生，并最终在他死后得以完成。他葬在沱江边上，黄永玉在墓碑上写：“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无须再出走了，妄图出走的是我们，从城市中偷渡。我们能够穿越城市的封锁线，找到沈从文描述过的那个古老渡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