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犹药也。读一本书，就如同喝下一付药。其实，不光书有这样的疗效，报纸和杂志也是有的。一本书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以前不知晓的或不那么知晓的内容，而一份报纸与杂志更是如此。它可以有自己旧有的风格，但每一期的内容都应该有新意才好。
2007年1月25日的《南方周末》，至少有三篇文章通过标题或正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意。其一是文化版芳菲的《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其二是经济版孙涤的《通过银行办婚礼》，其三是文化版张健的《“读图”时代，不做白痴》。
韩少功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成名作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篇小说《爸爸爸》、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等等。不过，他的小说故事性似乎逊色于语言的叙述，时间一长就记不清讲的是什么了。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想想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想想矛盾的《子夜》，想想巴金的《家》，哪一部不让我们对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记忆犹新呢？这大概也是新时期小说不够景气、让读者不待见的主要原因。其实，细究起来，好象不是韩少功吸引了我们，而是“次优主义”这个概念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什么是“次优主义”？怎样的生活才叫“次优主义”生活？它与韩少功又有怎样的联系？面对这样三个疑问，我们没有办法不仔细地阅读这篇《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可惜，韩少功一如既往地喜欢理性、逻辑与玩概念，诸如“文化后面的人与灵魂”啦，“面对向下沉沦的乡村”啦，连农民都被他赋予了“后现代”的哲学界定，他的语言与思维就象插图中他高高翘起的二郎腿，高傲而让人无法亲近。好在，一番云里雾里的忽悠之后，我们终于在文章的结尾看到了所谓的“次优主义”。原来，“次优主义”是与“完美主义”相应的一个概念，它不“主张高调乐观”，但也并不盲目悲观；它不确信人类能够“通向天堂”，但也并不否认人类可以“通向各种不完美社会中一种不那么坏的社会”；它“低调”着，但也“进取”着。在韩少功看来，这种人生选择“也许比较务实和可靠”。难怪他“每年有6个月时间生活在乡下”。
与喜欢玩文化的韩少功相比，孙涤似乎更为务实。南周的经济版并没有给他命名一个专栏，但却经常发表他的文章，而且每次都会放上他的免冠照片，客观上让人感觉他就是一个专栏作家。这一次，《通过银行办婚礼》一文涉及到了他以前“在业余时间的闲散杂谈中却绝少道及”的金融服务。而且，所谈内容十分地贴近大众，所出的点子又相当地超前，以至于大概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无法实现。什么叫通过银行办婚礼呢？按照孙先生的设想，就是由银行为新人建立一个网上平台，发布新人属意的礼品清单以及相应的商场和酒店等等，然后通知亲朋好友，由亲朋好友直接在网上选择相应的礼品或服务，承诺相应的礼金支付额。按照孙先生的设想，这样做，可以有效地解决送礼与收礼方在信息上的“严重的不对称”，增加婚礼操办的便利，使与婚礼相关的信息更加透明公开，减少“沟通困扰”，并给收礼与送礼方以“充分考虑的选择自由”。不过，我之所以认定孙先生的这一设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实现，是因为它忽略了东方传统与习俗。首先，收礼方不会明目张胆地把自己需要的礼品张榜公示，因为这样不仅会显得收礼方太势力，而且会显得太寒酸，哪有举办婚礼的不自己把东西准备好而靠亲友的红包来解决的道理呢？其次，送礼方也不会愿意把自己提供的礼金张榜公示，因为这样会使自己与其他人产生公开的比较，多了会让其他人生气，少了则会让其他人觉得小气。本来嘛，送礼与收礼，只是双方之间的事，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又何必让其他人都知晓，搞得沸沸扬扬呢？再说，一些价值不菲的商品，即使有人认捐，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额，商品还是买不成，购物计划不能如期实现，收礼方还是只能把红包收入自己的帐下。孙涤先生是美国的教授，他的思维与观点已经半有东方色彩半有西方色彩了，但对于东方世界而言，看来他的某些建议并不适用。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不能对西方的经济学家及经济理论过于崇拜。
如果说韩少功与孙涤只是提出了两个有新意的概念的话，那么，文化版张健对中山大学教授罗一平的采访《“读图”时代，不做白痴》则具有让人震憾的力量。一开始，我几乎想放弃了对这篇精彩访谈的阅读，因为“读图”时代毕竟早已到来，对我已经形不成视觉冲击和阅读欲望。然而，在诸多插图中的两幅人体画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了解南周为什么会如此大胆地刊登这样的插图，而与其相关的背景又会是什么？没想到，这样的拯救阅读却让我为差点儿失去与一篇精彩对话的相会而惊喜！文章的精彩不仅表现在罗一平对七幅插图的圆满解读，使读者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认识这些图画和行为，增强审美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而且体现在罗一平对一种艺术眼光的全面阐释，体现在他对“白痴”的独特理解以及对艺术欣赏霸权的唤醒。
是的，“读图是学人的哲思，读图是欲望的凝视，读图是历史的校验，读图是伦理的考量，读图是文化的选择”。这就是读图的“专业高度”。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你就无法摆脱“白痴”的浅薄，你就只能象无根的草一样，在众多的画作面前徘徊游荡，作毫无底蕴、毫无知觉的、浮光掠影的扫描，被那些人类的艺术杰作“折服或者击败”，成为不折不扣的“失败的看客”。而你的阅读过程或欣赏过程，也将注定只能是一次战胜不了作品因而丧失阅读霸权的“自取其辱”的过程。罗一平告诉我们，别小看那一幅幅看似简单的艺术作品，它们实际上是在刺激我们的欲望的同时，挑战我们的思维和智力。而在这场隐藏在阅读背后的激烈角逐中，“要击败这种图画的挑战，读图人就要打磨自己的智力，充分解读图的意义，让它服，让它从此不再傲慢”。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才会透过《天窗下的列》中全身赤裸、生殖器下垂的男人的表象，看到他臃肿的体态以及“象女人一样交叉并拢着的小腿”，理解男性在这个时代所受到的生理与心理的摧残；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才会透过《内在的书卷》中同样全身赤裸，从下体抽出纸卷的女人的表象，聆听她对那纸卷上“我遇到的一个快乐的男子”的诗歌的表白，理解什么是渴望表达自我的女性主义行为艺术，而不把它当成是下流的表演、令人恶心和愤怒的艺术。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连，“要读懂它们，死死地盯着那些杂乱的条块和色彩是徒劳的，你必须去知晓它的政治背景或者社会背景，才能辨认权力的阴谋”。
当艺术欣赏演变成一场考量知识、智商与能力的挑战与应战的时候，知识储备不足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感到不寒而慄？且慢，罗一平还有对时代的更精彩也更残酷的解读。他借助《苹果》与《灵魂》两部作品，展示了艺术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控诉与抵抗”。为什么要控诉与抵抗？因为我们已经“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一个视觉暴力的时代、嗜血的时代”！满足这个时代特征的有两个要件，其一是作为罪魁祸首的媒体，它们象嗅觉灵敏的鲨鱼一样，哪里有血腥气，就会追踪而去，一拥而上；其二是貌似被动的“嗜血的大众”，他们的阅读饥渴，似乎只有“充满血腥的报纸”才能满足，而且他们一面会表现出对嗜血媒体的无边憎恨，一而又会情不自禁地“急不可待地从媒体上捕捉”有血腥味的“只言片语”。如此下去，这个社会岂不就将面临崩溃？好在，我们既看到了吉娜·潘当众用刀片划开的流血的肚皮，看到了麻木的、嗜血的看客的冷漠，同时也听到了“不要划脸”的惊呼。“原来血腥可以止于脸部”，“大众并不是一群完全泯灭理性的嗜血狂徒”。
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唯一希望。
2007年1月25日的《南方周末》，至少有三篇文章通过标题或正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意。其一是文化版芳菲的《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其二是经济版孙涤的《通过银行办婚礼》，其三是文化版张健的《“读图”时代，不做白痴》。
韩少功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成名作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篇小说《爸爸爸》、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等等。不过，他的小说故事性似乎逊色于语言的叙述，时间一长就记不清讲的是什么了。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想想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想想矛盾的《子夜》，想想巴金的《家》，哪一部不让我们对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记忆犹新呢？这大概也是新时期小说不够景气、让读者不待见的主要原因。其实，细究起来，好象不是韩少功吸引了我们，而是“次优主义”这个概念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什么是“次优主义”？怎样的生活才叫“次优主义”生活？它与韩少功又有怎样的联系？面对这样三个疑问，我们没有办法不仔细地阅读这篇《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可惜，韩少功一如既往地喜欢理性、逻辑与玩概念，诸如“文化后面的人与灵魂”啦，“面对向下沉沦的乡村”啦，连农民都被他赋予了“后现代”的哲学界定，他的语言与思维就象插图中他高高翘起的二郎腿，高傲而让人无法亲近。好在，一番云里雾里的忽悠之后，我们终于在文章的结尾看到了所谓的“次优主义”。原来，“次优主义”是与“完美主义”相应的一个概念，它不“主张高调乐观”，但也并不盲目悲观；它不确信人类能够“通向天堂”，但也并不否认人类可以“通向各种不完美社会中一种不那么坏的社会”；它“低调”着，但也“进取”着。在韩少功看来，这种人生选择“也许比较务实和可靠”。难怪他“每年有6个月时间生活在乡下”。
与喜欢玩文化的韩少功相比，孙涤似乎更为务实。南周的经济版并没有给他命名一个专栏，但却经常发表他的文章，而且每次都会放上他的免冠照片，客观上让人感觉他就是一个专栏作家。这一次，《通过银行办婚礼》一文涉及到了他以前“在业余时间的闲散杂谈中却绝少道及”的金融服务。而且，所谈内容十分地贴近大众，所出的点子又相当地超前，以至于大概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无法实现。什么叫通过银行办婚礼呢？按照孙先生的设想，就是由银行为新人建立一个网上平台，发布新人属意的礼品清单以及相应的商场和酒店等等，然后通知亲朋好友，由亲朋好友直接在网上选择相应的礼品或服务，承诺相应的礼金支付额。按照孙先生的设想，这样做，可以有效地解决送礼与收礼方在信息上的“严重的不对称”，增加婚礼操办的便利，使与婚礼相关的信息更加透明公开，减少“沟通困扰”，并给收礼与送礼方以“充分考虑的选择自由”。不过，我之所以认定孙先生的这一设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实现，是因为它忽略了东方传统与习俗。首先，收礼方不会明目张胆地把自己需要的礼品张榜公示，因为这样不仅会显得收礼方太势力，而且会显得太寒酸，哪有举办婚礼的不自己把东西准备好而靠亲友的红包来解决的道理呢？其次，送礼方也不会愿意把自己提供的礼金张榜公示，因为这样会使自己与其他人产生公开的比较，多了会让其他人生气，少了则会让其他人觉得小气。本来嘛，送礼与收礼，只是双方之间的事，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又何必让其他人都知晓，搞得沸沸扬扬呢？再说，一些价值不菲的商品，即使有人认捐，但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额，商品还是买不成，购物计划不能如期实现，收礼方还是只能把红包收入自己的帐下。孙涤先生是美国的教授，他的思维与观点已经半有东方色彩半有西方色彩了，但对于东方世界而言，看来他的某些建议并不适用。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不能对西方的经济学家及经济理论过于崇拜。
如果说韩少功与孙涤只是提出了两个有新意的概念的话，那么，文化版张健对中山大学教授罗一平的采访《“读图”时代，不做白痴》则具有让人震憾的力量。一开始，我几乎想放弃了对这篇精彩访谈的阅读，因为“读图”时代毕竟早已到来，对我已经形不成视觉冲击和阅读欲望。然而，在诸多插图中的两幅人体画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了解南周为什么会如此大胆地刊登这样的插图，而与其相关的背景又会是什么？没想到，这样的拯救阅读却让我为差点儿失去与一篇精彩对话的相会而惊喜！文章的精彩不仅表现在罗一平对七幅插图的圆满解读，使读者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认识这些图画和行为，增强审美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而且体现在罗一平对一种艺术眼光的全面阐释，体现在他对“白痴”的独特理解以及对艺术欣赏霸权的唤醒。
是的，“读图是学人的哲思，读图是欲望的凝视，读图是历史的校验，读图是伦理的考量，读图是文化的选择”。这就是读图的“专业高度”。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你就无法摆脱“白痴”的浅薄，你就只能象无根的草一样，在众多的画作面前徘徊游荡，作毫无底蕴、毫无知觉的、浮光掠影的扫描，被那些人类的艺术杰作“折服或者击败”，成为不折不扣的“失败的看客”。而你的阅读过程或欣赏过程，也将注定只能是一次战胜不了作品因而丧失阅读霸权的“自取其辱”的过程。罗一平告诉我们，别小看那一幅幅看似简单的艺术作品，它们实际上是在刺激我们的欲望的同时，挑战我们的思维和智力。而在这场隐藏在阅读背后的激烈角逐中，“要击败这种图画的挑战，读图人就要打磨自己的智力，充分解读图的意义，让它服，让它从此不再傲慢”。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才会透过《天窗下的列》中全身赤裸、生殖器下垂的男人的表象，看到他臃肿的体态以及“象女人一样交叉并拢着的小腿”，理解男性在这个时代所受到的生理与心理的摧残；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才会透过《内在的书卷》中同样全身赤裸，从下体抽出纸卷的女人的表象，聆听她对那纸卷上“我遇到的一个快乐的男子”的诗歌的表白，理解什么是渴望表达自我的女性主义行为艺术，而不把它当成是下流的表演、令人恶心和愤怒的艺术。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连，“要读懂它们，死死地盯着那些杂乱的条块和色彩是徒劳的，你必须去知晓它的政治背景或者社会背景，才能辨认权力的阴谋”。
当艺术欣赏演变成一场考量知识、智商与能力的挑战与应战的时候，知识储备不足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感到不寒而慄？且慢，罗一平还有对时代的更精彩也更残酷的解读。他借助《苹果》与《灵魂》两部作品，展示了艺术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控诉与抵抗”。为什么要控诉与抵抗？因为我们已经“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一个视觉暴力的时代、嗜血的时代”！满足这个时代特征的有两个要件，其一是作为罪魁祸首的媒体，它们象嗅觉灵敏的鲨鱼一样，哪里有血腥气，就会追踪而去，一拥而上；其二是貌似被动的“嗜血的大众”，他们的阅读饥渴，似乎只有“充满血腥的报纸”才能满足，而且他们一面会表现出对嗜血媒体的无边憎恨，一而又会情不自禁地“急不可待地从媒体上捕捉”有血腥味的“只言片语”。如此下去，这个社会岂不就将面临崩溃？好在，我们既看到了吉娜·潘当众用刀片划开的流血的肚皮，看到了麻木的、嗜血的看客的冷漠，同时也听到了“不要划脸”的惊呼。“原来血腥可以止于脸部”，“大众并不是一群完全泯灭理性的嗜血狂徒”。
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