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王敬轩”的不是刘半农


假冒“王敬轩”的不是刘半农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中提到清末民初反对白话文的古文家林纾(字琴南)时写道: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

 

由于上引文字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史细节”差错,不久便招来了读者的批评。李书磊先生在《余秋雨评点》一文中指出:

 

笔墨祭》中写到林纾,居然写及“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这显然是信口乱说。当时的“双簧”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保守派的口吻攻击《新青年》杂志,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作答的;刘半农既没有“假冒‘王敬轩’”,也压根与林纾无涉。这种硬伤虽曰细小,但在以张扬文化为主旨的文章中却是不应该出现的。(《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第二期)

 

李先生的批评,可以说准确地抓住了问题,而且表述得十分清楚。作为一个被批评者,余先生本来是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的。然而,他却以目空一切、不容冒犯的态度,拒绝了来自别人的任何批评。《笔墨祭》一文,随着《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等文集一版版地翻印下去,始终未见有只字的改正。更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挂着“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招牌的教辅书籍,几乎充斥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审美情趣”、“精致的链型构思”之类的好话,但对别人早已指出的“刘半农假冒‘王敬轩’”这样明显的知识差错却一概避而不谈。这些来自几所名校的名牌语文教师,是确实不清楚这个白话文运动史上著名的典故呢,还是出于为名人讳的考虑?如此忽视文化常识的“导读”,对于莘莘学子来说,难道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吗!

有位在大学里教现代文学的朋友对我说:“刘半农和钱玄同唱的那场双簧戏,离开现在80多年了,目前已很少有人谈起。一般的工具书里也查不到。就拿《辞海》来说,‘王敬轩’没有收,‘刘半农’和‘钱玄同’两条倒是收了,但都只字未提他俩唱双簧的事。你叫现在的中学生怎么分得清谁是谁非?像余秋雨这样博览群书、学富五车的人,哪里会不知道这个典故呢?我看他也许是一种‘故意’。因为他曾经讲过:在艺术上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大文豪即使错了,也会错出魅力来(大意)。有人不了解他这种独特的艺术观和创作观,还一本正经地去给他纠错,难怪要自讨没趣了。”

听罢他的高论,我对这种“故意出错”的说法仍然不敢苟同,因为它实在太离谱了。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确实是记错了,而成名之累又使他不肯放下架子去改正。名人嘛,也有个面子的问题,而且有时可能比常人看得更重。只要他以后悄悄地改正了,人们又何必再跟他纠缠不休呢!为了让余先生免除翻检之劳,我在下面摘抄几条关于钱、刘二人唱双簧的资料,以供参考:

 

1)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注[6]“答王敬轩的双簧信”:“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全集》第六卷第74页)

 

2)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的那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把自己扮作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历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来攻击《新青年》;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又针锋相对地对王敬轩所提的问题一一加以驳斥;实际上是钱、刘两位先生‘演双簧’……这是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另又注明:1918年钱玄同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化名王敬轩致《新青年》编者书(并附刘半农《复王敬轩书》,四卷三期)。”(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9-30页)

 

3)陈玉堂《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在“钱玄同”条释文中注明其笔名“王敬轩”,并说:“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在张起文学革命之大旗时,为了引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编者之一的钱玄同,用此假名致信该刊编者,故意反对白话文学,而由另一编者刘半农具名复信痛驳。钱、刘二文同在四卷三期上刊出,题为《文学革命的反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版第732页)

 

以上三条资料,转引自严肃的学术专著和权威的专科工具书,应当是比较可靠的。概括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敬轩”不是刘半农而是钱玄同的化名。钱、刘“唱双簧”的两篇文章合题为《文学革命的反响》,发表在1918年3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上。

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经从一本文章选集(大概是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一类选集)中读到过钱、刘二位一吹一唱的“双簧”信,真有大快朵颐之感,印象特别深刻。现在原书已经找不到了,手头也没有当年的《新青年》杂志,所以引录的只能是第二手资料。如果余先生还不放心,可以直接去图书馆查阅《新青年》上的原文。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据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的记载,1919年,“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招来以古文大家林纾为首的一批人的反对”。“ 林纾在《致蔡鹤卿太史(蔡元培)书》中诬称白话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嘲讽北京大学‘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指出:‘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周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据此可知,林琴南跳出来攻击白话文和蔡元培给他回信反驳,都发生在1919年。而钱玄同和刘半农“唱双簧”的两篇文章,则发表于19183月的《新青年》上,时间要早一年,而且其矛头所向是整个反白话文的顽固派,怎么能说跟林琴南一个人开玩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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