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心的是农民

    当记者问到此次会议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这位来自最基层的人大代表说：“当然是国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国家、对农民都有极大的好处。这包括农村贫困家庭孩子的上学问题、改善农村的农业设施、学校、医疗、通讯条件等等。这些问题解决的根基还在于加大投资力度。”
    马百党说：“减轻负担、利率下降，才是农民最需要的。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在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他认为，现阶段取消农业税，绝不仅仅是为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是关系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取消农业税，不仅能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而且能够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同时也将把农业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让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的购买意愿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提高农村消费水平。

为农信社争权益

    信用社承担着支持“三农”的重要职责，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县农信社由于受自然环境、农业基础水平等方面影响，组织资金困难，况且因诸多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和自然灾害等形成的不良资产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此，马百党提出：“建议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在税收政策上再给予较长时限的支持，免征至少五到十年的贫困县农村信用社营业税，尽快使这些农村信用社摆脱困境增强后劲，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
    针对这个问题，马百党分析了五方面的原因：一是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仍然很高，清收工作十分艰巨。农信社成立五十多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沉积问题较多。尤其在贷款管理上，不良资产居高难下。国有商业银行可通过资产剥离，解决历史包袱，信用社只能自己消化。不良贷款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信用社的发展，也限制了对当地经济的支持。二是历年挂账亏损较多。截至2005年末，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虽然利用中央银行专项票据置换历年挂账亏损5.1亿元，但累计挂账亏损仍有18.6亿元。三是其他历史包袱依然沉重。比如，陕西省农信社目前仍有近30亿元的直接损失挂账。除亏损挂账18.6亿元外，还有更名改制的城市信用社所形成的经人民银行确认的资产损失；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难以收回的损失；与农行脱钩前遗留的问题仍无法落实的损失等等。四是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决定了其投资风险增大。农村信用社主要是为“三农”服务的，就目前农业现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属高风险、收益低、收效慢甚至亏本的行业。本来就经营困难的农村信用社，其性质决定它的服务对象是向“三农”倾斜，使其经营效益有显著提高仍面临很大困难。五是信用社电子化服务手段起步晚，改善自己的服务设施、办公条件等，还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无形中又加大了成本支出。

竞争才能共赢

    目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农信社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马百党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信社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甚大。然而面对农行、农发行、民间借贷的介入，农信社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马百党对这种竞争态势充满期待，他明确表示垄断不能长久，只有竞争才会带来压力，才会促进农信社的发展。
    正因如此，马百党在今年的“两会”上专门递交了一份有关促进城市信用社发展的议案。在城市信用社的发展问题上，马百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城市信用社是我国金融机构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和广大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重要机构，在大中型企业和农村之间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针对城市信用社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对目前已保留的城市信用社采用“扶上马、送一程”的办法。”
    马百党认为，国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支持：一是督促有关方面，积极承担组建责任。国务院组织有关方面，对城市信用社规范改造前形成的资产损失重新进行认定，并督促原组建单位积极承担清偿责任，尽快消化城市信用社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二是减免紧急支付再贷款利息。紧急支付再贷款实际上也是稳定再贷款。人总行应充分考虑城市信用社的历史和现状，减免城市信用社再贷款利息，以便他们减轻压力，尽快实现良性运转。三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借鉴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优惠政策，对城市信用社使用的中小企业再贷款视同“支农”再贷款，在利息和期限上给予优惠。
    在采访中，记者深刻地感受到马百党对“三农”的一片赤子情怀。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热情才是最为重要的，你只有真正为农民着想了，把工作做到农民的心坎儿里，才能真正做好农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