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批判”（critique）向来是一个中性词，有例为证：康德的三部传世之作分别名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其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美国传统词典》中的有关条目这样解释“批判”：critique，动词，意指“批判性地评论或讨论”。由此可见，“批判”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更多地带有“讨论、争论和质疑”的含义。但也应该看到，“批判”并未止步于争论，而是要在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不同于被批判者的新的认识。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部“批判”的历史。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批判”一词在中国却失去了其本来的含义。经过了文革中的“大鸣大放”，经过了大字报和批斗会，经过了“斗私批修”，经过了“批×批×”，经过了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如今的国人，一提到批判，首先想到的就是“批倒批臭”，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一旦被人“批判”，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也许是那种所谓的“批判”给人们投下了难以走出的阴影，“批判”，在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词汇。且看今天的学术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说各话、各卖各瓜，你夸我创新、我赞你前瞻，相互捧场、一团和气。偶有“批评”、“商榷”之音，指名道姓、条分缕析、一针见血的严肃论争为少，意气用事、闪烁其词、含沙射影的东西却比比皆是。而这一现象，在业已成为“显学”的当今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的经济学家，显然是最早明了“学问经营”之道的学人群体。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广阔的舞台，政界、学界、商界，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总体改革框架的确定，经济学界的学术争论与交锋明显减少了，原因在哪里？很简单，经济学家太忙了，他们忙于讲演、忙于出书、忙于为政府和企业家们出谋划策。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经济学家参与社会实践本无可厚非，但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明星式”和“智囊型”的经济学家耽于社会活动，自己的事情尚且忙不过来，那还顾得上去研究别人、批判别人？“学院派”经济学家要报课题、要带学生、要评成果，谁也不愿去干“批判”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今天“批”了别人，说不定哪天就要遭报应。所以，还是分工合作，井水不犯河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学术批判的缺位，恰好给 “批斗式”批判以可乘之机。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关某个热点问题，经济学家为不同的政策观点争得不可开交，对他人动机的指责多于对其学理的质疑。另一方面，一群尚不知经济学ABC为何物的“骂手”，动辄挥以大棒，借批判之名来博取公众廉价的喝彩。其必然后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的学术批判销声匿迹。
有很多人在为中国经济学的落后而焦虑，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出路在于规范化、现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对现代经济学数理化、技术化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引入，应当成为第一要务。但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而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批判传统的支撑。纵观当今世界，美国学者之所以能够执现代经济学之牛耳，就在于他们建立起了一套良好的、成型的学术交流与批判制度。众所周知，在美国的一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周期长达1－2年。在这一过程中，从同行专家中选定的匿名审稿人会对论文进行相当苛刻的审阅，他们会就论文的主要观点、新颖性、研究路线、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等各个方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并要求投稿人据此作出修改，这样一个程序会重复2－3次，甚至更多，直至修改满意为止。因此，在经过了这样一个“炼狱”式的修改过程之后，论文的质量往往会有很大提高。除了这种匿名批判制度之外，还有公开的“批判”。在美国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中，Seminar（研讨会）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一个学期的某门课程里，教授一般会安排至少5个以上的Seminar，而Seminar的主讲人几乎都是从外校邀请的名学者，他们带来付诸大家研讨的大多是自己尚未投稿的工作论文。而这些学者之所以参加Seminar，一方面是为了介绍自己的观点，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听取意见、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所以这种研讨会的气氛往往是很热烈的，学生、教授提的问题越多，批判越尖锐，演讲者反而会越高兴。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很多学者还把自己的工作论文在网上发表，供全球同行讨论和批评。实际上，在欧美国家，这种批判制度并不限于经济学，而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经由这样一种制度，西方学术界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机制，同时也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所以，在西方，无论是同行中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批判、还是同一学派中学生对老师、晚辈对前辈的批判，都被视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受到鼓励。但同样的举动，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不识时务”，甚至是“大逆不道”。
吴敬琏先生强调“制度重于技术”，的确，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来替代现有教育科研体制中的不合理成分，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来引导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家”重返书桌，就不会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学术交流与批判氛围的形成。但笔者也在思索，仅仅这样就够了吗？支撑着西方学术传统的真正基石，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在西方从来就不缺乏，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写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官本位意识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们追求的目标，很少会止步于 “立言”，而是要成“经邦济世”之伟业。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有遗留，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不甘心充当学术阶梯的一砖一瓦，而是一心要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而如果这一认识不能发生根本转变的话，是很难培养出什么批判精神的。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批判”一词在中国却失去了其本来的含义。经过了文革中的“大鸣大放”，经过了大字报和批斗会，经过了“斗私批修”，经过了“批×批×”，经过了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如今的国人，一提到批判，首先想到的就是“批倒批臭”，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一旦被人“批判”，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也许是那种所谓的“批判”给人们投下了难以走出的阴影，“批判”，在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词汇。且看今天的学术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说各话、各卖各瓜，你夸我创新、我赞你前瞻，相互捧场、一团和气。偶有“批评”、“商榷”之音，指名道姓、条分缕析、一针见血的严肃论争为少，意气用事、闪烁其词、含沙射影的东西却比比皆是。而这一现象，在业已成为“显学”的当今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的经济学家，显然是最早明了“学问经营”之道的学人群体。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广阔的舞台，政界、学界、商界，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总体改革框架的确定，经济学界的学术争论与交锋明显减少了，原因在哪里？很简单，经济学家太忙了，他们忙于讲演、忙于出书、忙于为政府和企业家们出谋划策。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经济学家参与社会实践本无可厚非，但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明星式”和“智囊型”的经济学家耽于社会活动，自己的事情尚且忙不过来，那还顾得上去研究别人、批判别人？“学院派”经济学家要报课题、要带学生、要评成果，谁也不愿去干“批判”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今天“批”了别人，说不定哪天就要遭报应。所以，还是分工合作，井水不犯河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学术批判的缺位，恰好给 “批斗式”批判以可乘之机。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关某个热点问题，经济学家为不同的政策观点争得不可开交，对他人动机的指责多于对其学理的质疑。另一方面，一群尚不知经济学ABC为何物的“骂手”，动辄挥以大棒，借批判之名来博取公众廉价的喝彩。其必然后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的学术批判销声匿迹。
有很多人在为中国经济学的落后而焦虑，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出路在于规范化、现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对现代经济学数理化、技术化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引入，应当成为第一要务。但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而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批判传统的支撑。纵观当今世界，美国学者之所以能够执现代经济学之牛耳，就在于他们建立起了一套良好的、成型的学术交流与批判制度。众所周知，在美国的一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周期长达1－2年。在这一过程中，从同行专家中选定的匿名审稿人会对论文进行相当苛刻的审阅，他们会就论文的主要观点、新颖性、研究路线、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等各个方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并要求投稿人据此作出修改，这样一个程序会重复2－3次，甚至更多，直至修改满意为止。因此，在经过了这样一个“炼狱”式的修改过程之后，论文的质量往往会有很大提高。除了这种匿名批判制度之外，还有公开的“批判”。在美国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中，Seminar（研讨会）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一个学期的某门课程里，教授一般会安排至少5个以上的Seminar，而Seminar的主讲人几乎都是从外校邀请的名学者，他们带来付诸大家研讨的大多是自己尚未投稿的工作论文。而这些学者之所以参加Seminar，一方面是为了介绍自己的观点，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听取意见、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所以这种研讨会的气氛往往是很热烈的，学生、教授提的问题越多，批判越尖锐，演讲者反而会越高兴。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很多学者还把自己的工作论文在网上发表，供全球同行讨论和批评。实际上，在欧美国家，这种批判制度并不限于经济学，而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经由这样一种制度，西方学术界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机制，同时也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所以，在西方，无论是同行中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批判、还是同一学派中学生对老师、晚辈对前辈的批判，都被视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受到鼓励。但同样的举动，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不识时务”，甚至是“大逆不道”。
吴敬琏先生强调“制度重于技术”，的确，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来替代现有教育科研体制中的不合理成分，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来引导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家”重返书桌，就不会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学术交流与批判氛围的形成。但笔者也在思索，仅仅这样就够了吗？支撑着西方学术传统的真正基石，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在西方从来就不缺乏，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写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官本位意识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们追求的目标，很少会止步于 “立言”，而是要成“经邦济世”之伟业。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有遗留，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不甘心充当学术阶梯的一砖一瓦，而是一心要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而如果这一认识不能发生根本转变的话，是很难培养出什么批判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