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scarcity）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条件。西方经济学认为现有的经济秩序的前提是稀缺，因为稀缺才有了交换，因为有了稀缺才有了价格。
然而，西方经济学是典型的1＋1式思维方法，其所谓的稀缺仅仅是把目光放在了需求一边，却忘记了供给面的情况。而对于供给来说，经济学历来强调是供给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强调的是盈余。没有有效的供给即盈余就根本无法达成交换，无法形成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就是说，私有制下的交换者是不承认稀缺的。如果真正将目光放在公平交换的地位上来，以2＋2的眼光审视，就一定会得出稀缺之概念不可成立的结论。
在前苏联计划经济出现雏形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出来指出，社会主义无商品，社会主义无交换，社会主义无经济核算。其中不仅有前苏联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同“社会主义无经济核算”的观点对称，经济学其实应该补充说“市场经济无分配”。分配，是稀缺时处理资源的一种方法，当稀缺出现资源不足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必要需求时，分配就派上了用处。分配，意味着有一个具有分配权的人或组织存在，而资源是公有的，接受分配的人没有对资源的私有权。因此，公有概念下的分配和私有概念下的市场经济是不协调的。
但不要认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的个别做法。战时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人类历史上一贯的现象，具有普遍性，是人类社会处理稀缺的一个常用手段。现在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叫做“危机”，危机处理、危机公关、危机预案等等，而危机的本质问题就是稀缺。各个国家、历代王朝在出现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无一例外的采取资源配给的方式处理各种危机。现代社会日益完善的社会救灾体制，都和自愿的交换经济完全向背。在社会的日常治安案件处理时，社会也赋予警察可以随时征用居民私有物品的权力。军队的行动永远都不会涉及到一次什么样的行动付给军人多少报酬的经济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人类早已用自己的智慧和实际行动给出了稀缺之下不言经济的结论。
当稀缺出现时，意味着必要需求受到威胁，而必要需求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一切私有制度都会处于崩溃之始，私有权会被否决，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自由交换就会被抢掠或公有化所取代，只有傻瓜和非正常的人才会固执地坚守私有制下的自愿交换经济秩序从而导致自己丧失生存权力。
但是，人类和其它动物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有智慧，因此，打破、抛弃私有制之后，人类首先不是直接选择完全的动物世界形态，不是把解决自己生存的方法归为动物界赤裸裸的弱肉强食，而是首先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组织方式：共产主义。以有计划的统一分配来首先保证全社会的集体生存，从而保证个体的最大生存机会。
统一计划分配的公有制之所以是稀缺之下的一个普遍选择，就是因为公有制下的统一计划，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率，而且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伯雷图式的改进效率。稀缺出现时，人的需求序列长度缩减到最小——必要需求，这恰恰迁就了计划分配方式无法满足庞杂的个性化需求的缺陷。
稀缺之下导致公有制，也说明原本在人们心中，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公有的而非私有的。私有制之所以可以稳定存在，其基础只能是盈余。其所有对象物一定是非必须的或者盈余的，因为非必须和盈余，人们不在在意其所有权，或者说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占有对等的、个性化的私有物。但前提是盈余，一但这个前提不存在，则人们就会格外在意其所有权问题，就会回溯到原本的朴素人道和人权主义思路上来：人人平等享有世界上的资源，资源天然公有。
南辕北辙的是，当稀缺的反面出现时，同样会导致公有制，因为此时人们可以实现按需取用，无需再划分资源的所有权，并为保有私有权而付出代价。熊比特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胜利会带来共产主义出现的结果，尽管和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崩溃看起来截然相反，但是却殊途同归，和上述对稀缺的讨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另一点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当中，无论是盈余还是稀缺，都改变不了基本的家庭共产主义模式。当家境贫困时，家庭成员同舟共济，有你一口就有我一口；当衣食无忧时，大家都可以按需消费，没人在意计较兄弟姐妹谁多吃了一口。分家私有念头的出现，源于贪恋而和家庭的贫富无关，即和稀缺还是盈余无关。
因此可以说，私有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无论南辕还是北辙，殊途同归，最终的社会形态是倾向于资源公有制。
尽管计划分配的公有制是人类应对稀缺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这并不是人类追求的东西，它只是人们迫不得已的行为选择。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盈余之下的自然资源公有制（当然不是推行到人类需求的各个方面的极端公有制）才是值得人类主动追求的目标。而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只是要籍此说明，稀缺不可能是自由经济秩序的前提，更不是经济学的核心。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里所谓的导致私有权制度崩溃和公有制出现的稀缺是一种绝对的物资匮乏，而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稀缺。其实，坚持稀缺论者的辩解依据是西方经济学自己创造的文字游戏：需求（demand）和需要（want）之别——需求被解释为和支付有关，而需要和支付无关。如此似乎就躲过了上述经济学只考虑有效需求和供给能力的责难。但是，这种文字游戏招数无法解释为何会有不考虑支付能力的供给行为存在，这种供给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以及是否符合理性人的心理。假如这种不考虑对方支付能力的供给是不存在的，自然就不存在它和want的大小对比以及对比得到的结论——稀缺或是盈余。另一方面，这种文字游戏无法和心理学的理论取得一致，即说不清楚心理学上的“解欲”究竟解的是“需求之欲”还是“需要之欲”，即无法说明作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动机，究竟是“需要”还是“需求”。最终只能采取霸权的姿态凌驾于心理学之上另立一套心理学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不屑于这种文字游戏，因此采用了心理学行为动机的“欲望”概念，不管你把这种欲望叫做需求也好，需要也罢。如果执意要区分demand和want，按照我对英文的粗浅理解，我觉得经济学使用两个词语未尝不可，但用demand侧重描述欲望之量，而以want侧重描述欲望之质倒是比较恰当，而不是用来分别描述质上有差异的两种欲望的术语。汉语中，“要”和“求”是互通的，“欲”就是行为动机的意思。而心理学指出的基本事实就是，人是在不断的欲望满足中（解欲）生存的。欲望不仅是可以满足的，而且当底层欲望满足后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欲望。死守不可解之欲望的人，并不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人角色，而且也不是一个心理正常的社会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