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下的人性

语言可以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性情，而行动则是性情的具体展现。正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历史故事，导致中国人民对自身人性的警惕和批判。

中国人的性情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已经被无数中国文人回答过。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有恐怖性，浮动性（《论私德》）。还有一个中国人偏至说，列举了十几个中国人的缺点，那些其实都与专制制度有关：

1、  自欺：统治者大都好听喜报，那下面的人必然多报喜。非自欺也，实不敢说也。孟德斯鸠曰：“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专制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中国积弱溯源论》）

2、  自大：多报喜，统治者就自然被麻痹了，再加上没有其他力量与之竞争，没有比较，如何能分出好坏。非自以为是，实无竞争也。当权者的愚民政策和知识封锁政策，让中国人只会盲目自大，闭着眼睛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无所不能。信心需要实力做基础，没有实力的信心不叫信心，叫自大，叫盲目自满。

3、  嫉天才：地位越高相对就拥有越多的权力和利益，也越安全。如果你比我强了，你爬上去了，万一害我怎么办？专制制度使得人与人缺乏相互的信任。所以与其你害我，还是我先下手为强吧。非嫉妒天才，而是谁都要嫉妒，要防范。

4、  难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外国也是一样。

5、  体面：我当孙子的时候做牛做马，丢尽颜面。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我自然要把以前失去的尊严连本带利地捞回来。这样一代接一代，面子债子孙后代就要永远地偿还下去。

6、  瞒和骗：我不骗，别人骗。反正统治者都不知实情，我们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那不骗白不骗。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7、  调和：见风使舵，看领导脸色行事，讨领导高兴。

8、  破坏欲：古今中外，独裁者大都有破坏欲的，一旦胜利就要破坏原来的东西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否则世界历史上的几大文明也不会消失了。

9、  明黑白：统治者虽然一直禁锢着国人的思想，儒家学说也一直统治着中国，但其他学说和思想也一直隐于民间，在民间以其特有的方式流传。所以百姓的见识要比统治阶级更高，更宽。因为百姓能比较，没有利益的干扰。

10、             残虐：退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奴隶连狗都不如。

11、             自利：人之本性，非错也。

12、             奴才主义：专制制度之必然。朝堂之上，三拜九扣，别人掌握着你的一切，你不孝敬人家行吗？等你熬出来，你也要什么有什么了，成本收益，不言自明。

13、             卑怯：专制如钢刀架到了脖子上，不低头就掉脑袋。装孙子也比鸡蛋碰石头强。

中国人不仅自欺，还提倡欺骗。欺骗，虚伪，狡诈，这也是所有的专制制度文化的共同特征。比如战国末年的国家交往，说好听一点是合纵连横，难听的就是背信弃义，秦国张仪欺骗楚怀王，600里国土变成了6里，却被中国人广为传唱，历史的声音只听到楚怀王愚蠢，从没听过对张仪的批评。所以中国人没有信誉，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如此丑态在辛亥革命后三十年的军阀混战中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还是磕头的把兄弟，而他们之间更是勾心斗角，打来打去，根本没有丝毫的兄弟情谊。如此榜样，导致誓言如同绕口令一样在中国人嘴里转来转去，信誉变得一文不值。为了暂时的利益大家可以一个头磕在地上，而一转身，马上短兵相接，你死我活。

鲁迅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华盖集续编 记谈话》）鲁迅只看到中国人这样，却不知道外国人同样有这样的劣根性，对于破坏并不比中国人差。

当罗马人吞并伽太基以后，把伽太基划归为一个行省，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却还要在那里纵火六天六夜，把伽太基的文化破坏怠尽。西罗马灭亡的时候，哥特人（日尔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大肆焚烧建筑，民房被毁坏了45000座，宫殿有1800座被烧毁，所有的金银财宝和战俘都成了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的战利品，书籍和文物则被砸烂销毁。1687年，威尼斯人用大炮猛轰被喻为"希腊之宝"的巴特农神殿，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自此消失。 1860年10月18西欧列强烧毁了中国的圆明园。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消失了三个，为什么？还不是被新入侵的民族破坏了？鲁迅只看到自己人的劣根性，却忽略了外国人同样如此。

鲁迅先生在他的《狂人日记》里写到“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很形象地描写出中国文化的两面性，表面上仁义道德，骨子里却充斥着专制制度特有的残忍。

“飞鸟尽，良弓藏”，这句话让多少仁人志士，精忠报国人士想起来就为之胆寒。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鸡笼山修建功臣庙，专门祭祀功臣。早在胜利之前，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就在康郎山和南昌两处修建忠臣庙，隆重祭祀在战场上牺牲的丁普郎，赵德胜等若干将领。但是在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他开始对那些活着的开国元勋们越来越恐惧了。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一案杀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并趁机乱杀无辜，被诛灭九族的所谓“奸党”人数到达三万多人。朱元璋还把被杀的人写成《昭示奸党三录》昭示天下。三年后，朱元璋又诛杀凉国公蓝玉等大臣，并写《逆臣录》，此次株连的人数为一万五千多。后来还有洪武二十七年的颖国公傅友德“坐事诛”，二十八年的宋国公冯胜“坐时诛”等。在朱元璋死前，开国功臣基本上都被杀戮殆尽。

由此可见，在专制制度下，皇帝们对于权力的贪欲是越发膨胀的，最终都会达到一种变态的地步，从而性格多疑，残暴，好杀戮。可以这么说，皇帝们对战死的功臣是最感激，最放心的。所以说，专制制度摧残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人，各级官僚，也包括皇帝们。中国社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的“文字狱”、以及滥杀无辜的血淋淋的事实给了人民大量的教训，造成了人们要随时保持“警惕”的心理。而我们的书籍、传说、地方故事也给后人流传下大批的谚语、俗语，来教育后人应该如何小心地生活。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了国民什么样的心态和行为，而这些又逐步积淀到中国人的心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鲁迅所说的“仁义道德”和“吃人”在这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仔细想想，这些都是中国历代官僚阶层所特有的，并不是中国人民的恶劣品质。这些官吏们的行为习惯和道德都被强加到了中国人的头上，仿佛他们就代表了所有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他们。我真是替中国人感到悲哀，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被这些官吏像奴才一样地管理着，还替他们背上了如此多的恶名。

但是，鲁迅等文学家或批判家们却忽视了一点，这些腐朽的表现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因为在专制制度下的任何国家的文化必然如此，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黑暗时期，那时候的人也都是这样，表面仁义，背后残忍之极。

即使在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和美国，那里的人也对非洲的黑奴以及亚洲的劳工采用了极其残忍的奴役方法。就是对他们的本国人，也是不仁慈的，所以才会有法国大革命大屠杀的出现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社会动荡的爆发。我们不必为中国人的两面性悲哀甚至耻辱，找到病根，改了就是了。病根就是专制制度，不改变，中国有思想的文人墨客们，恐怕还要一直痛苦下去。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英明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598年-649年）626年称帝，和最昏庸、最腐败的皇帝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都是弑兄篡位而获得皇权。两人年纪相差不过29岁，传说唐太宗还是隋炀帝的义子。为什么天壤之别的两个人会干出同一件事？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也提到过：古有某国，其子继承王位以后，就要杀尽自己的亲戚，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安全。古今中外，同样如此，皇位继承人的本性不一定是残暴的，但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环境就是这样：你不杀别人，别人就要杀你，对亲兄弟的仁慈就等于对自己残忍。这样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方式，怎么能够让有理性的人感到舒服。可是，对于生活在专制制度环境下的人来说，那样做是正常的，残忍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不那样才是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人性的“恶”发挥得是淋漓尽致，可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恶”环境下，每一个人都必须采取“恶”的行为方式，否则自己就无法生存下去。

在专制制度下，政治必然是残酷的、血淋淋的。何时我们的政治风气能像法制化国家那样，下台的人也可以做广告、演讲、当教授或公司顾问，一些批评社会的作品不必受封杀之苦的时候，我国民主的曙光才真正出现。

制度和环境决定了人民的意识，特殊的制度和环境决定了这里的人民有着特殊的行为。人类本身就脱胎于禽兽，本性有善恶两种，关键是环境。道德的荒漠就是罪恶的沃土，同样，罪恶的荒漠也是道德的沃土。所以不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制度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改变整体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