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大富翁游戏终结的遗憾


顾雏军大富翁游戏终结的遗憾

    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有些代表人物,关键的事件,比如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郎顾之争。

郎咸平选择顾雏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他拥有中国新贵阶层的所有优秀品质和所有弱点。作为标本更优越之处,顾雏军品行端正,这一方面令顾雏军的游戏终结充满遗憾,另一方面,郎咸平可以抛开这些枝节问题,直奔主题,讨论顾雏军的商业操行,因此郎咸平的结论具有更为一般的意义。

郎咸平进行是标准的公司金融分析,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是国内经济学界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以至于舆论普遍认为患了“集体失语症”的成因并不在于郎先生分析的方法,而在于分析的假设条件,特别是隐含的假设条件,郎先生有意或无意回避的假设条件——大陆的市场经济、资本运营的法制环境是否存在,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在模糊的产权概念下,资本的运营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参与、引导下,地方政府的参与者、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资本方三方法律地位的模糊,在发展经济的“硬道理”指引下,整个市场机制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扭曲,待售企业处于破产边缘,大量供给,顾雏军们携资本优势获得了扭曲制度下的暴利。(当然合谋者的利益是灰色的,只有等待廉政建设的约束。)

按游戏规则出拳,顾雏军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在制度的差异中捡漏也是新兴市场的魅力所在。但是处于市场环境、资本主义环境中的郎咸平看到顾雏军经营的风险和猫腻,对于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的提醒无疑是恰到好处。可是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游戏规则约束,顾雏们搭便车,游戏就很不好看了,甚至可能很血腥,最终出局的是顾雏军也显得很遗憾。资本的代言人受到了惩罚,权力的代言人始终隐身,学术的代言人们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