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功利主义时代里谈理想
诚惶诚恐地接受了郑建仁先生的推荐和李初升先生的邀约，在“价值中国名人榜”上介绍一下自己。我当然不是什么名人，至今也未作出什么成绩，本无资格“秀”自己。但不写这样的文章，肯定会拂逆了两位先生的好意，恭敬不如从命吧。
不到一年前，学生许依婕曾给我写了一封E-mail，谈她对于理想的困惑。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时代，恐怕只有敏感而有灵性的心，才会触摸到理想的诱惑与无奈。本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给她作一点回答。或许是自己的水平不够，或许是自己的理想激情已快淡漠，写下题目近一年，仍然无法完成这样的文章。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时代里，如何谈理想？
我想，结合李先生的邀约和给许依婕的承诺，来谈谈我这样一个生于“尴尬的七十年代”初的人，我们那时的理想和我的心路历程。
不错，正像网络流行的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生于20世纪70年初的人，从小接受的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教育。学雷锋、学张海迪、学蒋筑英和罗健夫，10岁入队要宣誓人民利益高于一切，14岁入团要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年少的我们，虽然不太喜欢马列主义老太们的说教，但信仰却似乎是真诚的。前两年曾偶然翻开初中时候写的日记，发现自己竟写过“驳共产主义渺茫论”这样的文字。
理想的转型应该是大学时候发生的。1989年，我考入上海财经大学。进入大学，意味着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思索，去解决一些心灵上的问题。但这些思索，是散漫无边的；所谓的问题，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那时候的教科书没什么意思，也没有现在这么实用，加上自己长得也不帅没人喜欢，所以整天泡在图书馆，读各种各样的书，有意无意的寻找着某种答案。记得大概大二大三时候，读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探寻新的模式》，心灵第一次被强烈地震撼。原来，实现同一种目标，可以有许多不一样的模式；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为寻找一种更好的制度模式，经历了如此多的曲折和磨难。可惜那时水平太低，也没有老师指引，许多书看不懂，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连问题都不知道的答案。应该是大三大四时候，自己读到了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一书，再一次心灵被震动。如此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是自己的立场？那时脆弱敏感少年的我，被书中的观念折磨，甚至半夜里莫名地潸然泪下。
过去被灌输的理想内容慢慢褪去了颜色，但似乎理想本身并没有失去，心中仍有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渴望。1993年我考上本校的硕士研究生，遇到两位对我极其重要的导师，理想的框架内被注入了新的内容。一位导师是当时已87岁高龄的曹立瀛先生，另一位是刚刚就任硕士导师的蒋洪先生，两人一起合作指导我们。曹老先生一生坎坷，集古典诗文和现代洋学问为一体，曾为旧朝高官，又为新朝阶下囚（参见“价值中国网”拙文“恭贺我的老师曹立瀛先生百岁寿辰”）。但始终支撑他理想主义情怀的，是对民族的那份热爱。年轻时放弃南京特别市市委常委一职去留洋，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归国，中年时抛弃资源委员会高官冒着生命危险起义，这一切无不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理想——建设一个新中国。蒋先生是曹老先生的弟子，也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激情的人（参见价值中国网拙文“向郭靖学拜师（一））。生长在红旗下的他，在青春年少时被下放到农村修理地球，在艰苦的农活中消耗政治的热情。林彪事件，让他彻底清醒，原来理想竟可以被人如此玩弄。随着后来自己的学习，他慢慢转向了自由主义，得出了与李慎之先生同样的结论：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大势所趋。两位先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知道，理想可以不是原来被教育的那样，但理想依然存在，它可以是对民族的热爱，对自由的崇拜。当然还有，对学术的投入。
1996年初，我硕士毕业。为了完成心中对学术的渴望，我决定留校并先后参加了TOEFL和GRE的考试，想到大洋彼岸去继续学习。可能是自己不够优秀，也可能是运气不够好，总之没有获得奖学金，那时贫困的我，自然绝了留学这份心。1997年，我虽然考上了蒋洪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却对学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厌倦。7月份，我在校园内卖掉了我几年来积累的书籍和复印资料，毅然决然地离开学校到一家知名的券商打工。凑巧的是，我的导师也应邀到哈佛大学访问一年，管不着我。每日里，我沉醉在曲线的升降中，忙碌于客户的咨询电话里。可是，在纷扰浮华的背后，仍有东西在吸引我，在午夜梦回之际，总有声音在呼唤我，使我不能满足于当时的生活，使我产生重归学术的渴望。
1999年导师从国外归来，在他的催促下我不得不沉下心来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在他的诱导下我一步步又走向学术回归学术界。终于2001年6月股市的下跌以及未来二三年市场调整的趋势，给了我脱离证券界的借口和机会。
当然，更大的动力来自何勤华先生（参见价值中国网拙文“向郭靖学拜师（二））。以我接受的经济学知识和在证券界的经历，我感到假设体制一定或其他条件不变的经济学，不能满足我理想主义的渴望，我希望能进一步地把握住不断变动的中国现实，理解甚至参与正在进行的体制重构。于是，我试图转向法学，从法律和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体制转变和文明引进过程中的南橘北枳的现象。何师未嫌弃我的粗陋，将我收入门墙，让我再做一次博士生，给了我重新进入学术界的强大动力。蒋先生表达他的理想主义是直白无隐漏的，他的理想主义就是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宽容原则的坚守。何先生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历史的爱好者和自己民族的热爱者，但他却将自己的理想主义隐在他冷静客观的法律史研究中，藏在他经年累月兼顾学术与行政的劳苦中。如果没有那份理想主义，他不会从自己熟悉的外法史研究领域，自讨苦吃地去披沥浩瀚的中国古史籍，寻找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脉络，为外国法律在中国的移植寻找土壤。三年法律史博士，虽然成绩微小，但个人却获益很大。从何先生这里我懂得，理想主义应该包括对历史的尊重、对责任的担待。
2004年起，我开始跟随复旦大学的林尚立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以继续我心中的愿望，即理解甚至参与到中国目前的进程中去。蒋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春风般愉快，何先生笑的次数不多，但只要笑总是显得非常纯真，林先生比上述两位先生年轻，为人却最严肃。他对弟子有比较规范的训练，定期召集我们讨论论文，给予指导和批评（是真的批评）。我几乎从来没有和林先生闲谈过，谈时总是正事。但我能感觉到他心中也有理想主义，他的理想主义更具有现实性，那就是尽可能开发中国现有制度的功能，在中国逐步实现宪政民主，让中国人也过上一种文明的政治生活。这是他的理想，也是所有政治学者的理想，只不过他的更为现实和透彻。
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和经历回顾，也算是对许依婕同学关于理想话题的一些回答。我想说的是，理想我还在，梦依然有，只不过内容慢慢转成亲身参与正在中国开始的自由民主进程与民族复兴事业。我不知道这样的梦是否现实，是否过于遥远，但正如复旦大学孙关宏老先生所言，对这样的梦如果没有信心，还有几十年怎么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