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恢复融资的消息似乎已经被市场所消化。然而,4月16日上午,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国名党名誉主席连战时表示,一季度中国GDP增长了10.2%。同时他称“不希望也不追求有过高的速度”并对“民生的改善”表示担忧。而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一季度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信贷投放偏快,对外贸易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显然,宏观调控之弦已再次绷紧。
经济手段能否浇灭投资过热之火?
在追求政绩的内在要求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强烈。据相关数据显示:外贸一季度增幅保持在25.8%%,固定资产投资前两个月增幅为26.6%%,比去年同期24.5%%高出2.1个百分点。而消费则是差强人意,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仅11.7%%,同比还下降了0.2个百分点。而新建项目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一季度的增幅是47.1%%,比去年同期还要高出2.5个百分点。分析认为,今年正值地方政府换届,新一届上任之后,为了追求政绩,往往加快地方项目投资。目前,各省级“十一五”规划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普遍比中央提出的目标高1至2个百分点,甚至更高。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逐步调高利率是能起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并不把投资效益放在首位。吴敬琏教授日前表示,我国目前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增量资本产出率居高不下。“‘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根据发改委统计,我国本世纪头三年的数据是5亿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ICOR是1-2,我们是5,这是用的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我们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这既跟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也跟政府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有关。
因此,仅仅依靠加息等经济手段对抑制投资作用不大。同时,在资本市场逐步开放,WTO过渡期年底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流入,特别是大量投机资金的进入将对宏观调控构成严峻的挑战。
行政手段能否熨平三驾马车间的不平衡?
应该说,我国目前行政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依然明显,去年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调控最终是依靠行政手段方始见效。但是,行政手段往往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硬伤。同时在WTO的背景下,一些行政手段将失去作用。国内的经济、特别是国内企业也就完全暴露在国际竞争之下。如果仅用行政手段调控国内经济,反而会给境外资本以可乘之机,进一步加大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如,由于存在结构问题,在调控国内房地产业的同时,境外资本大量介入国内房产,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一股重要力量。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主要问题是政府介入经济太深。如果不能尽快转变政府职能,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宏观调控要么就力度过轻而不能奏效,要么就会调而失控。
一旦调而失控,那么不仅是股市,整个中国经济将受巨大影响,并将波及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