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理性化化
范海辛
自笔者在《文明的差距》一文中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理性化的论点后，引来一些不同意见。在此不得不撰文予以说明，以期抛砖引玉，共同促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理性化，又称合理化，二者的英文译文均为rationalize。而rationalism一般译为理性主义，译为合理主义的较少。在中文里，理性化与合理化虽有细微的差别，但含义大致相同。
首先对现代化与理性化加以充分论述的，是马克斯·韦伯，其代表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影响较深的先有经济基础、后有意识形态这种传统的机械唯物论相反，韦伯以实证的方法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新教的伦理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其次，与将资本主义视为贪婪的传统观念不同，韦伯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合理性，即采用合理的技术与设备，合理地规划生产流程，合理地安排劳动组织，合理地进行销售与经营，以及合理地对待顾客与合作伙伴等等。在该书的导论部分，韦伯在分析了现代西方在神学、自然科学、历史学、音乐、建筑、教育、政治机构与经济等方面与传统世界的差别之后指出，“因此，在文化史的幼稚园里就应该教导人们，一定要彻底放弃这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天真思想。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1985年9月译本，2002年2月陕西师范大学版，序言导论部分第15页）
关于理性化与合理化，我认为它之区别于韦伯所说的传统的资本主义有如下两个方面：1.对物的合理化；2.对人的合理化。
从对物的方面来说，除了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上注重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外，韦伯特别指出了合理化的一个特征——计算。合理化的英文单词rationalize来源于ratio（比、比率）和ration (定量，配额)。这两个单词都有量的概念，也都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已不是用锱铢必较可以形容的了，其在精细化计算方面的发展，已到了令韦伯再世都无法看懂的程度。但这种计算的雏形，却起源于韦伯那个时代有别于手工作坊的合理簿记。
对人的合理化，是现代化本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平等待人的意思。什么是合理化？望文生义，就是合乎道理。合乎什么道理？当然应该合乎那些最科学、最正确的道理。与人相关的道理和与物相关的道理不同，在这方面十个人就会有十种道理，而不象对物的道理，十个人中只会有一两种道理。
源于等价交换的平等，或说在上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无疑是与人相关的道理中最为科学、最为正确的道理，其余的道理与之相比都是歪理。这是现代化中最难突破的一道屏障，也是现代化的核心观念，或说是现代化的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资本主义，都有牟利的动机。但在如何牟利上，二者存有差别。这一差别的起因就是平等观念。传统的资本主义不知平等为何物，其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而无他人的利益，因此在行动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合理性。韦伯将之概括为投机性、暴力性、掠夺性和垄断性。而平等观念指导下的商业交往，与那些非理性的行为相比，无疑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就是它的合理性之所在。为何会如此？道理很简单，那些非理性的交易中，利益受损的一方肯定要反抗，以减少自己的损失；而获益的一方为克服对方的反抗，势必要加大力量来维持这一损人利己的格局。这样一来便使双方成本增加，效益下降。这与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合理性状态下进行的交易相比二者在功利性上的差别一目了然。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资本主义，都是一种功利主义，而现代的资本主义，或说理性主义、合理主义，其实也就是利益最大化主义。而传统的资本主义则不能如此称之，因为他们的损人利己观念不能导致双赢，只能导致双输或零和的利益最小化状态。
对人的合理化之所以难于对物的合理化，主要难在一个利字。因为物质的客观运动不会与人争利，而作为客体的他人则存在一个与你争利的问题。对物的合理化是一个认识问题，而对人的合理化既是认识问题也是利益问题。利令智醒，利益是我们理性、理智运行的原动力；利令智昏，过分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利益同样会遮蔽我们的理性与理智。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韦伯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实则非也。就在他那个时代，由他那个新教占主流地位的国家为争夺生存空间，率先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理性主义大师的韦伯，居然没有看出这场战争的不合理性，反而在年届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以一介学者之躯要求上战场。真不知该说是利令智昏还是情（爱国之情）令智昏。整个西方世界真正认识到必须合理化、平等化地对待他人，并非是二战之后，而是美国的越战之后。
日本是在亚洲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国家。但严格地说，日本真正实现现代化，不是在二战之前，而是在二战之后的六、七十年代。与中国的“中体西用”一样，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其战略并非是“全盘西化”，而是“和魂洋才”。即以传统的大和民族价值观为灵魂，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为才技。这样的一条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的现代化战略使日本走了大弯路，二战后由于美军的强行占领，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主流观念才取代“和魂”的统治地位。至此，日本才真正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日本虽然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社会的主流意识也较它西边的诸邻更加理性化与合理化。但是它的“和魂”意识仍然残存于民众观念的深处。我们说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化、合理化，而理性化、合理化的核心又是平等化。那么这个“和魂”又是种什么东西呢？“和魂”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认为大和民族优越于世界其他各民族。这显然与平等化的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和魂”意识的作祟，日本民众至今对承认二战罪行仍怀有抵触情绪。当然，对于历史问题的顽固不化于全局并无大碍，但“和魂”意识对经济政策的误导却是非同小可之错。日本在战后形成的那套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虽然在赶超阶段是成功的，但在赶超完成之后应及时调整。日本恰在赶超完成后的80年代开始头脑发热。此时“和魂”意识沉渣泛起，又是对美国说“不”，又是批评美国工人懒惰。却惟独没有看到自己经济制度与政策中的种种不合理性与不平等性。譬如，日本的市场名为开放实为封闭；日本的金融政策更是“内外有别”、盲目排外。由此导致民众对银行的盲目迷信，使经济过热的泡沫越吹越大。在这种非理性的氛围中，统治集团中即使有冷静理性如格林斯潘者，其声音当被“和魂”优越的聒噪声所淹没。西欧北美在二战后均出现过或长或短的经济危机，但象日本这样时间绵延长达十年且至今仍不见尽头的危机却未尝闻也。日本的这一独特危机现象，当有其不同于欧美的文化层面上的原因，窃以为此乃理性化、合理化的危机。
对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这一论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西半球的地图。西半球的两个大陆，北美洲与南美洲，如将位于北美洲最南端的墨西哥归入南美洲的话，那么北美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可比性是很强的。相同之处：两个洲的自然条件相似或相等，与欧亚大陆相比，都有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特点；在民族构成上，都是来自欧洲移民的后裔成为各国的多数民族。所不同的是，前者富、后者穷。另一个不同点是，前者的主流宗教为新教，后者为天主教。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半球最富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阿根廷。当时欧洲人如欲形容某人富有，会说某人“富得象阿根廷人一样”。据说当时阿根廷的年人均GDP排世界前十位，超过欧洲的瑞士与意大利。看看地图我们就知道阿根廷为何富，整个西半球最大的草原潘帕斯草原为其独有，1816年独立的阿根廷其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有这样的条件，想不富都困难。但是100年过去了，阿根廷与整个拉丁美洲一样，仍然处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而当时相对落后的西欧与北美的一些国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却后来居上，成了世界的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认为，拉美这100年，是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100年，“南美化”即是对此的指称。政治哲学家则认为，拉美的资本主义是“徒有虚名的资本主义”（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对此，我国赴那里发展的温州同胞深有体会，如在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你想开一个中国电器市场，那么没有200多个图章（签字）你就别想开出。这200多个图章（签字）意味着200多个红包，少了哪一个都不行。
南北美洲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恰与新教和天主教这两种宗教在理性化、合理化上的差异呈正相关性。新教讲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讲究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天主教则讲究等级，并认为个人不能越过教会直接与上帝沟通。新教中即使如加尔文教派那样认为教徒必须通过教会的帮助方能与上帝沟通的，但该教派的教会与天主教教会的结构差异还是显示了二者在理性化与合理化上的质的差别。加尔文教派的教会不象天主教那样由神职人员组成，而是由信徒中的贤者——长老组成，再由长老们聘请那些神职人员为牧师。而天主教教会的结构宛若一座金字塔，居于塔尖的是教皇，经过一层层的枢机主教、红衣主教和教区主教等阶梯，最终才能到达基层的神父。加尔文教会显示出一种民主性，教徒好象是我们小区里的业主，教会象是“物业公司”，教会是为教徒服务的。而在天主教这套传统的等级制的权威主义体制下，要发展出具有平等化、合理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来，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就象在农奴制的体制下，只能有小乘佛教喇嘛教的兴盛，而同样的小乘佛教传入到已经实行佃农制的中原地区，如不入乡随俗进化成大乘佛教，就无法生存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由两种宗教造成南北美洲在发展上的差距，有人可能会不同意。他们反驳的论据是，作为拉美的原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移民主要来源地的意大利，现在不是也实现了现代化吗？因为这三国的主流宗教仍然是天主教。
对此，笔者认为，这三个天主教国家在西欧曾经是后发国家。特别是西班牙与葡萄牙，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才告别法西斯专制统治、开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地缘因素。因为这三个国家与新教国家在地理上靠近，人民相互往来密切。可谓“鸡犬之声相闻，经常互相往来”。西、葡两国纵然有法西斯专制制度的封闭，也无法阻止新教徒战后日益富裕的生活的利诱与自由民主等合理性观念的渗透。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决定论的软弱。金钱与文化均可对人的观念产生影响，但金钱的作用显然要强于文化的作用，如果没有金钱在场，文化的作用仍然是强大的。相比之下，隔了一个大西洋的拉丁美洲可以视作是天主教文化的原生形态，而西欧地区的天主教国家，人民的观念已被新教国家的主流观念所同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现代化之路当有修远漫长之难，但更难之处在于文化观念的改变。我之所以为我，在于文化观念，而现代化则要求各民族必须走上这条痛苦的非我之路，故而我们常有“最大的敌人乃自我”的感叹。
2002年3月10日
作者：范海辛（民间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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