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日前路过报亭,突见《南方周末》的导读上黑体标出的《逝者杨小凯》，心头一颤。
经济在中国转而成为显学时年不多，除了狠批基金黑幕的吴敬琏先生之外,一般民众对经济学名家知之甚少，何况杨小凯先生久居海外，且一直不能见诸于主流媒体的报端。在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被媒体操控的社会里面，被它们“忽略”必然会造成与世隔绝，无论这种“忽略”是水平所限还是极左流毒的作祟。
实际上在看到《南方周末》那篇导读之前，笔者也只是因为考经济学研究生需要改善知识结构的缘故，有幸在2002年八九月间于《经济观察报》上拜读过一篇杨先生关于“制度创新”的短论（笔者过去从未因一篇短文而如此深刻的记住一个名字，那篇文字迄今为止还是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彼时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运行，一群无知或故作无知的官员和学者们大唱赞歌，感叹我们又一次进行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创造了更好的投资渠道”。而远在澳大利亚做教授的杨小凯先生以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责任心明确指出：诸如“股市、汇市、金市”等等，早在解放前就在中国大陆风行，那时的上海还是全世界的真正的金融中心之一。正是我们的制度阻断了这些市场的良性发展，直至全部的、彻底取缔之。时隔半个世纪，当我们发现极左的一套并不管用，只好再去重新开启原有的机制时，却又称其为“制度创新”，岂不可笑？
当时在文章旁边还有一小块作者简介，看到那上面称赞其为“最为世界所知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就有些好奇：一个有如此成就的大家，如何会有这么平凡的名字？ 后来才知道，杨小凯先生本名曦光，也就是文革初期作了那篇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的高中生；小凯为其乳名，是杨先生因为那张大字报获罪，牢狱十年之后，重回世间时为埋葬哪段苦难历程而启用的。心中疑窦，豁然开朗，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渐次读了很多杨先生的经济、政治论文和生平介绍之后，让笔者由衷感叹的，并不是杨先生过世后，其他学者，意见相左甚至剑拔弩张的对手们溢美的“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最有预感的天分的学子”等等，而是他十年铁窗，刚一出狱，即撰写了《经济控制论》教材的勇气。 笔者本科是在一所还算不错的工科院校里专习自控专业。毕业几年，由于并未从事本来专业工作,除了教材的作者之外其他一概忘却，而杨先生从未上过大学，仅在监牢之中自学了高等数学和《资本论》三卷，却能达成我等时至今日都不敢奢想的成绩。
可悲的是，当我们用监牢对待一个充满了热情而极具经济学天赋的青年时，他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当我们的决策者们听从了某些名头响亮的所谓“经济学家”的胡言乱语，将最不应该产业化的教育，尤其是是高等教育推向市场，梦想拔苗助长去之后，我们看到了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the Great Leap）如此相近的场面。相同的是我们都耗费了极其惊人的资源和热情去生产，甚至连口号都仅仅是由“超英赶美”改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仅有的区别是过去的产品是一炉炉的废铁渣，现在的是一批批无法进入就业市场的天之骄子。如果说十年的苦难磨砺尚未能将终年55岁的杨小凯先生推上诺奖的宝座，以至于“二十年内华裔无人再有能力冲击经济学奖”的话，那我们也几乎可以用宿命论的悲凉口吻宣称：从第二十一年至少到第五十年，由大跃进式的突击制造高学历产生的中国大陆的学生中们，也绝不可能有人具备这种能力了！
当权者每次都以鼓动政治运动的热情来促成其设想的计划施行必然产生的后果是我们越来越走向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就像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每每出现了重大问题之后都是“中央相关领导”拍了桌子才能将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事情以极快的、甚至来不及进行正常的调查研究的速度解决掉了。人治而非法治的情况一目了然。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不受限制的政府对经济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这也正是杨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对我们发出的最强音。
具有传奇一生的杨小凯先生离去了，带着他对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最深刻而毫无畏惧的批判思想和无数的光环离去了，虽然我们的普通大众由于各种原因极少了解这世上还曾经有过一个如此闪光的生命存在。
2002年春节，杨先生自澳大利亚向国内的朋友们发出的新年寄语中，以英文写到：“愿上帝保佑中国！”恰好在那段时间，笔者把刚买的手机开机问候语设为“天佑吾疆”。其时，笔者正和今日的大众一样，并不知道杨先生的存在。
经过恰好和笔者生命一样长的改革之后，今日的中国毕竟多了一份宽容，那就让我在最后，以杨小凯先生笃信的基督教的词汇来表示对他的敬意：愿您的灵魂在天国中得以永生！
经济在中国转而成为显学时年不多，除了狠批基金黑幕的吴敬琏先生之外,一般民众对经济学名家知之甚少，何况杨小凯先生久居海外，且一直不能见诸于主流媒体的报端。在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被媒体操控的社会里面，被它们“忽略”必然会造成与世隔绝，无论这种“忽略”是水平所限还是极左流毒的作祟。
实际上在看到《南方周末》那篇导读之前，笔者也只是因为考经济学研究生需要改善知识结构的缘故，有幸在2002年八九月间于《经济观察报》上拜读过一篇杨先生关于“制度创新”的短论（笔者过去从未因一篇短文而如此深刻的记住一个名字，那篇文字迄今为止还是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彼时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运行，一群无知或故作无知的官员和学者们大唱赞歌，感叹我们又一次进行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创造了更好的投资渠道”。而远在澳大利亚做教授的杨小凯先生以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责任心明确指出：诸如“股市、汇市、金市”等等，早在解放前就在中国大陆风行，那时的上海还是全世界的真正的金融中心之一。正是我们的制度阻断了这些市场的良性发展，直至全部的、彻底取缔之。时隔半个世纪，当我们发现极左的一套并不管用，只好再去重新开启原有的机制时，却又称其为“制度创新”，岂不可笑？
当时在文章旁边还有一小块作者简介，看到那上面称赞其为“最为世界所知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就有些好奇：一个有如此成就的大家，如何会有这么平凡的名字？ 后来才知道，杨小凯先生本名曦光，也就是文革初期作了那篇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的高中生；小凯为其乳名，是杨先生因为那张大字报获罪，牢狱十年之后，重回世间时为埋葬哪段苦难历程而启用的。心中疑窦，豁然开朗，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渐次读了很多杨先生的经济、政治论文和生平介绍之后，让笔者由衷感叹的，并不是杨先生过世后，其他学者，意见相左甚至剑拔弩张的对手们溢美的“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最有预感的天分的学子”等等，而是他十年铁窗，刚一出狱，即撰写了《经济控制论》教材的勇气。 笔者本科是在一所还算不错的工科院校里专习自控专业。毕业几年，由于并未从事本来专业工作,除了教材的作者之外其他一概忘却，而杨先生从未上过大学，仅在监牢之中自学了高等数学和《资本论》三卷，却能达成我等时至今日都不敢奢想的成绩。
可悲的是，当我们用监牢对待一个充满了热情而极具经济学天赋的青年时，他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当我们的决策者们听从了某些名头响亮的所谓“经济学家”的胡言乱语，将最不应该产业化的教育，尤其是是高等教育推向市场，梦想拔苗助长去之后，我们看到了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the Great Leap）如此相近的场面。相同的是我们都耗费了极其惊人的资源和热情去生产，甚至连口号都仅仅是由“超英赶美”改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仅有的区别是过去的产品是一炉炉的废铁渣，现在的是一批批无法进入就业市场的天之骄子。如果说十年的苦难磨砺尚未能将终年55岁的杨小凯先生推上诺奖的宝座，以至于“二十年内华裔无人再有能力冲击经济学奖”的话，那我们也几乎可以用宿命论的悲凉口吻宣称：从第二十一年至少到第五十年，由大跃进式的突击制造高学历产生的中国大陆的学生中们，也绝不可能有人具备这种能力了！
当权者每次都以鼓动政治运动的热情来促成其设想的计划施行必然产生的后果是我们越来越走向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就像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每每出现了重大问题之后都是“中央相关领导”拍了桌子才能将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事情以极快的、甚至来不及进行正常的调查研究的速度解决掉了。人治而非法治的情况一目了然。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不受限制的政府对经济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这也正是杨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对我们发出的最强音。
具有传奇一生的杨小凯先生离去了，带着他对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最深刻而毫无畏惧的批判思想和无数的光环离去了，虽然我们的普通大众由于各种原因极少了解这世上还曾经有过一个如此闪光的生命存在。
2002年春节，杨先生自澳大利亚向国内的朋友们发出的新年寄语中，以英文写到：“愿上帝保佑中国！”恰好在那段时间，笔者把刚买的手机开机问候语设为“天佑吾疆”。其时，笔者正和今日的大众一样，并不知道杨先生的存在。
经过恰好和笔者生命一样长的改革之后，今日的中国毕竟多了一份宽容，那就让我在最后，以杨小凯先生笃信的基督教的词汇来表示对他的敬意：愿您的灵魂在天国中得以永生！
（本来我这种半路出家，甚至连很多经济学名词都还不能正确理解的人是没什么资格写这种类似悼念的文章的，实在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发。就让我在杨先生离世一个月后的今天再次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