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计量分析手段对天津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从收入来源和收入差别增量两个方面作了分解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是明显的，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调减、集体经济比重的迅速下降和合资合营、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总收入差别仍将持续扩大，政府应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密切关注低收入阶层的贫困问题。
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关键词：收入差别/体制改革/基尼系数/拟基尼系数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为7967004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为98JBL016）及“跨世纪人才”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曹桂全、刘磊、陈晓东等参加了有关部分的讨论，董顺荣、杨玉存、赵仲平、陈新在调查中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顺致谢意。
关于天津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别，我们曾在两三年前作过较大规模的研究（陈宗胜等，1997）。本次研究是前文的继续，但较前文更加深化：一是考察期更长了；二是增加了考察指标，比如增加了泰尔指数的计算；三是从人口特征角度分解分析了影响收入差别变动的变量（拟另成文发表）；四是补充了新的资料。本文所关心的仍是收入分配的相对差别。
文中所使用的收入指标主要是个人所获得的正常收入；对于居民从“低价消费”（如低租公房、公费医疗等）中获取的暗补贴收入，由于缺乏资料而没有纳入居民收入中。
文中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天津市城市社会调查队的家计调查数据库。这些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样本每1—2年更新1/3，样本量也大致符合规定。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呈“阶梯形”扩大
20世纪最后十年是天津经济总体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从1988年到2000年，天津市国内生产总值从259.64亿元增加到163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增长10%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117元增长到1794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增长率也达到10%以上。同时，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0元增加到8140元（约近1000美元左右）。按照收入分配理论，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所处的时期正是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别沿着“公有制经济收入分配倒U 曲线”的前半段逐步上升的时期。
关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 曲线理论”的最新讨论，具体参见陈宗胜近著《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同时，在我国这一期间也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导致收入分配机制变化从而逐步拉大收入差别的过程在本课题的另一部分中，我们测算出，从1988年到1995年，全国居民的人口/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0.2635上升到0.3650，增加了38.5%.其中，农村居民从0.2256上升到0.3350，增加了48.5%；城镇居民从0.1618上升到0.2650，增加了63.8%.（参见图1.1）。
图1.11988—199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变化图（略）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测算。
从图1.1中可以看出：
1.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在10年中持续扩大。
人口收入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23047增加到1998年的0.34431，上升了1.49倍，年上升4.46%（同期的家户收入基尼系数略小，从0.1969增加到0.2621，上升了1.33倍，年增长率为2.63%）。泰尔指数同样如此，从0.08687上升到0.20857，增加了2.4倍，年增长率达到8.29%.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逐步扩大的趋势还直观地反映在居民收入的十等份资料中（见表1.1）。资料显示，虽然各个阶层平均收入的绝对数都增加了，但增加的幅度是不同的，富裕阶层增加得多，贫困阶层增加得少。1988—1998年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从622元增加到1204元，增加了93.56%，年均增长6.8%；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从3275元增加到21785元，增加了5.65倍，年均增长20.86%.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得快，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别扩大。以10%的最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相比，1988年为4.95倍，1998年则上升为18.09倍，10年的时间增加了13倍。
2.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都呈较明显的“阶梯形”波动。
表1.1十等分组的资料中（见其中黑正体与斜体的比较），10%的最高收入阶层平均收入的变动轨迹同样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形”的特点。在考察期内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8—1992年属于第一阶段，基尼系数（按人口计算，下同）和泰尔指数在这一阶段分别上升了7.1%和7.4%，年增长率分别仅为0.51%和0.52%；从1993年开始收入分配差别陡然上升，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1992年的0.2282和0.0933增加到1993年的0.2932和0.1448，上升了28.5%和55.2%，而后又平稳增大，与1993年相比，1998年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增加了17.43%和44.1%.表1.11988、1992、1993和199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口收入十等份资料导致收入差别出现阶梯形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社会体制的变动，体制变革的突变性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差别变动的轨迹发生阶梯型变异。关于体制改革有可能导致收入差别轨迹发生“阶梯形”变动的最初讨论见陈宗胜《倒U 曲线的“阶梯形”变异》（《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后来也得到其他研究的证明（赵人伟等，1999）。众所周知，从1989年至1991年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整顿措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减小，从而收入差别变动不大。
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改革措施，同时也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改革力度的加强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共同促使收入分配差别迅速扩大。限于篇幅，本文以下只侧重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
二、体制改革通过居民收入构成影响居民收入差别及其变动
从理论上讲，分析体制改革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需要选取一个既能够体现体制改革的进程、同时又能反映收入差别变动的分析角度。从居民收入构成的角度分解分析恰好能完成这一任务。居民收入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来自公有经济，有的来自私有经济，有的来自工资收入，有的来自转移支付等。这些收入或者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或者其变动体现了改革的方向和力度。所以分析收入构成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体制改革对收入、从而对收入差别的影响。
从收入构成的角度对收入差别进行分解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居民收入总差别（G ）等于各部分收入的差别（G i ）与其收入比重（Y i ）的乘积的和。用公式可表示为：G=ΣG *iYi Φi=（G *iYi ）/GΣΦi=1其中G 是总收入差别，G i 是第i 部分收入的差别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G i 是按居民总收入的高低排序而计算的反映第i 部分收入与总收入差别的关系的基尼系数，与按第i 部分收入自身大小排序计算的基尼系数不同，因而被称为拟基尼系数（也有些学者将其称为第i 项收入的伪基尼系数或集中率）。但是它能够准确反映第i 部分收入与总收入的关系，这正是它在公式中的意义。当某项收入与总收入的排序完全一致时，G i 实际就是第i 部分收入的真实基尼系数。，Y i 是第i 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其中G i 也被称为拟基尼系数。一般某部分收入的拟基尼系数与总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三种关系：一是某项收入的拟基尼系数为正值且大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这表明该项收入的分配差别比总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平等；二是该项收入的拟基尼系数为正值但小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这表明该项收入的分配差别低于总收入的差别；三是某项收入的拟基尼系数为负值，表明该项收入集中在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中分得较少，是使总收入差别缩小的因素。下面，我们根据以上公式来分析和计算1988—199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各种来源的收入及其变动对总收入差别及其变动的贡献。
（一）各种收入的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
各种收入的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的计算结果见表2.1.数据表明：
1.从年度收入差别平均情况看，贡献率最高的为居民从国有制单位得到的工资奖金收入的差别，达到74.38%左右。贡献率次之的为居民从单位得到的固定性补助收入，平均为7.15%.排在第三、第四位的是零星特别收入和退休金及赡养收入，其贡献率平均为5.99%和5.82%.这四项收入的差别合计平均解释了总收入差别的90%以上。因此，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及其变动主要是可以由以上这几项收入解释的，其中最主要的仍是居民从国有制单位得到的收入。其他几项收入，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业主的收入、退休再就业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兼职收入除了个别年份外，虽然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为正值，但很小；居民从集体所有制单位得到的工资和奖金、个体打工收入和临时就业收入除了个别年份外，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均为负值，表明这种收入实际上在缩小着居民的收入差别，且影响很小。
表2.11988—199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各收入来源加权基尼系数比重变化情况（%）
注：因统计误差，表中第3项最后两年和第4项前4年及最后1年的数据，在原始数据库中均为零，这不符合实际。这里为作者根据典型调查和外推法估计的数据。下同。
2.从各年收入差别的变动看，各种收入的贡献率有升也有降。其中居民从国有制单位得到的工资奖金的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在轻微波动中逐步下降，由1988年的82.13%降至1998年的65.26%；中间经过一个阶梯形变化，由1992年前基本呈上升趋势陡降至1993年的67.90%，因为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大。从单位得到的固定补助的贡献率也在波动中逐步降低，从8.36%降至5.3%.而退休金及赡养收入在1992年之前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很小，1993年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则从1992年的-6.2%突然增加到13.3%，其原因主要就是就业体制的变革。这些都再次确证我们关于体制改革导致收入差别“阶梯形”变化的论点。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还体现在贡献率的增长速度上，其中以居民从合资合营单位得到的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最为突出，前者从1988年的0.5%增加到1998年的5.58%，增长了10倍多；后者从0.26%增加到2.57%，增长了近9倍。其他收入的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变化不大，故不详论。
以上就各种收入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及其变动趋势做了大概的描述。由于各种收入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受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即各种收入的比重及其内部差别的变动，所以还应具体分析这两个因素的变动。
（二）各种收入的构成比重及其变动
首先考察一下各种收入比重的变动情况，见表2.2.
表2.21988—199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各来源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略）
数据表明，从各年平均情况看：（1）在居民的各种收入中，从国有制单位得到的收入比重最大，平均占总收入的54%左右。这同目前我国城市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相一致，表明国有经济单位依然是大多数居民就业并获取收入的基本来源。（2）在总收入中占据第二位的是退休及赡养收入，占17.88%，这与其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较高也是对应的。（3）
居民得到的一些零星特别收入、从集体所有制单位获取的工资奖金、从单位得到的固定补贴分别占第三、四、五位；其他收入如财产性收入、退休再就业的收入等比重仍很小。
从上表数据还可以看出，居民从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得到的收入以及退休再就业收入、临时性就业收入、兼职收入等占据了居民总收入的70%以上，所以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还是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比重仍然不大。
不过从变动趋势看：（1）居民从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获取的工资奖金及固定补贴等收入是逐渐下降的，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有及集体经济的比重在逐步降低。（2）呈下降趋势的另两项收入是退休再就业收入和一些临时性就业收入。这两项收入本来就很少，由于近年下岗职工增加和宏观形势紧缩，导致就业状况普遍不佳，因而这两项收入必然下降。
此外，一些零星特别收入包括出售多余财物、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等也是下降的，这项收入的下降似与改革和经济状况的变动都有关。（3）居民从个体私有经济和合资合营等其他所有制经济中获取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总体上从1988年的0.8%增至1997年的5.57%，增幅为696%.这是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包括个体、私营和“三资”性质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结果。（4）居民通过兼职获得的其他劳动收入增长也较快，增长了5.79个百分点，涨幅为562.14%.兼职收入主要包括讲课费、稿费等业余时间工作获得的零星收入。这是劳动力市场开放、第二职业增加使得居民的收入开始多样化的结果。（5）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最为迅速，增长幅度高达1006%.这种收入主要包括利息、租金、红利、股息等依赖于财产获取的收入。这项收入的比重仍不大（从1988年的0.15%到1998年的1.59%），因为从劳动收入转化为个人财富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城镇中实际上是90年代初温饱问题解决后才开始的，但进展迅速。随着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放开这部分收入还会继续保持迅猛增长的势头。（6）退休金及赡养收入主要是指离退休居民获得的离休退休金、赡养收入等，这是各种收入中增长量最大的一部分，增长了15个百分点，其比重从1992年前的10%左右一跃上升到20%多（增幅为255%）。这同前面介绍的改革深化、企业减员是相对应的。许多企业采取鼓励提前退休的办法处理冗员，因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工作岗位享受离退休金。
表2.31988—199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各种收入的拟基尼系数（略）
（三）各种收入的分布差别程度及其变化
接着再考察一下各种收入的拟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见表2.3.数据表明，各类收入的拟基尼系数与总收入差别的关系在不同年份是变动的。拟基尼系数多数年份都高于总收入基尼系数的主要有居民从国有企业得到的工资奖金、从单位得到的固定补贴、个体和私营经济业主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合资合营单位收入、退休再就业收入等大类。这表明，这些收入相对于总收入而言更加不均等。比如，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经济业主、合资合营白领工人一直属于高收入阶层，这部分收入的拟基尼系数高于总收入差别是非常自然的。就财产性收入来说，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能有更多的财产，因此这部分收入必然比总收入更加不平等。而从国有企业得到的收入和从单位得到的固定补贴这两种收入的差别也高于总收入差别，是改革中出现的新变化，这并不是由于它们都集中在高收入层，而是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获得这两种收入的人越来越少；退休再就业收入也是由于能够得到的人数较少，从而导致其在全体居民中的分布差别大于总收入差别。总之，这些收入是绝对的导致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
从集体所有制单位得到的工资奖金和临时就业的收入以及个体打工者收入，其拟基尼系数除了个别年份外基本上是负值。一般而言，低收入阶层往往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或从事一些为个体打工的临时性工作。因此，获得这些收入的人往往更多地集中于贫困阶层，于是具有绝对平均化的作用。退休金及赡养收入的拟基尼系数除了个别年份以外都是正数，这部分收入的差别虽然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为正，但是相对于总收入而言其分布还是比较平均的，因此具有相对平均化的作用。零星特别收入变化比较特殊，1991年前其拟基尼系数为正值，但小于总收入差别，是导致总收入差别相对平均的因素；1992年后其拟基尼系数则一直高于总收入差别，成为绝对地导致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应归为对某些过去的平均式补贴制度的改革或调减。
（四）总收入差别的增量
以上从几个角度考察了各种收入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各种收入的比重和内部差别状况。
进一步的问题是，城镇居民收入差别从1988年的0.23047增加到1998年的0.34431，在增加的0.1139中，各种收入的比重和分布状况的变动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要对收入差别的增量进行分解，从而确定各种收入的分布与比重的变化同总收入差别变动的关系，分解的公式为：dG=ΣdGi/dt*Yi+ΣG *idY i/dt其中，ΣdGi/dt*Yi 表示由各部分收入分布状况的变化造成的总收入差别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分配效应；G *idY i/dt表示由各部分收入比重的变化造成的总收入差别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结构效应。
分解的具体结果见表2.4.表中的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分配效应是导致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结构效应则是使总收入差别缩小的因素。但分别考察，在分配效应中，居民从国有所有制单位得到的工资奖金、零星特别收入、退休金及赡养收入、退休再就业收入和单位的固定补贴等五项收入的分配效应是导致总收入差别扩大的五个主要因素，而居民从集体所有制单位得到的工资奖金的分配效应则是促使总收入差别缩小的主要的原因，其他收入构成的分配效应对总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较小。结构效应总体上是导致总收入差别缩小的因素。其中，居民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得到的工资奖金、单位的固定补贴、退休金及赡养收入和零星特别收入等五项收入的结构效应是导致总收入差别缩小的最主要因素，而合资合营劳动收入、兼职收入、财产性收入、个体和私营经济业主收入的结构效应则是促使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
表2.4在增加的收入差别中各种收入的分配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分解结果虽然具体每项收入的分配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总收入差别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从总体上看，各项收入的分配效应是导致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结构效应则成了缩小收入差别的因素。这一点还可以用假定条件下的交叉相乘法进一步验证。如果假定1998年的各项收入构成与1988年相同，但各收入的内部分配差别均以1998年的为准，则有：G 1=Σ（1988年的Y i ）*（1998年的Gi ）=0.36997我们发现，在这样的假定下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3047上升为0.36997.另一方面，如果假定1998年的分配状况与1988年的状况相同，而收入构成则以1998年的情况为准，即：G 2=Σ（1988年的G i ）*（1998年的Y i ）=0.20635在这样的条件下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则从1988年的0.23047降至0.20635.可见，这种交叉相乘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即各项收入的分配效应总体上是导致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而结构效应则是促使总收入差别缩小的因素。
三、简短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核心是讨论体制改革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关系。我们发现，主要由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推进，天津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在经济发展中“阶梯式”地持续扩大了。本文利用计量分析手段从收入来源进行分解测算。
总体分解表明：（1）从总量上看，居民从国有单位得到的收入的差别是总收入差别的主体部分，而从集体单位得到的收入是缩小总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但从总体差别的趋势看，国有收入的差别的贡献却日益减少，而退休金及赡养收入、合资合营单位收入、财产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上升。（2）从各种收入的比重上看，国有单位收入在居民全部收入中仍占较大的比重，退休金及赡养收入的比重次之，其他均较小；就趋势看，国有单位收入比重是下降的，退休金及赡养收入、兼职收入及来自合资企业的收入的比重上升较快。（3）就各种收入的内部差别看，来自国有制单位的工资奖金、从单位得到的固定补贴、合资合营单位的收入、个体和私营经济业主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几类本身的差别都超过总收入差别，因而是促使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而其他各类都小于总差别或是呈负值。（4）这样看来，在总差别中国有单位收入的比重居主体地位，既因其比重较大，也因其内部差别较大，而其主体地位的下降主要因其在各类所有制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在总收入差别中其贡献率虽不大但呈现上升趋势的三种收入中，财产收入的比重和内部差别都呈现上升趋势，而退休金及赡养收入、合资合营单位收入主要是其比重上升所致。此外，其他各种收入在总差别中的变动或者因比重上升或者因内部差别扩大，但都变动较小，没有构成对总收入差别的有意义的影响。
进一步的收入差别增量分解表明：收入差别增量的主要贡献来自各项收入的“分配效应”，即各种收入的内部差别的扩大是报告期比基期总差别增加的主因，而“结构效应”的作用总体上是减小总差别的；当然具体看“分配效应”内部也有缩小差别的因素，如来自集体单位的工资奖金，而“结构效应”内部也有扩大收入差别的，如来自合资合营单位的收入等；综合各种收入的两种效应，则收入差别增量主要来自国有单位的收入、零星特别收入、合资合营收入、退休再就业收入，而集体收入是减小收入差别的最主要因素。
针对上文分析的结果，我们提出以下看法：第一，根据我们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分析，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是明显的，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调减和合资合营、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集体经济由于其比重迅速下降从而作为抵销收入差别扩大因素的作用的削弱，总收入差别仍将继续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应是正常的。
第二，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将会持续存在，部分人的收入必然会绝对地减少，落入贫困阶层。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贫困阶层的救济。
第三，从收入构成看，个体和私营、合资合营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比重依然很小。因此政府需要从税收、土地使用等多方面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国有经济中的下岗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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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胜、赵仲平、陈新：《天津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王春正主编《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