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奢侈品，以前没有这样的平台和途径。

技术的突破使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不不是说三次产业革命，而是三次技术革命，农耕技术把人类，从游牧带到农耕文明时代，工业技术又把人类带到现代文明时代。第三次技术突破就是互联网，它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空间，这种新的网络的形式的出现，造成了第二空间，应该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沟通变革！互联网冲破各种专制和防火墙，以不可阻挡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互联网使我们的权力得到实现的可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权利，最起码在言论这有新的突破。

“暴民”这个词慎用，网络上肯定有暴民，但是还有一个词是“愤民”——愤怒的网民。它基本上是比较理性的，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有判断力，只不过话语中带有情绪，不能抱以“暴民”的名义将其一棍子打死，这些人的表达是有判断和思考能力作支撑的，正是因为这些分民的出现，促使了体制的变革，像孙志刚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促使中央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包括新政策的出台，废止收容遣送。

网络的治理还要有一个过程和阶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美国由精英媒体向大众媒体过渡的时候也出现很多的问题，政客之间的争斗，包括同业的竞争和肮脏和龌龊的东西，都在媒体上出现了，政府并没有说要把话语暴民抓起来，政府基本上没有怎么参与，随着国民素养的提高，尤其是民族素养的提升，这个情况会慢慢淡化，最后变成一种可行民主的言论形式。

即使出现暴民也没有那么可怕，还要分析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表达的机会，他们没有话语的渠道，现实中又充满了很多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事情，他们又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总要表达的，带有一种情绪，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此不能是管制而是引导。不能以法制的名义进行横加干涉。孙大午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他们集团建立一个矿泉水厂，技术监督部门的人来了，抽这个井里的水，一次收两千块钱，农业局、畜牧局、矿务局等总共有十几个部门抽同一个井的水十几次，每家抽一次，然后检验，每一家都有行业法规，每一个部门都在执法，每家交两千块钱，一年抽四五次。他们还给大午说你不懂法治，我们是依法执政，你应该加强法制观念的学习。我们法治不能作为某个目的的工具，而是应当尊崇的是法制精神。

另外，作为网民来说，可能要加强自我的修炼。中国一致存在信仰机制方面，信仰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很大的瓶颈。还有我们的假劣文化充实每一个角落，特别恶俗，有的连最基本的语法都不通、。

对于管制的手段上来说，我呼吁实名制，但只是倡导，而不是强行，我发文章都用实名。

（注：在11月30日博客网“如何构建（网络）虚拟世界的法治规则”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