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一个突发事件频频发生的时代。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危机对于一个组织和政府来说，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在危机潜在期，如果媒体能够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向政府传递潜在危机的信息，就会防范危机的爆发。在危机突发期，媒体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在激发公众情绪中，实现危机传播的基调统一；在设置舆论焦点中，塑造政府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当前艰巨而复杂的抗击非典斗争中，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主流传媒的作用。
从非典看政府危机管理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此后，河源、中山、江门、广州、深圳相继出现类似病例，当地没有及时上报，也没有在媒体上公开信息。随着疾病的传播，病例逐渐增多，由病人很快传染到医护人员。关于非典的传言，通过手机短信、互连网、电话在民间疯狂的传播着，引起了人民的极度恐慌，纷纷抢购着诸如板蓝根、白醋等物品，形成了地区危机。2003年2月10日，广东省有关部门首次发布了关于非典的新闻。由于正确信息的滞后，防治措施的不得力，3月14日，香港的疫情有扩散之势。3月3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防止非典的蔓延，向全国各级医疗部门推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止技术方案》，并在互连网上公布。2003年4月15日，疫情蔓延到山西、北京、广西、内蒙古、湖南、四川、福建和上海等。至此，非典由地区危机变成了大范围的危机。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和北京市的领导变化，以及后来因防治非典不力被处分的数以百计的官员，是引人关注的一种“新气象”。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防治非典工作的认真态度；是中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吏治的一项“试验”，可能有助于推进中国行政官员问责制建设；反映了真正将权力与责任挂钩，用不同的规则约束官员。但是更深层次的变化，还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入世”和“十六大”两大标志性事件后，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职能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要把视野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政府只有尽快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变革治理之道，才能有效承担起执政之责。发生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初的“非典”事件，恰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案例。
非典危机是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次重大挑战.“非典”暴露出的问题，已经演化成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非典”事件给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非典”事件反应了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在应对传染性疾病这类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例如，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初期，就对其可能的社会后果预见不足。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对社会公众来说，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在于，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和心理疾病的发生。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心理上的恐惧比非典本身更恐惧。尽管，目前非典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它给人们的心理所留下的恐惧和创伤却可能更为长久。 毫无疑问，这次“非典”疫情是对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我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一、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在危机爆发之前，识别各种征兆，对危机爆发的概率及后果进行科学预测。二、建立常设的制度化的网络状的反危机机构。强化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保证指挥有力，协调有方，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及负面影响。三、建立信息网络机制。及时发布疫情，搞好舆论宣传，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四、建立后勤保障机制，保障公众在短时间内对某些特殊物质的需求。五、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机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解决危机的有效行为体，加强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政府，是社会公权力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从传播学角度看，政府是信息源，应该满足公众对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知情权的需要，及时、真实地提供信息。政府是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应该引导、调控新闻媒体对事实加以解释，支持传媒发挥其功能，而不是限制。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而封锁消息只会令传言、谣言蔓延得更快。
媒体，是社会公器，代表公众行使社会守望的职能。媒体是一种公共资源，理应最大限度地为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新闻的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和社会整合、解释的功能，负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加责任感，讲究艺术，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其根本立足点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当作真正的主人。要把人民当主人，首先就要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把群众欲知、应知、需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诉群众。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应与公众关注的问题高度一致，而且应由公众议题决定传媒议题，如果公众关注的问题传媒不关注，就会失去公信力，没有尽到其社会责任。在危机管理中，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危机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广东发生非典的初期，政府就应该高度重视，积极、有效地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一方面，如果及早地向公众公布疫情的真相，并宣传有关的预防知识，就可以稳定公众情绪，避免引起恐慌和不安；另一方面，如果采取积极而果断的防范措施，疫情就不会由地区蔓延到全国。同样，北京市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确实存在严重的不足。当京城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时，我们就应高度重视，实事求是地报道疫情，对公众加强预防知识的宣传 ；积极的采取果断措施，对机关、学校、居民区等严格防范，不留死角，该隔离的隔离，发现不正常的及早送往医院观察治疗；同时，应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打赢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能及早做到这些，也许非典疫情早已有效控制。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应当增加透明度，畅通渠道，充分认识到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媒体与政府应该共同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政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及时、越可靠、越准确，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政府信任度。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国家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总之，政府是危机管理的主导，媒体是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非典看政府危机管理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此后，河源、中山、江门、广州、深圳相继出现类似病例，当地没有及时上报，也没有在媒体上公开信息。随着疾病的传播，病例逐渐增多，由病人很快传染到医护人员。关于非典的传言，通过手机短信、互连网、电话在民间疯狂的传播着，引起了人民的极度恐慌，纷纷抢购着诸如板蓝根、白醋等物品，形成了地区危机。2003年2月10日，广东省有关部门首次发布了关于非典的新闻。由于正确信息的滞后，防治措施的不得力，3月14日，香港的疫情有扩散之势。3月3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防止非典的蔓延，向全国各级医疗部门推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止技术方案》，并在互连网上公布。2003年4月15日，疫情蔓延到山西、北京、广西、内蒙古、湖南、四川、福建和上海等。至此，非典由地区危机变成了大范围的危机。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和北京市的领导变化，以及后来因防治非典不力被处分的数以百计的官员，是引人关注的一种“新气象”。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防治非典工作的认真态度；是中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吏治的一项“试验”，可能有助于推进中国行政官员问责制建设；反映了真正将权力与责任挂钩，用不同的规则约束官员。但是更深层次的变化，还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入世”和“十六大”两大标志性事件后，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职能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要把视野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政府只有尽快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变革治理之道，才能有效承担起执政之责。发生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初的“非典”事件，恰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案例。
非典危机是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次重大挑战.“非典”暴露出的问题，已经演化成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非典”事件给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非典”事件反应了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在应对传染性疾病这类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例如，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初期，就对其可能的社会后果预见不足。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对社会公众来说，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在于，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和心理疾病的发生。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心理上的恐惧比非典本身更恐惧。尽管，目前非典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它给人们的心理所留下的恐惧和创伤却可能更为长久。 毫无疑问，这次“非典”疫情是对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我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健全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一、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在危机爆发之前，识别各种征兆，对危机爆发的概率及后果进行科学预测。二、建立常设的制度化的网络状的反危机机构。强化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保证指挥有力，协调有方，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及负面影响。三、建立信息网络机制。及时发布疫情，搞好舆论宣传，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四、建立后勤保障机制，保障公众在短时间内对某些特殊物质的需求。五、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机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解决危机的有效行为体，加强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政府，是社会公权力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从传播学角度看，政府是信息源，应该满足公众对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知情权的需要，及时、真实地提供信息。政府是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应该引导、调控新闻媒体对事实加以解释，支持传媒发挥其功能，而不是限制。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而封锁消息只会令传言、谣言蔓延得更快。
媒体，是社会公器，代表公众行使社会守望的职能。媒体是一种公共资源，理应最大限度地为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新闻的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和社会整合、解释的功能，负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加责任感，讲究艺术，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其根本立足点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当作真正的主人。要把人民当主人，首先就要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把群众欲知、应知、需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诉群众。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应与公众关注的问题高度一致，而且应由公众议题决定传媒议题，如果公众关注的问题传媒不关注，就会失去公信力，没有尽到其社会责任。在危机管理中，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危机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广东发生非典的初期，政府就应该高度重视，积极、有效地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一方面，如果及早地向公众公布疫情的真相，并宣传有关的预防知识，就可以稳定公众情绪，避免引起恐慌和不安；另一方面，如果采取积极而果断的防范措施，疫情就不会由地区蔓延到全国。同样，北京市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确实存在严重的不足。当京城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时，我们就应高度重视，实事求是地报道疫情，对公众加强预防知识的宣传 ；积极的采取果断措施，对机关、学校、居民区等严格防范，不留死角，该隔离的隔离，发现不正常的及早送往医院观察治疗；同时，应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打赢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能及早做到这些，也许非典疫情早已有效控制。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应当增加透明度，畅通渠道，充分认识到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媒体与政府应该共同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政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及时、越可靠、越准确，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政府信任度。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国家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总之，政府是危机管理的主导，媒体是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