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下的人才
在专制制度下，还没胜利呢，大家就已经开始防范了，那么等到稳定之后，人才就更是难以崭露头角的。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子孙后代什么叫“功高震主”，功臣的下场都是什么。对于有功劳的大臣，君主会害怕，因为大臣有“篡位”的实力。
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皇袍加身篡夺了周朝的政权后，有一次下人禀报说某大臣在周朝的庙宇里一边祭祀一边哭。赵匡胤就问这个大臣是文官还是武官，下人说是文官，赵匡胤立刻放心地说不要管他，也不用追究。为什么文官就不用追究？因为文官没有能力造反，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武官就不一样了，武官掌握兵权，赵匡胤就是武官出身，所以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像那些有本事的人，如韩信、岳飞、徐达、年羹尧等都会被君主处死。而没本事的人反倒让君主放心，会被为以重任。如此优汰劣胜，人才怎么能够、怎么敢于冒尖呢？
在专制制度下，人才不是由人民来定义的，而是由君主决定的，所以要符合君主的标准。而君主又是“君威难测”，人才、忠臣、奸臣和乱臣贼子往往被混淆在一起，可能连君主自己也说不明白，所以谁坐轿、谁挨刀就不一定了。
岳飞北伐，忠二圣，还是忠高宗？谁知道岳飞有没有可能成为王莽或曹操、甚至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黄袍加身，君主怎能“姑息养奸”？所以还是秦桧聪明，说君主喜欢听的话，谁掌权他就“拍”谁的马屁，而这个“忠”的标准是千古不变的。每天的歌舞升平，奢华的生活才是秦桧类官吏们所追求的。至于国家的安危、前线的战事和百姓的生活则于己无关。只要金兵不打到临安，他们就能够吃香喝辣，逍遥自在。如果要快打到临安了，就里通外国，反正这个国家也不是他们的，财富也不归他们所有，给谁不是给呀。
秦桧能够“享自己之所享”的前提就是能够“想君主之所想”：宋高宗赵构是真想北伐吗？真心想让二圣回来吗？是真想雪“靖康之耻”吗？所以在宋高宗的眼里，秦桧是人才，是忠臣，是国家的栋梁，做的事情都符合圣心。而岳飞只是国家危亡时不得不用的一颗棋子，等岳飞打得金兵闻风丧胆后，南宋的求和机会就来了。可是岳飞却不知道，在其连连得胜的时候，金朝权臣宗弼致书秦桧：“汝朝夕以请和，而岳飞方为图河北。必杀岳飞始可和。”（《续资治通鉴》卷128）南宋为了求和不惜出卖朝廷栋梁、民族英雄。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十一月，金朝派使者到临安，双方达成了议和条件：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历史上把这次屈辱投降的和约叫做“绍兴和议”。南宋草创的政权得以取得安定，于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岳飞年仅三十九岁。
君主杀死民族英雄并非中国所特有的，欧洲这样的事例也不少。百年布匿战争后期，伽太基的民族英雄汉尼拔被他所保卫的国王处死。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法国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在与英军交战的时候，被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出卖给英国人。1431年5月29日，贞德在卢昂城下被活活烧死，年仅19岁。德国三十年战争中，华伦斯坦将军为德皇抗击欧洲各国的入侵，用自己招募的三万人打败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四世后，被德皇免职，其军队也被解散。后因为瑞典军队的入侵，华伦斯坦又被启用，在打败瑞典军队后，华伦斯坦被德国皇帝毒杀。
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只要是在专制制度下，君主就本能会认为臣下的忠顺要比清廉更重要，没本事的要比有本事的更安全。所以世界各国、各朝各代的皇帝们根本就不怕贪官，贪官只有依附政权才能啃食百姓，反而对政权没有威胁。皇帝们担心的是那些有能力、有本领、能打胜仗的大臣。“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人而不用”这句话并不全对，实际上皇帝们并不以“忠”、“贪”、“无能”等区分大臣，而是以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来区分，岳飞就像赵匡胤那样有造反的实力。绝大多数皇帝都会有这样的潜意识——功臣们天然有罪，他们有推翻旧政权的能力，也就有推翻自己的能力。这就是专制制度下的潜规则。
所以一些功臣、能臣在成功后往往选择主动退出政坛，以免除皇帝对自己潜意识上的恐惧。而没本领的大臣就只能作忠臣状，来获取皇帝的青睐。比如挨骂而不还嘴，就是向君主表忠心的一种方式，也能被君主认为是忠心的。挨骂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荣幸，能被君主骂意味着得到君主的喜欢，不能被君主骂才危险呢。所以厚黑学源源流长，奴颜媚主者不都是为了日后能升官发财吗？其实人都是很聪明的，先投资，再捞本，连本带利，正所谓吃小亏而赚大便宜。
君主想尊敬臣下的时候可以客气点，不想尊敬的时候连骂带打，甚至砍头、抄家和株连。生活在这样一个喜怒无常的社会里，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那谁能安心呢？谁都知道，自己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下，而是操在别人的手里，别人手里掌握着自己的利益，乃至一切。所以，在专制体制下，每一个都要学做人，因为只有先学会做人，日后才能成为人上人；只有先学会鞠躬哈腰，以后才能够挺胸抬头；只有先学会遛须拍马，以后才能被别人阿谀奉承。所以，在专制制度下，“忍”是很重要的。先吃点苦，丧失一些尊严，等日后自己升迁了，自然连本带利都能赚回来。
有本事的被消灭，没本事的充斥国家的管理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有诗曰：“他人生子要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看看吧，连大诗人都希望他的后代不如他，而这样一代不如一代，中国社会怎能不每况愈下，越发展越倒退呢？
清朝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被奉为经典，代表了“为官哲学”中的最高境界，所有的人都要糊涂，不管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那么人才就更加难以出现了。制度决定了当官的说话要含糊，处事要糊涂，否则就会犯错误，丢乌纱，掉脑袋。“愚且鲁”的人还要当公卿，当公卿后还要装糊涂，整个中国社会竟然由一群糊涂虫来管理着，老百姓能生活得好吗？明朝刘基《卖柑者言》中讽刺那些官吏们：“盗贼横行他们不知道防治；百姓穷苦他们不知道救济；差役贪赃枉法他们不知道禁止；法纪败坏他们不知道整顿，白白消耗国库里的粮食他们不知道羞耻。”
开国君主熟悉国家这部机器的各个环节，并且知道老百姓的疾苦，能做到勤俭治国，再加上本领和威信，国家自然发展迅速。可其继任者们不仅缺少威信，而且自幼在深宫里长大，缺少磨练，少容忍，不谙世事，不知道百姓生活有多苦，不知道百姓希望君主做什么，不知道勤俭为何物，还以为天下人都和他生活的差不多呢。
西晋晋惠帝司马衷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的皇帝，有一年天下饥荒，饿殍遍野，晋惠司马衷帝却问大臣们：“没有饭吃，为甚么不吃肉粥呢？”所以，国家的权力被这样一群无能的统治者所掌握，人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像这样，专制制度必然会导致一代不如一代，如同近亲繁殖一样，专制的国家怎么能不腐朽衰落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原来如此。
专制的王朝会最终因为腐败透顶，人民终不忍其苦而起义造反，将其推翻。虽然新的开国皇帝能够勤俭治国，但是其后续子孙却在深宫长大，国家又会沦入逐渐腐败的循环。在专制制度下，王朝不断地更替，国家的发展也只会原地打转，陷入一个未来谁都能预料到，却又摆脱不了的轮回。
而乱世没有约束，自然人才辈出。为什么说“乱世出英雄”，就是因为乱世没有社会集团的压力，没有等级的区分，没有制度的束缚，大家都竞争出头，全靠实力打拼，难有取巧之法。而人才可以帮助君主提高竞争实力，所以一些君主对于人才尤其关注和重用。比如齐桓公请管仲，刘备请诸葛亮等，然而像这样的君臣绝配，在中国的历史上太少了。君臣间肝胆相照是特例，互相猜忌才是主流。
曹操曾以丞相地位下“魏武三诏令”求取人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笃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会被提拔录用。说是这么说，可他还是杀死了大才子杨修。
对于高层的官僚们和皇帝们来说，他们并不比下层的老百姓有本领。大批的精英隐藏于社会的底层，在一个稳定的论资排辈的社会里，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只有在混乱和没有秩序约束的动荡中，那些“看不见的底层”和“鸡鸣狗盗之徒”才能在翻滚的江湖中努力拼搏到社会的顶层，发出各色光芒。乱世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改变其固有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一种在安逸社会里不可能得到的“机遇”，比如诸葛亮、朱元璋、李自成和洪秀全等。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中藏着不世奇才，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是普通人，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会展翅高飞。
而太平盛世则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有利益集团监督，有本领的人必须要按照利益集团划定的路线行事才能有成功的机会，而出格的，不“安分”的人则会被摈弃，甚至被消灭掉。最典型的是东晋的门阀政策，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等级制度极其严酷。所以，在专制制度下，人才只能更多地产生于乱世。当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规矩，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君主，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没有任何拘束，各色人才们才能迭起。而当国家恢复平静的时候，人才也就被压抑了。也就是说，诸葛亮如果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肯定也就被埋没了，或者也走科举的道路，多年的媳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成婆，怎么可能在二十几岁就指挥千军万马呢。
人才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现在要全方面的善待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给他们以国民待遇和各种各样的机会，善加利用他们的才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这样中国就会双赢，国家发展了，老百姓也都能得到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否则就会双输，国家没有发展，民企也没有机会为国家服务，这样就会酿成祸端，然后重现“亲者痛，愁者快”的一幕幕内斗的惨剧。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对于人才对于知识的渴求还停留在资历的阶段上，态度也是对人对资历，而不是针对自身的真正实力。似乎做出成绩，取得科技成果一定要是圈内人的事情，业余爱好者所做出的成果不是正宗的，也是不规范的。所以我国出现了大量的知识成果“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我们总是引用龚自珍的话“不拘一格降人才”，希望能够出现诸葛亮式的人物，但我们又总是叶公好龙，人才真的在平民中出现的时候，那些“专家”就会感到异常尴尬和不自在了，生怕威胁到自己地位和利益。所以人才在中国总是郁郁不得志，又或总是要付出一些尊严的东西才能够得到承认，得到专家们的好评和推广。滥竽充数在那些专家中甚是普遍，而他们又是掌握权力的人，能决定下层人才的命运，所以疾贤妒能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现象。而无能的人可以掌握有才华人的前途，这就是专制制度的悲哀。
龚自珍说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们都把贤良出现的希望寄托于神明，却都没有意识到，制度黑暗让神明如何派遣人才下凡呢？所以关汉卿只能在（《窦娥冤》）中大喊：“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可他却不知道这天地到底是什么。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欧美的强盛，“根柢在人”，中国要想“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至于“立人”的具体内容和方法，鲁迅认为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并且坚信，中国国民只要做到了这种“尊个性”和“张精神”，国家就会由“聚沙之邦”转而成为 “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国家。可见他也是简单地认为通过教育、灌输思想就可以实现。也许鲁迅看中国人就像看阿Q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从未抨击过权力本身，没看清楚制度对于“立人、尊个性、张精神”的决定性作用，从未对专制制度加以鞭笞，毕竟，他也活在这个环境里，或多或少都要被这个环境所干扰，有其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