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是错误的吗？
——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辩护之一
范海辛
本人自提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详见拙作《文明的差距》）的论点后，在朋友圈子内引来一些反对意见，认为该论点的实质乃“文化决定论”。一位好心的朋友还向我推荐了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的一些文章（《书斋里的革命》 长春出版社），特别是他于去年年底在《南方周末》报纸（2001/11/29）上发表的一篇讲演《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
读了朱先生的这些文章之后，才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这个圈子里，“文化决定论”为何那么臭名昭著。按朱先生的意见，一切“决定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持有“文化决定论”这种观念的人特别热衷于从改造人的思想入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的眼睛往往容易盯住“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从“五.四”以降的胡适、鲁迅都是如此，发展到文革中，更是以看得见的手直插“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冀图通过“斗私批修”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目的。朱先生认为，正是“文化决定论”的误导，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走了一个“之”字形的弯路。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决定论”是错误的吗？二、“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吗？
本文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决定论”并不都是错误的，“机械决定论”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则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决定论”。因为它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般而言，理性主义都是“决定论”。本文即为“新理性主义系列”，因此无法回避“决定论”的问题，但因受篇幅限制，在此只能对“决定论”作一简要辩护。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或称“选择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对古老矛盾，其古老的程度犹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垒一样，二者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种解释。“决定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任意的、随机的、充满着偶然性的，而是被某些因素决定的，因此在表面的偶然性下，隐含着必然性（规律）。“决定论”的这种解释使历史的发展带有一种“宿命”的色彩，也很容易发展为黑格尔一类的客观唯心主义。
“选择论”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历史之所以会有今天的样子，全是我们每一代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之中并无什么“宿命”或规律存在。因此“选择论”容易导致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与唯意志论。
大概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有人为讽刺“决定论”，撰写了这样一则笑话：
英国为何强大？
因为英国的海军强大。
为何英国的海军强大？
因为英国的小伙子身体棒。
为何他们的身体棒？
因为牛肉吃得多。
为何牛肉吃得多？
因为英国的牛多。
为何英国的牛多？
因为英国的三叶草多。
为何三叶草多？
因为土蜂多。
为何土蜂多？
因为老鼠少。
为何老鼠少？
因为猫多。
为何猫多？
因为英国的老处女多。
这种“机械决定论”的可笑在于，英国的强大最终被归因于英国的老姑娘多。造成其可笑的原因在于，它将客观世界广泛存在的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及亦因亦果、因果转化等复杂现象简化为一因一果。因此区别这两种“决定论”的方法在于，究竟是否一因一果。譬如英国的强大，依笔者“决定论”的观点，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其次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小伙子身体棒”只是一个极其次要的原因。英国的强大乃典型的多因一果。一因多果有两种，其一为一项原因在不同时空产生的不同结果，如橘逾淮则枳；另一种为同一原因所引发的相同时空内的不同结果。例如银行降息所导致的一国股市与汇市的截然相反的走势。亦因亦果或因果转化较易理解，譬如英国强大与英国海军的强大，二者就是如此。
“辩证决定论”与“机械决定论”的深层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原因对于结果的产生既有或然性又有必然性，而后者认为只有必然性没有或然性；“选择论”则认为原因对于结果只有或然性而无必然性。究竟谁是谁非，只要看看形式逻辑的教科书就会明白。在形式逻辑中，必要条件（原因）对于结果的产生，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如果没有它，则结果肯定不会产生，而有了它，结果不一定产生。譬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的“米”对于“炊”而言就是如此。无“米”肯定不成“炊”，但有“米”则未必能成“炊”，因为还有“火”和“炊具”等因素的制约。在这里，“米”对于“炊”的否定作用恐怕是“选择论”所无法否定的，而否定也是一种决定、一种必然性。形式逻辑中除了必要条件还有充分条件（原因）。例如，船对于过河而言就是充分条件，即“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因为在无船的情况下我可以选择游泳或造桥过河。这里，船对于过河而言就有一种决定性。“机械决定论”与“选择论”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区分出原因对于结果的必然性与或然性，都是只看到一点而否定其余。
历史的发展究竟是“决定的”还是“选择的”？笔者对此的回答是，决定为主、选择为辅。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是受着众多物质因素的制约的。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其实不那么自由，至少受着我们肉体的制约，而肉体又受制于自然界的诸多因素。一句话，“心”受制于“胃”，这就是“决定论”与“选择论”的分歧之所在。譬如，我们在饥饿时，只能向果腹的方向选择，不可能向饿肚的方向选择。其实这已非选择，而是被决定。真正的选择是，我们究竟选择采集、狩猎还是捕鱼来充饥。如果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理想，那么在果腹路径的选择上我们实际还是不自由的。自由的程度是随着人类的技能增长而提高的，正如先主席毛泽东先生所言，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但是不管人类如何发展，他所获得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因为相对于无穷的宇宙而言，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永远是无穷小。
人类的语言很能说明这种自由与被限制间的辩证关系。没有人在运用自己的母语时会感到不自由，但这种看上去似乎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实际上被许多语法规则所限制，对此一个正在学习该国语言的外国人感受最深。语言的自由只能在遵守语法规则的前提下才会产生。子曰，人生七十便会“从心所欲不逾距”，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辩证决定论”与“选择论”间的分歧似乎仅在于对选择在历史形成中所占的比例上。其实不然，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承不承认历史的发展中有规律存在。“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选择论”则否认。“选择论”大师、犹太人卡尔•波普尔（1902-1994）认为，历史的变化犹如股市，是根本不可能有规律的，如果存有规律，大家均按此规律操作，该规律马上便会失效。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波普尔难道不知股市的根本规律——“升久必跌，跌久必升”吗？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与股市的这一规律相似，你不能指望凭此就可进行实战操作、就能预知某时某地会有某事发生，但你也不能违背这些规律。
“决定论”的逻辑本质是，只要满足条件A、就会有结果B出现（A、B并非仅为单一事物，有可能为多事物之集合）。这是一种必然性，或称规律。譬如，水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沸腾就是如此。在这里，水的沸腾是被决定的。对此，“选择论”者并不反对。他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这是由于人类社会存在人的自由意志的缘故。波普尔提出，只有自然界的规律才能算是规律，人类社会被称为规律的只能算是一种趋势。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18、19世纪盛行的机械论的一种翻版。在机械论者的眼中，整个自然界的运动都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刻板的、精确的位移或力学运动，因此自然界有规律，而且这种规律必须带有刻板性与精确性。但是在人类社会，由于不存在这种带有刻板性与精确性的运动，因此就不存在规律。但是20世纪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在气象与地震预报领域，也存有大量的模糊性与随机性的运动，难道我们能说在这两个领域内不存在规律只存在趋势吗？相反，人类社会在经济学与军事科学的领域内，却存有不少精确的、刻板的定律。
波普尔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来区别规律有无的努力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所不同的是有人认为应以无机界与有机界来区分两套完全不同的法则，而另有人则以为有生命与无生命系统的规律是截然不同的。
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无规律的另一论据是人类社会太过复杂。但此论据同样站不住脚。基因科学的复杂性现在众所周知，相比之下，大洋州某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社会复杂性就相对有限。前者的复杂性在于即使花10亿美元仍旧不够，而后者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系统考察大约几十万到一百万美元足够矣。是否后者的复杂性使我们找不到研究的入口，因此有力用不上呢？否，因为问题有限，故复杂性相应有限。
规律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因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各自的规律便有不同的特点。我们既不能否认这些特点的存在，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规律的存在。
满足条件A就会有结果B出现，这是“决定论”的理性主义可知论。而“选择论”之所以认为AB的出现只具有或然性、不具有必然性，是因为这种学理所坚持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这是面对复杂、面对困难所采取的一种不负责任的“鸵鸟政策”。
何新先生为我们驳斥“选择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即人类早期发展的高度一致性。人类早期在各个大陆上处于彼此隔绝的孤立发展状态，但在工具的使用上却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这四个时代。没有哪一种文明或民族跳跃了这四个时代中的某一时代，也无谁逆反了这四个时代的发展顺序。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表现出的是必然性而非“选择论”所认为的或然性（《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
“性相近，习相远”。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也由于各自自由程度的提高，各文明之间在发展的差异与差距上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开始拉大。但不管如何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是存在的。这个规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铁的必然性”。在《资本论》中，他指出，“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较充分或较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表现出来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83年版p.2-4）。
之所以不惜篇幅地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它最能表现出马克思的“决定论”思想。同时也要说明，列宁主义是一种“选择论”，列宁认为他可以凭借暴力跳过他不喜欢的那个自然发展阶段，而我国的一些理论家认为，可以用法令取消这一阶段。
自由主义关于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诉求与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容的，但在对历史的解释上，自由主义认为由于历史为人的自由选择、因而历史发展无规律可言的论断则是根本错误的。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断言，历史不仅无规律，而且也无意义。他的意思是说，历史如自然界一样，只能告诉我们一些“禁令”。自然界的“禁令”为，你不能用竹篮打水，你不能造出永动机等等。历史的“禁令”为，你不能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而不被权力所腐蚀，你不能长期欺骗所有的人等等。他认为，历史如自然界一样，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但在论证历史无规律时，他坚持认为自然与历史不一样），这就是他所说的历史无意义的含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于，它不仅告诉了我们它所颁布的“禁令”，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应该干什么，因此历史是有意义的。譬如根据所引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历史规律告诉我们，穷国应尽快实现现代化、应尽快让人民国上好日子。
历史之所以与自然不一样在于，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是人民。人民的意志就是历史的意义。人民的意志是什么？首先是要活下去，其次是要活得好一些。活下去的意志转化为和平的诉求，活得好一些的意志则转化为发展的诉求。当今历史发展的潮流或说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此潮流与此意义就构成了历史的规律。所谓选择，实际就是对历史规律的选择，或说是人民对统治者的选择，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你的民族文化如何特殊，都无法游离于现代化的潮流之外。当今世界各国一小撮如塔利班那样的独裁者以为凭借暴力与欺骗可以使自己治下的人民永远脱离现代化的潮流，实际上这只是愚蠢的一相情愿，因为“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铁的必然性”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广大人民的意志。
“决定论”与“选择论”的另一分歧为，前者认为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多因对于结果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在多因中，必有一因起主导、决定的作用。这一思想首先是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系统阐发的。我们日常经验也支持了这一论点。在纷繁复杂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必须理出个轻重缓急的头绪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实际上就是不自觉地在运用抓主要矛盾的理论。为何同样一件事，有人解决起来事半功倍、有人却是相反？仔细查究就会发现，前者往往抓住了主要矛盾而后者却未能如此。企业管理中的“木桶理论”讲得也是这个道理，“找出最短的那块木版”就是要找出主要矛盾。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对于多因一果的多因，相互之间也是如此，它们并非是互相孤立地对结果发生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决定了各种因素对结果作用的不均等性与差异性，由此产生了事物在主次、大小、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差别。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作用。我们可将这一理论称为抓“牛鼻子”理论。
抓“牛鼻子”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易使人怀疑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在这方面，就连该理论的首创者毛泽东也是屡屡失手，从50年代末的“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一直到造成“十年浩劫”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是抓错了“牛鼻子”。但这并不能说明该理论的无效，邓小平时代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不是抓住了农村改革的“牛鼻子”、一下子收到了“吹糠见米”的效果吗？
中国城市的经济改革不象农村那样顺利，有人认为，城市改革至今，十八般兵器都试过了，但仍未见突破，因此这里不存在“牛鼻子”。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不具普遍意义，中国改革现在面对的问题个个都很重要，只能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
严格说来，中国城市的经济改革也有几次大的突破（84年的放权让利与92年的“南巡讲话”后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增量部分很难达到现在的规模。但总的来说，我国的改革始终如陈云所言，是“鸟笼”内的改革。故言“十八般兵器都已试过”恐怕为时过早。
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所面对和产生的问题，现今都止步于政治制度这个“鸟笼”前，因此迟迟未能露面的“牛鼻子”就很可能隐藏于其中。但由于对稳定的担忧，使我们的试探至今未敢启动。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决定论”的批判恰如给这个千疮百孔的“鸟笼”又加了一层铁丝网。
你如果提出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是制度问题，他们会批评你为“制度决定论”，你若认为理性化程度低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他们又会斥责你为“文化决定论”，你要是赞扬毛泽东提出的“纲举目张”的教导切中时弊，他们肯定会抨击此为“决定论”。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呢？看来这些消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提不出什么有效的选择。按他们的主张，我们只能安于现状，满足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个成为犬儒主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免于“决定论”的危害。
更为可怕的是，按照“选择论”的逻辑，我们甚至找不出谁应为当前折磨我们的那些问题负责。因为依“选择论”的观点，既然问题的产生不是被某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所有的因素都在其中起了相等的作用，那么只能是“错误人人有份，责任大家承担”。你对腐败愤愤不平吗？腐败的产生你也难逃干系，因此你无权指责腐败。甚至你对腐败的义愤有可能被解释为因为吃不到葡萄而发出的诅咒。
如果我根据经验判定“牛鼻子”是普遍存在的，那肯定无法说服波普尔的信徒。因为根据他的证伪理论，真理是无法证实的。但是反对“牛鼻子”理论的人能否用经验和事例对之加以证伪呢？同样不能。波普尔的理论包含了不少真理的颗粒，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想工具，但我们也不必将其学说视为“句句是真理”，因为他的有些理论实在荒唐得可以，譬如他认为数学因为无法证伪，故数学不是科学。
“牛鼻子”理论的普遍性与真理性当然可以怀疑，但是它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使我们在处理复杂事物时手中多了一样有用的工具。
“决定论”与“选择论”在学术上的争论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千年，但在政治现实上，自由主义对“决定论”的批判却使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中既有赞同“决定论”的，也有反对之的。那些反对“决定论”的国家主义者似可算为国家主义中的自由主义者，只是他们要求的自由不是人民的自由，而是统治者掌握、行使权力的自由。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列宁那个时代即已过时，因此他们不相信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种“决定论”的论断。在他们眼里，只要手中有权便可以为所欲为，出了问题，反正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通令不少人感到奇怪，但在学理上却是很自然的。因为二者都有反理性主义的成份。国家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来自其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不喜欢说理，只擅长暴力；自由主义来源于经验主义，而经验主义天生就对理性主义心存鄙视。因此波普尔反对总体论、本质主义，反对系统的社会工程学，只主张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学。为此他将自己的理论标榜为“批判的理性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自负的理性主义”。
不可否认，自由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都希望中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但由于双方都忽视了理性主义，因此都有可能陷入南辕北辙的境地。“决定论”与“选择论”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还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如果赞同“决定论”的人士不站出来指出“选择论”在学理上的失误，则一旦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在反理性主义上的共识成为我国思想学术界的主流思潮，则公正就将进一步成为我国的稀缺资源，我国的现代化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南美化”的陷阱之中。
2002年5月7日
作者：范海辛（民间思想家）
B P： 96120-23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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