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走笔文章（1）

    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理论界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一是经济学者“下海”，一是经济学者“从政”。对于前者，学界大加赞誉，认为学者“下海”有益于壮大企业家队伍；对于后者，学界的评论似乎还不多见。在我看来，经济学者“从政”至少有利于促进经济研究的分工。

    根据职业或服务对象的区别，国外通常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即学院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其中，学院经济学家一般就职于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政府经济学家往往就职于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对于国外这种分类，我有一个疑问，即“政府经济学家”的称谓是否恰当贴切？或许有人会说，提出和探讨这样的问题有必要吗？在我看来，这是涉及经济研究分工的大问题，深究一番或许能引发一些思考。

    笔者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始终把“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看作是神圣的。在我看来，经济学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研究，它属于学术研究，能够问津这项研究的人往往是善于思辨、甘于寂寞的学问家；经济学家所追求的是学术上的“标新立异”，立志“语无新意誓不休”，有些经济学家的毕生心血或许在其辞世后才能被人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常常诞生于学院或书斋之中；经济学家只有学院式的，而不存在所谓的“政府经济学家”。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一旦走出书斋而进入政府决策部门，所从事的就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决策研究，这样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档案经济学家”似乎更为贴切，类似于改革中的“档案工资”，意为过去曾经是经济学家。

    从学院经济学家到档案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角色转换推动了经济研究的分工与定位。对于学院经济学家来说，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是什么”，直至提出“政策含义”；对于档案经济学家来说，决策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做”，直至做出“政策选择”。

    学术研究与决策研究的分工细化，使学院经济学家更加学院化，经济学家的角色意识进一步强化。相比之下，档案经济学家需要转换角色，尤其要淡化经济学家的身份意识，在决策研究中甚至需要忘掉自己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进入政府决策部门之后，对经济研究的分工感触挚深，倍感在学术研究与现实需求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的紧迫性。对经济问题进行学术上的超前探索是必需的，它能使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但是，学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决策，还要经过不同于学术研究的决策研究阶段。

    决策即选择，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有差异的，即使同一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是有差别的，档案经济学家一方面要不断与学院经济学家沟通，另一方面则要根据现实需求做出选择。

    经济学者的分化促进了经济研究的分工，学术研究与决策研究既分工明确又形成互补。这种分工与协作，对于经济决策的科学化必将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5月21日，原标题：经济研究的分工与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