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被教育要对大人、书本、报纸、广播和电视所说的一切东西坚信不疑，所以世界在我们眼里一直是早就营造好的整齐呆板、毫无变奏的现成作品，我们只要按事先设计好的道路生活，按事先规定的方式思考就可以了。恰似球赛比分知晓后重播录像一样——屏幕上的人们积极参与，但怎么也逃不脱已成为定局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屏幕上的球员……
到了青年时期，随着骨节咯咯的响声和周身血液的沸腾，气力和视野一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不仅迎来了新的自己，也接触到了一个不同于从前的美丽新世界。在功课与考试之外的学习中，我们发现，真实的世界原来是丰富多彩和充满激情的。
以《西方经济学》为例，国内经济学教科书大多枯燥呆板——这是假象，而且也只占经济学的很少一部分，不要因此产生误解——透过假象，我们会发现那个令人心动和神往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从小被告知，政治与政治经济学课本上的内容是唯一正确的，而西方经济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伟人是一贯正确的。无论在世时还是逝世后，都有许多人同时拥护和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学说和立场不懈地工作，不停地学习新东西，补充、提高甚至重塑自己的理论。没有任何一个学派的理论长期无可争议地占据领导地位。
与伟大、光荣、正确的地位相反，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一直倍受批评和挑剔，哪怕是一段时期内在学术界和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些人。每个经济学家也都同其他学派和理论进行论战和斗争。按照我们从前的理解，很难想象这一领域的人在尖锐对立的同时竟然都可以成就斐然，共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爱戴。最典型的例子是：学术观点截然相反的两个理论夙敌——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并肩站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讲台上。
不同于我们脑海里伟大导师的形象，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历迥异，职业多样，而且都是有缺点、有癖好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李嘉图、欧文等人是事业成功、家庭兴旺的富翁；傅立叶、哈耶克、熊彼特等人则是历尽沧桑的斗士；李嘉图、凯恩斯、加尔布雷斯等人曾在政府中任过高职；而更多的人则是教授和学者；亚当 • 斯密魂不守舍，走路时经常跌进水坑；傲视规章制度的凡勃伦不整床铺，不洗完碗碟，而且拒绝装电话；凯恩斯早年时是同性恋者；埃奇沃斯讲学时口若悬河，平时却怕羞到离索群居的地步；傅立叶终生酷爱花草和猫；圣西门曾非常担忧地研究过，海狸如此聪明，将来会不会代替人类……
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个性鲜明，朝气蓬勃的人：29岁的巴师夏在1830年法国革命中率领600名青年冲进一个王朝堡垒，迫使敌人不战而降后召开了盛宴；年轻的凯恩斯获得文官考试的第二名，各科中经济学成绩最低，他扬言“主考人所懂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一贫如洗的欧文两手空空到老板面前请求工作，不久后凭自信和才能获得了不亚于于百万富翁的成功；身为学生的埃奇沃斯在期末考试的口试中遇到一个被认为很难的问题，他反问老师“回答是从简还是从详？”，随后便穿插希腊语一连讲了半个小时……
他们还是执著追求，勇敢冲锋的战士：凯恩斯在他竭力反对的《凡尔塞和约》签定之后毅然辞去了英国财政部的职务；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约翰• 穆勒自费印行了《政治经济学》廉价本，使工人阶级能够买得起；圣西门为了寻求真理，广交各界名流，不惜把丰厚的家产花个精光；巴师夏一生耕作不辍，去世时手里还握着笔，口中呢喃“真理……”；哈耶克在论敌力量最强的时候出版了自己立场鲜明的著作，几十年中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但他矢志不渝，晚年时终于迎来迟到的胜利和赞誉；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终生颠沛流离，为了祖国的利益煞费苦心，受到反动专制政府的百般迫害和驱逐，直至被迫开枪自戕；更有巴贝夫亲自参加武装起义，留下浩气冲天的遗书后英勇就义……
在个人生活中，他们也是姿态各异，风格多样的，以人们最感兴趣的爱情为例（决不仅限于马克思-燕妮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模式）：学究气的亚当• 斯密和激进的傅立叶都终生未婚；李嘉图年轻时因坚持与异教女子结婚而被赶出家门，独立谋生成功发家；亨利• 乔治早年与17岁的爱人私奔，随身携带的竟是一大包诗书；大骑士、大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婚姻失败，中年时又丧妻，后一次美满的婚姻持续了只有五年时间；马歇尔夫妇是典型的师生恋；弗里德曼夫妇则是生活、事业上的志同道合的同志；最感人的是约翰• 穆勒与哈耶克的故事——这两位相隔百年的伟人都把真情埋在心中，历经磨难，在等待了漫长的近20年时间后才与爱人结合，得到令人称赞的幸福……
马尔萨斯（1766——1834）与李嘉图（1772——1823）的友谊被后世传为美谈，它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同样不凡：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因共同的学术兴趣相识，随后便成为私交甚好、彼此倾慕的朋友，但是两人的风格和学术观点都截然不同：马尔萨斯是个温文尔雅，相貌堂堂的牧师，李嘉图是个精干、渊博的议员和业主；马尔萨斯在世时因为其“人口论”倍受误解和批评，李嘉图及其学说却被视为经典，传说附庸风雅的贵族小姐们在梳妆台上也摆放着他的著作……
后人津津乐道称颂的不是这两个好友间简单的友情，而是他们之间旷日持久、毫不妥协的争论：从各自的学术理论观点出发，马尔萨斯虽家境清贫却坚决反对“济贫法”，李嘉图虽身为地主却为了限制地主阶级，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在议会斗争中全力以赴。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都为了自己的思想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正是作为思想家、学者的伟大之处，他们令那些只为自己的饭碗和头衔辩护的文人、学者无地自容……争论当中，马尔萨斯往往偏重直觉，讲求事实，而讲解却经常模糊不清；李嘉图逻辑严谨，口才出众，光彩夺目……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争论的正是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前途与命运危机的重大问题，而他们俩几乎是最早正式探讨和关注这个问题的人……
两人在世时谁也未能说服谁，李嘉图在他写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道：“……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仍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对您的尊敬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李嘉图在遗嘱中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赠给了马尔萨斯。
经济学思维的特点：在理性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问题）上态度鲜明激进，在感性的问题（如文学、艺术、情感等问题）上谨慎而略显保守。
经济学崇尚的原则：民主平等、科学客观、斗争进取、关注民生。
经济学培养的品质：开放、理性、正直、勇敢。
西方经济学家们不象高官要员那样出入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比起异族入侵、民众政变来更加可怕……”（海尔布罗纳）。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日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凯恩斯）
“我们非常羡慕你，首次远航去经济学的世界从事激动人心的探险。这种惊心动魄的经历你一生只有一次。因此，当你开始之时，我们要说祝你一帆风顺！”（萨缪尔森）
到了青年时期，随着骨节咯咯的响声和周身血液的沸腾，气力和视野一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不仅迎来了新的自己，也接触到了一个不同于从前的美丽新世界。在功课与考试之外的学习中，我们发现，真实的世界原来是丰富多彩和充满激情的。
以《西方经济学》为例，国内经济学教科书大多枯燥呆板——这是假象，而且也只占经济学的很少一部分，不要因此产生误解——透过假象，我们会发现那个令人心动和神往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从小被告知，政治与政治经济学课本上的内容是唯一正确的，而西方经济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伟人是一贯正确的。无论在世时还是逝世后，都有许多人同时拥护和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学说和立场不懈地工作，不停地学习新东西，补充、提高甚至重塑自己的理论。没有任何一个学派的理论长期无可争议地占据领导地位。
与伟大、光荣、正确的地位相反，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一直倍受批评和挑剔，哪怕是一段时期内在学术界和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些人。每个经济学家也都同其他学派和理论进行论战和斗争。按照我们从前的理解，很难想象这一领域的人在尖锐对立的同时竟然都可以成就斐然，共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爱戴。最典型的例子是：学术观点截然相反的两个理论夙敌——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并肩站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讲台上。
不同于我们脑海里伟大导师的形象，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历迥异，职业多样，而且都是有缺点、有癖好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李嘉图、欧文等人是事业成功、家庭兴旺的富翁；傅立叶、哈耶克、熊彼特等人则是历尽沧桑的斗士；李嘉图、凯恩斯、加尔布雷斯等人曾在政府中任过高职；而更多的人则是教授和学者；亚当 • 斯密魂不守舍，走路时经常跌进水坑；傲视规章制度的凡勃伦不整床铺，不洗完碗碟，而且拒绝装电话；凯恩斯早年时是同性恋者；埃奇沃斯讲学时口若悬河，平时却怕羞到离索群居的地步；傅立叶终生酷爱花草和猫；圣西门曾非常担忧地研究过，海狸如此聪明，将来会不会代替人类……
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个性鲜明，朝气蓬勃的人：29岁的巴师夏在1830年法国革命中率领600名青年冲进一个王朝堡垒，迫使敌人不战而降后召开了盛宴；年轻的凯恩斯获得文官考试的第二名，各科中经济学成绩最低，他扬言“主考人所懂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一贫如洗的欧文两手空空到老板面前请求工作，不久后凭自信和才能获得了不亚于于百万富翁的成功；身为学生的埃奇沃斯在期末考试的口试中遇到一个被认为很难的问题，他反问老师“回答是从简还是从详？”，随后便穿插希腊语一连讲了半个小时……
他们还是执著追求，勇敢冲锋的战士：凯恩斯在他竭力反对的《凡尔塞和约》签定之后毅然辞去了英国财政部的职务；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约翰• 穆勒自费印行了《政治经济学》廉价本，使工人阶级能够买得起；圣西门为了寻求真理，广交各界名流，不惜把丰厚的家产花个精光；巴师夏一生耕作不辍，去世时手里还握着笔，口中呢喃“真理……”；哈耶克在论敌力量最强的时候出版了自己立场鲜明的著作，几十年中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但他矢志不渝，晚年时终于迎来迟到的胜利和赞誉；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终生颠沛流离，为了祖国的利益煞费苦心，受到反动专制政府的百般迫害和驱逐，直至被迫开枪自戕；更有巴贝夫亲自参加武装起义，留下浩气冲天的遗书后英勇就义……
在个人生活中，他们也是姿态各异，风格多样的，以人们最感兴趣的爱情为例（决不仅限于马克思-燕妮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模式）：学究气的亚当• 斯密和激进的傅立叶都终生未婚；李嘉图年轻时因坚持与异教女子结婚而被赶出家门，独立谋生成功发家；亨利• 乔治早年与17岁的爱人私奔，随身携带的竟是一大包诗书；大骑士、大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婚姻失败，中年时又丧妻，后一次美满的婚姻持续了只有五年时间；马歇尔夫妇是典型的师生恋；弗里德曼夫妇则是生活、事业上的志同道合的同志；最感人的是约翰• 穆勒与哈耶克的故事——这两位相隔百年的伟人都把真情埋在心中，历经磨难，在等待了漫长的近20年时间后才与爱人结合，得到令人称赞的幸福……
马尔萨斯（1766——1834）与李嘉图（1772——1823）的友谊被后世传为美谈，它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同样不凡：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因共同的学术兴趣相识，随后便成为私交甚好、彼此倾慕的朋友，但是两人的风格和学术观点都截然不同：马尔萨斯是个温文尔雅，相貌堂堂的牧师，李嘉图是个精干、渊博的议员和业主；马尔萨斯在世时因为其“人口论”倍受误解和批评，李嘉图及其学说却被视为经典，传说附庸风雅的贵族小姐们在梳妆台上也摆放着他的著作……
后人津津乐道称颂的不是这两个好友间简单的友情，而是他们之间旷日持久、毫不妥协的争论：从各自的学术理论观点出发，马尔萨斯虽家境清贫却坚决反对“济贫法”，李嘉图虽身为地主却为了限制地主阶级，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在议会斗争中全力以赴。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都为了自己的思想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正是作为思想家、学者的伟大之处，他们令那些只为自己的饭碗和头衔辩护的文人、学者无地自容……争论当中，马尔萨斯往往偏重直觉，讲求事实，而讲解却经常模糊不清；李嘉图逻辑严谨，口才出众，光彩夺目……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争论的正是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前途与命运危机的重大问题，而他们俩几乎是最早正式探讨和关注这个问题的人……
两人在世时谁也未能说服谁，李嘉图在他写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道：“……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仍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对您的尊敬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李嘉图在遗嘱中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赠给了马尔萨斯。
经济学思维的特点：在理性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问题）上态度鲜明激进，在感性的问题（如文学、艺术、情感等问题）上谨慎而略显保守。
经济学崇尚的原则：民主平等、科学客观、斗争进取、关注民生。
经济学培养的品质：开放、理性、正直、勇敢。
西方经济学家们不象高官要员那样出入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的影响比起异族入侵、民众政变来更加可怕……”（海尔布罗纳）。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日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凯恩斯）
“我们非常羡慕你，首次远航去经济学的世界从事激动人心的探险。这种惊心动魄的经历你一生只有一次。因此，当你开始之时，我们要说祝你一帆风顺！”（萨缪尔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