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中的内因和外因
范海辛
列夫·托尔斯泰所著《安娜 卡列尼娜》一书的卷首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大意），曾被广泛引用，借以说明成功的共性与失败的个性。实际上成功也有个性，失败也有个性。托翁的这句名言似可改为“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原因，而不幸的家庭都是相同的”。
从成功的共性、失败的个性这个角度看，现今世界上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数是新教占主流地位的国家，或反过来说，凡新教国家皆为富国。而居于发展中的国家，可说各有各的不幸，或是因为连年战争，或是因为底子薄、人均资源匮乏等。
而从成功的个性、失败的共性这个角度看，各个富国之所以富，又都是千差万别的。同文同种的英、美，现代化的路径不同，同为新教的法、德差异也不小。而地处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不幸的内容相同，不幸的原因也是相同的，即缺乏理性化与合理化的思维观念。
国际上研究穷国何以落后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门大学问，称现代化理论或发展学。这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学科，深受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重视。该学科创始于二战后的50年代，界内学者公认，马克斯·韦伯与法国的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为现代化理论的“鼻祖”。如果说韦伯以“理性化”奠定了他在这一理论中的地位的话，那么迪尔凯姆则以“分化”的理论为自己奠定了这一地位。
关于穷国何以穷的原因探讨，在现代化理论中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是内因论，一是外因论。内因论的依据来源于韦伯的理性化、合理化理论，外因论则起源于列宁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具体说来，内因论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在于统治集团与民众的观念落后，由观念落后导致的制度落后是贫穷的根源；而外因论则认为，穷国的穷根在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掠夺。
在我们中国，毛泽东思想历来深入人心，毛泽东关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理论不仅雄辩，而且管用。笔者不能免俗，在这方法论的问题上自然倾向于用内因论来解释不幸的共性。
要阐明内因的决定作用对经过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难，譬如，西方列强自1840年起对中国的掠夺与剥削的确使中国遭到很大损失。但这个结果却是外因通过中国的统治集团这个内因造成的，是满清王朝及随后的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这就使中国自50年代起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在60-70年代经济发展的减速是由于领导集团的错误造成的，与外因无关。70年代末至今的高速发展，首先是内因的改变，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思想路线重新取得领导地位所致。
再次，以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不同命运，也说明了内因的决定性。当时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攻击下也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1853年），但由于随后在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日本的内因发生了改变，这就使相同的外因引发了中日两国截然相反的结果。
外因论对穷国现代化的误导是很大的。现今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的统治集团，不是将现代化的努力放在国内，而是将之放在国外。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的贫穷落后是由于发达国家过去的掠夺与剥削造成的，因此发达国家负有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义务。
在冷战时期，他们利用美苏的对立，以加入或不加入美苏的势力范围为条件来获取援助。所得的援助不是用来改善经济条件而是用来满足统治集团内一小撮人的私利，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购买军火以巩固某一派别的统治。中国当时被认为是除美苏两极之外的第三极，因此也成为一些国家骗取援助的目标。由于缺乏理性化的观念，中国在当时也被骗去相当大一笔钱，而被骗去的这笔钱对当地经济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受外因论影响颇深的这些穷国领袖，又将中国作为骗钱的目标。严格地说，中国目前对这些国家的无私援助是非理性的，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受援国同样不利，因为这些钱对受援国而言，一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二会助长其腐败。
我们常好推己及人，或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我们的对外援助就是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产生的。其前提是“你们也会象我们一样，懂得自力更生为主的道理，我们的援助只是对贵国自力更生建设的一个有限的帮助。”实则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对方根本不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道理。我们这一思维定势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我们与受援国之间两种文化在理性上的差距。我们在推己及人思维中的“人”，如果与我们同属一种文化或虽属不同文化但差距不大，我们的设想还能成立，但若对方与我们在理性上有很大的差距，则我们那一厢情愿的设想往往会变得匪夷所思。
我们这些从儒家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即使不知道毛泽东的内因根据论，也深谙自力更生的道理。我们一般不会将自己的幸福与前途寄托于异邦人士，更不会将自己的义务转嫁到别人身上去。但在非洲不发达国家的民众中，这却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西方曾经掠夺过他们，那么西方便有义务使黑非洲人民达到西方同等的生活水平，否则便是不公。这种想法在非洲来华留学的黑人学生中是相当普遍的。
有人也许会认为笔者对黑非洲人民理性的这一描述是杜撰的，因为笔者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调查报告。但是19世纪的欧洲人同样不理解李鸿章以夷制夷的伎俩，他们哪里能够了解一只兔子在虎狼的尖爪利齿下所能想出的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呢？
外因论的发源地是拉美，而且外因论本身一度成为前苏联与美国在世界争霸的工具。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到南美去打游击、古巴派远征军去安哥拉助战，这些都是外因论造成的后果。
驳斥外因论最有力的论据是现实。经过几十年反帝反殖的斗争，现今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获得了独立，但这些国家至今仍处在贫穷与动荡之中。这说明外因仅是一个条件或必要条件，内因才是根据或充分条件。一味强调外因、依赖外援，而不从内因（观念与制度）着眼，这对本国的现代化是无任何帮助的。
站在内因论的立场，我们来比较一下拉美的天主教文明与东亚的儒教文明。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领先于东亚，但随着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兴起，拉美便落后了。曾有人认为，继新教文明成功之后，其后继者应是天主教文明，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后继者很可能是东亚文明。
应该承认，天主教与儒教文明在理性发育程度上大致伯仲相当，但细分起来，儒教在某些方面又有它的长处。笔者认为，其胜出之处在于一.仁理性；二.求实传统。
所谓仁理性即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施仁政”那一套理论。具体说来，仁理性的功效在于它能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矛盾：1.能正确处理统治集团内部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的矛盾；2.能正确处理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3.能正确处理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儒教虽无新教的平等化理念，但此仁理性所内涵的理念与之比较接近，因此容易给自己形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对异质文明的相对宽容度。流风所及，商人则实际形成了“买卖不成仁义在”及“和气生财”的信条。这与某些教徒的买卖不成拔刀相向的恶习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天主教由于其教义中缺乏新教的平等化理念，又由于唯理论的影响容易认死理，因此在宽容性上不如儒教，其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与宗教裁判所便是例证。
二.儒教的求实传统。讲究实际、追求实效不仅是儒家的传统，也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传统。孔子“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都与之有关。儒家有强烈的保守倾向，一般不注重创新。但因为其求实传统，故在形势变化后也能积极变革、与时俱进，以适应新的形势。对此，韦伯也有同感，他认为，“可以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里学会在经济与技术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见《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95年版第277页）相比之下，天主教有追求来世的教义，因此更不容易适应现世。
由于上述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儒教文明在与现代化的对接中产生了优于天主教文明的内在动力，因而在实际的发展上也呈后来居上的态势。
经济发展并非仅仅是工商界之事，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资源支撑的。黑非洲由于在文化方面的落后，其经济很难在儒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文明之前获得成功，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而这与外因虽有一定关系，但总的来说关系不大，即，即使没有西方的掠夺，黑非洲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也很难超过世界的其他地区。因为那里的原生态文化实际刚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一个事实陈述而非价值陈述，从价值上而言，西方的掠夺仍然是罪恶的，而黑非洲的原始宗教文明也依然值得我们尊敬。
文化或说宗教文明理性，仅是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儒教文化中尚有相当多阻碍现代化的东西。东亚儒教文明如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成功文明，关键在中国。我们如能进一步吸收新教文明中的合理理性，以作为新教文明成果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为平台整合传统的儒教文明，那么整个儒教文明在与天主教文明的竞争中完全有把握先于后者胜出。
2002年3月15日
作者：范海辛（民间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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