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到了美好的二十一世纪，舆论监督依然命途多舛，实在让有识之士唏嘘不止。

2003年，兰州市公安局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对兰州新闻界下了一道“封杀令”：因为《兰州 晨报》、《西部商报》等几家报纸的几位记者对警方“报道失实”，故决定“以上记者再不宜到公安机关采访，各分、县局和市局机关各部门将不予接待”。这个强权部门的弦外之音是再明白不过了，谁若还要对我们监督批评，可要小心喽！真是命令如山倒，7月26日作出“封杀令”，8月1日下午的兰州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就“态度坚决”地将被“封杀”者挡在了门外。对此，尽管人们十分气愤，但又能怎么样呢？报社只好让步，派了别的记者前往。

对舆论监督的封杀还有更让人拍案叫绝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不能不信，“大跃进”中的这句名言，还是颇有几分道理的。根据一些群众的反映，《人民日报》派出记者到江西省定南县采访，之后于8月28日在第五版以《如此拆房，为谁谋利》为题，公开披露了当地有关部门违法行政，强拆城市私有房屋的情况。这可是中央党报的监督，威力无边，小小的定南县该接受这监督了吧？然而，当地政府却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该县8月28日的《人民日报》被全部扣压。经过两天，虽然在当地群众的舆论压力下，上述报纸于30日下午送出了，但第5—8版整张报纸还是被扣压了。（《报刊文摘》2003年9月24日）

进入新世纪已经好几年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也早已喊得惊天动地深入人心了，可是，舆论监督的环境依然难尽人意。一些强权部门的强权人物，凭一己之喜怒，为既得之利益，口含天宪，倒行逆施，即使惹得天怒人怨，也在所不惜。那里的舆论敢监督他们，这些官老爷就用铁腕监督舆论，一付大权在握谁奈我何的气概。监督者们只好把汗水和着血水苦水，一齐吞下肚去。在这监督舆论的“万马齐喑”中，中华民族正在前行的步伐，就缓慢了许多。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原因是这些节目遇到了能量巨大的说情者。（《报刊文摘》2003年9月19日）曾被国人称为“焦青天”的《焦点访谈》，尽管它的舆论监督有局限的地方，但应该承认，它是目前国内强有力的监督力量之一。可悲可叹的是，现在连《焦点访谈》的“焦点”也慢慢转向了，不敢再把镜头对准社会问题，不敢再做批评报道。由此可见，这股监督舆论的浊流是多么强大而可怕呀！

国家级的舆论监督尚且困难重重，普通百姓的舆论监督就更是“难于上青天”了。一位读者曾给《人民日报》编辑打电话，恳求编辑千万不要再编发其投来的批评稿件，因为上一次的投稿，他已经受到单位领导的批评与警告，如果这篇批评稿件再被刊登，他就“别在这里干了。”更让人震惊的是，《人民日报》刊登了湖北咸宁市崇阳县沈二民等人的来信，反映该县下津收费站违规建站收费问题。在稿件见报的第三天，沈二民就被调查组的人叫到县交通局的金路宾馆，要他写所谓澄清问题的材料。由于沈不愿意就范，交通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就恐吓他，如果再乱写不会有好下场，当心被打断手脚。（《报刊文摘》2003年9月10日）。以上两位只是给媒体写了点批评稿件，被监督者不是反思整顿改进工作，而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大行打击报复之道。不要说把监督者整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即使只是不断地施加精神高压，谁还敢对社会的不公之事进行监督呢？

我们常常佩服西方社会的舆论监督，那么法力无边，让总统首相规规矩矩，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人家成功监督的后面，是有着一套成功的制度在起保障作用。而在中国，由于制度的缺失，我们的舆论监督者只能赤膊上阵，常常落得遍体鳞伤，如果监督能侥幸起点作用，那就得高歌“虽九死其犹未悔”了。

当然，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有了深圳出台的新规定：干扰新闻舆论监督将被查处。深圳市下发的这份《关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表示：任何单位不得以极端方式影响新闻媒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干扰新闻媒体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行为，一旦触犯法律，司法机关将对责任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报刊文摘》2003年9月8日）伟哉！深圳第一个用制度形式为舆论监督保驾护航，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但把深圳的这个规定多看几遍后，我又忧心忡忡起来——我们的公仆是何等地精明干练，他们怎么会用极端方式去监督舆论呢？何况，它们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看来，我暂时还不能盲目乐观，还得拭目以待一段时间。

《克雷洛夫》寓言中有一警世之言：“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怒的手指去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面对现时的社会丑恶，新世纪的中国人民是敢“用怒的手指去把它点出来的，”但是，如何保证伸出怒的手指之人安然无恙，而且能够“点”出效果，这就是舆论监督道路上面临的最紧迫最关键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