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切科学共同的逻辑”源自于数学逻辑——“群论”，哲学也不例外。尽管这里对何为‘群论’未加说明，但这不妨碍我们把人类作为变换自然的生命族群所进行的哲学思考。因为，在人类生产生活所构成的生命表象中，得得确确包含着不计其数的理性成因和生命变数。

    人们一但因应种种变化，在理性上获得某种生命开释和暗喻；一旦人们所发挥个人天性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达到某种有序化的抽象与凝结（分析综合、形成概念）；人们一旦将它契合到（同类之间）生命互见的存在现实、关系状态和事物演绎之中，它便具有了不可小觑的启示功能和揭示意义。

   ‘群’是一个转换系统。有‘个’就有‘群’，有‘群’便有‘类’。‘个’与‘群’、‘群’与‘类’——它们分别表征着人和自然具体结合关系的两种结合状态，也是承载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功能载体。

    正是在这里，在人们作为一个有效变换单元的文化类群中；在人们作为市场载体-文化主体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民族国家里；在人们作为‘类群个体’并集结为族类存在的世界社会层面上，存在着基于层次递进且在整体上保有某种内在同一的基本关系：‘个’/‘群’间的协同关系、‘群’/‘类’间的类属关系。至于自我意识、矛盾运动、唯物唯心这一类，不过是人类在变换自然活动中分解在主体意识层面的一个变换环节，一种有机构成。

    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人类个体视为群中之‘个’、将个中之群作为类中之‘群’，进而探求人和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相互关系的；也是从这个原点出发，探求归宿到这个原点之上的一切科学及其相互关系的。

    这里的“群论”是从数学那里借用而来。 将它放在科学和哲学之间，意在把群论思想，通约在被哲学所关注的‘个’与‘群’、‘群’与‘类’的两种结合状态之中。

    当下历史条件下 ‘个’与‘群’的结合状态，是在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相互交往中），和意欲摆脱发展不平衡带给他们强大社会挤压的背景下所进行。‘个’与‘群’在内部竞争和外部挤压作用下，愈发凸显出驾驭市场的主体欲望，和重建自己文化精神的文化诉求。个体的社会生命和文化意识正是在这种关系构造中获得变换价值与文化张力的。

   ‘群’与‘类’的结合状态，则处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之下。人类个体，一方面依托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国家，扩张自身所属国度（所属类群）的文化张力与知域构成；另方面又通过国家社会间彼此开放的全球市场，把人的社会生命和价值——结构其间、浮载其上，进而在同类个体相融于不同文化类群的市场化运作中获得更大的生命维度与空间，籍此形成了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新型结合关系与结构模式。

    这就将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置身在‘个’/‘群’协同、‘群’/‘类’相属的开放向度中。而那些被称为知识、技术和科学的东西，则通过同类个体间两极开放向度的社会结构——缔结一种全新的变分组合，演绎一种直指现实和未来的系统有序。

    这里，我们给出关于世界看法的一个新的关系框架。这个框架中不仅有哲学从中发育成熟的关系存在、关系对象、关系载体、关系构造，还具有把全部科学整合其上、归宿其中的涵合之点（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就是把所有科学整合其上、归宿其中的涵合之点）。据此人们将会发现，这是一个‘个/群相生，类/群相长；人/群互证，类/人本家’的动态理论结构。它意味着人类观念世界的方式、自我意识的出场路径，将会在这个结构中发生、发展，历史流变。

    但必须陈明：这里的“个”不只是个体相别、同类相殊、生命竞争的智慧个体；这里的‘群’和‘类’也不只是地域分割之‘群’，文化同族之‘类’。而是将‘个’与‘群’、‘群’与‘类’分别表征为人和自然具体结合关系的两种结合态，是承载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功能载体和社会主体性单元。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恰是在他们/它们 作为这种载体和主体的历史同一性中历史达成。

    质言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限于研究人类生命个体，而是把这些个体、群体和族类置放在人类变换自然的一个有效的变换单元之中，置放在最能把人的本质、自由和创意置换出来的那个变换结构之中。因此，这里的类既是把‘个’与‘群’耦合其上的融涵之体，也是把‘群’与‘类’结构其中的纳藏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