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下的语言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并派遣飞将军李广之孙骑都尉李陵为李广利监护辎重。而李陵主动请求以自己的五千人独当一面，汉武帝应允。李陵的五千人行军一月到达浚稽山南的龙勒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后，和单于三万人遭遇。李陵以步兵抵抗骑兵，血战十余日，且战且退，前后杀伤匈奴万余人。可毕竟是孤军深入，给养发生很大困难，李陵最终在内无弓矢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投降单于。
消息传道长安，汉武帝大怒，太史令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了几句：“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汉书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大意是说，李陵作战勇猛，奋不顾身，以少打多，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投降匈奴只是权益之计，以后他会找机会报答汉朝的。我们现在常说的“奋不顾身”就来源于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
汉武帝反认为司马迁替李陵开脱罪责是有意中伤汉武帝本人的用兵政策，这引起武帝的忌恨，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中国古代一种残酷的刑罚，就是对男性割除其外生殖器，或阴茎、阴囊和睾丸，受刑者将丧失性能力。）像司马迁那样的知识分子说错话都要受到腐刑，可腐刑在中国刑罚里并不算残酷的，比起凌迟、车裂、炮烙等差远了。
在专制制度下，“因言获罪”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导致人民什么都不敢说，说的时候也要再三考虑，因为当权者可以任意地剥夺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的监视下，一不小心就要遭受无妄之灾，就会大祸临头。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一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尔！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意思是说，我因为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横祸，被乡里人耻笑，又玷污了祖宗，还有什么脸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过了百代，污垢会越发加重。所以我极端痛苦，每天肠子要在腹中多次搅动，坐在家里恍惚迷离，好像丢了什么，出外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每想到这件耻辱的事，汗便从背脊上冒出，湿透衣裳。
而统治者对这样的痛苦并不理解，毛泽东对司马迁如此悲惨经历的评价是“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报任安书》）当权者总是难以体谅文人的心理状态，甚至是切身痛苦，被阉了竟然还是“有益处的”，真不知道他们拿老百姓当什么。
错说一句话竟然能够给一个人带来如此大的身心痛苦，这让以后的中国人如何敢说话？专制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源源不断地出现“文字狱”等现象，而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给了人民大量的教训，造成了人民要随时保持警惕的心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被书籍、传说、地方故事所记载，代代流传，也因此产生了大批的谚语，俗语等，教育后人说话应该小心什么，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即使说也要留几分，所谓“不能把话说满”，“要给自己留余地”等。而这些又逐步积淀到中国人的心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了中国人小心翼翼、不敢说话的心态，而在外国人看来则是中国人不够直爽。
人民网在2005年1月18日登出一篇文章叫《40%人大代表为啥5年不说话》，说任职五年没说过话的人大代表约占代表人数的30%-40%。
社会的文化是因为人民的生活习惯而产生的，在提心吊胆的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精炼、隐晦的语言产生，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韬光养晦”、“百忍成钢”、“明哲保身”等大量的谚语来提醒后人说话、做事都要小心。因此也使得那些当官的人养成了不做事，即使说话也要含含糊糊的毛病。因为谁都知道，做的越多错的也就越多，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不犯错误别人也就挑不出毛病来，至少能保证自己的地位就比较安全。最后，一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可以把自己表扬得问心无愧。
说含糊话就更容易了。谁都知道“祸从口出”，一不留神不定就会得罪谁，所以多说套话，显得自己还有一点学问。中国人的自尊心容易膨胀，也十分脆弱。喜欢听好的话，但总是在假谦虚地说：“欢迎大家批评”。可一旦你真的批评了，那就糟了，打击报复随之而来。古往今来，“闻过则喜”者能有几人？伟大的汉武帝都做不到“兼听则明”，更别提其他人了。
当权者都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他们不喜欢别人说话，甚至希望天下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任何一点其它动静，都会被当权者认为打扰了他的统治安全。
所以当要说有实质内容的话时，大家就必然要拐弯抹角。不是中国人不喜欢直言其事，而是为了观察对方的反应，一边拐弯抹角地往里绕，试探对方的态度，一边自己在措辞，如何不引起领导的反感。否则下属对领导直来直去，很可能说到领导不爱听的话，引起领导的反感。没把对方的心思揣摩清楚了，“知己不知彼”如何胜？而且领导们大都喜怒无常，所以下属都要学会看领导脸色说话，所谓察言观色，于是说话也就成为一门必须钻研的“官场艺术”。
当然，领导也有自己的一套，有许多“聪明”的领导，他们往往要讲究沉稳，喜怒不形于色，要表现得高深莫测，不能被对方看出自己的心思来，因此故作缄默，否则就会被对方抓住自己的心理，使得自己在说话的时候被动，显得没水平。
如果领导真糊涂，他就更不会多说话了。因为你说了这么多，领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怎么发表他的观点。否则一说话，你们就知道他是个外行，他不就威信扫地了吗？再说，他不知道决策的后果，万一你们蒙他呢？他什么都不懂呀。
如果这个领导是假糊涂，那你们想让他来做决定，让他来承担责任，简直是不可能的。不管领导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只要他是领导，他最起码会清楚“不说不错”的道理。任你绕来绕去，他自岿然不动。看看，双方你来我往，勾心斗角，中国人的心思和智慧就都用到这里了。
梁启超言在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说中国人“笼统、虚伪和因袭”。“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那里，连自己也说不出。”“虚伪：虚伪有二：一、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沈澱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其实没有中国人愿意这么做，实在是环境逼不得以。在专制制度下，领导意志能任意决定下属的命运，那么领导的喜怒哀乐都和下属的命运息息相关，于是下属自然会对领导惟命是从。领导喜欢听什么下属就说什么，管它是真是假。就像民国初年，袁世凯的官员们对待他一样。袁世凯喜欢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袁世凯特别相信报纸，他们就甚至专门做出假的报纸来糊弄他。如此这般，国家的领导人就如同耳聋眼瞎的废人，如何正确地处理国事，制订正确的政策，国家怎能不乱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说好听的是下面人尊敬袁世凯，不好听的就是袁世凯笨，让下面的人随便作弄，而他还沾沾自喜，以为“天下臣服”。这样的国家领导，连是非对错都判断不出来，只会被人愚弄，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国家摊上了这样的领导而人民又无力改变衰败的命运，这个制度可真是有问题。
“隔墙有耳”、“莫谈国事”这些语言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来说是很难想像到的。因为民主国家有严格的司法制度，法律可以更正权力的错误。每一个公民的行为和言论都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仅可以畅谈国事，还可以骂政府，骂总统，甚至对不满意的大小官员包括总统，可以用弹劾的方法让其下台，以换取符合人民心意的好领导。所以，制度保证了民主国家不可能有中国的这些文化现象出现。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制度的原因才导致了我们中国有如此的语言文化现象。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好的语言，传世的文章和灿烂的思想，这些才是五千年悠久文明得以传承的核心价值，然而它们是怎么出现的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愿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大意是说，像周文王、孔子、屈原、韩非子等先贤都是在一种怨愤心态下写出那些传世文章，他们的思想被压抑，不能阐述自己的主张，所以叙述以往的事迹，使将来的人作为借鉴。
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作品竟然都是作者处于最悲惨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正常的状况下他们无法畅叙，所以这些古代“愤青们”就只能写东西来“发牢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家们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对于言论的压制其实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此后至十七世纪的1200年间，欧洲不允许进行“异端”的科学研究，不许进行宗教上的辩论，更不允许在文化、艺术上有“异端”的创作。这导致欧洲的作家和思想家们不得不采取讽刺和暗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他们也要面临欧洲专制的迫害。
欧洲中古时期，法国巴黎有个傻子剧团，专门用人物装疯卖傻来表示市民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不满情绪。彼埃尔·格兰高尔的作品《傻王的把戏》(1512)中傻王就是影射法王路易十二，傻娘是教会，教皇则被称作“顽固人”。英国哲学家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可见欧洲人在权力时代说话也要拐弯抹角，不能直说。
同样若是把欧洲君主、教皇们迫害思想家的事例与中国比较一下，数量未必会比中国的少。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对人文主义者极端仇视，并加以严酷的摧残。意大利哲学家庞波那齐对灵魂不朽说表示怀疑，受到教皇的迫害，其著作被焚烧。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反对地球是宇宙中心之说，其著作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法国人文主义者多雷否认灵魂不死，被处火刑。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被天主教会驱逐出国，最后火刑处死。可以说欧洲的思想和科学也是在血腥中慢慢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