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上）
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二、资本对于三大来源价值的霸权
三、不合理资本的由来
四、不合理资本无节制扩胀的严重恶果

（下）
 五、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论：理论上的合理性
 六、人类共同体所有权的可操作性
 七、劳资合营的企业制度
 八、联合所有制下的市场与政府
 九、三级共有、劳资合营的优越性
 十、后语：政治经济学和“特制”经济学
 参考书总目录

平行系列论文预告：
《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
（将发表于本网站“政治政务”栏内）

五、 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论：理论上的合理性

根据上述价值三源泉论，包括前面所说的三大来源价值之不可分离性和不可量化性，顺理成章地，一个企业的生产资料只能为以下三方共同所有：一是人类共同财富（价值的第一、第二源泉）的所有者全人类共同体，二是参与管理的地域性社会共同体，三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企业（广义）劳动者共同体。应是这三方共同所有、共同支配、共同得益。所有权即包括了支配权和收益权。

关于一切天然资源本属天下人共同所有，这一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们已经无法否认，不但是各地的经济活动本身，而且，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既然现在整个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环境已如此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能回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生产时代，不可能把天下的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唯一可以保障“整个人类”平等共享的办法，就是实行对天然资源的人类共同体所有制。

随着地球资源的加速消耗，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矛盾日益加深，人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越来越昂贵的各种社会成本（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剧变、生化核子灾难等等带来的人命、疾病、医药费用、物质财产和农业生产损失，以及其它尚未显露的灾难风险，这些损失成本之高根本无法估计，而且难以弥补），这些都被强加于全人类（包括子孙后代）共同来承担。上述关于跨国资本力图摆脱人类各级社会共同体的合理约束、越来越无法无天这一事实，更从反面说明，人类国际共同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行使必要权力的合理性。人类共同体理所当然地有权对于全球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利用、或浪费和破坏进行符合全人类最大、长远利益的管理、协调和约束，建立相应的公正的国际秩序，同时纠正以往和现行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各种严重恶果。

至于人类世代积累的智慧财富应属全人类共同所有（不排斥新的发明创造成果在短期内属发明创造者专有），关于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可以反对的理由。杰弗逊就说过，“知识的领域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这句名言还被刻在美国玛丽兰大学图书馆的石碑上。

为全人类共同体所有，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为全世界全体（广义）劳动者所有。反过来说，一切（广义）劳动者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积极为社会作贡献的一员，都应具有共享（是共享，不是私分）人类共同财富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财产权、最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如果离开这一基本人权而谈论其它什么“权”，离开这一最最基本的财产权而谈论其它派生的财产权，就是舍本逐末。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财产权应作为规范世界上一切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

资本和劳动之间必须以平等合作、共创共享社会财富代替现代形式的人身依附，实行劳资合营、民主管理，也就是共享所有权。

同时，由于全球各地区人们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社会管理的需要，人类社会又实际分成众多不同的文明体和民族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若干不同的省或州，再分成县市、乡镇等。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企业以上、人类共同体以下各级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合并作为一个层级看待，统称为地域共同体。其中以民族国家的地位最突出、最具代表性、也最重要。

地域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体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三级所有的市场经济中，他们的权力与责任是，概括地说，在相应的地域范围内，提供银行、保险服务（见下文）、跨企业基本物质设施建设（水电输送、交通等）、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全民福利等方面的投资、创办、经营和管理；以及通过共同体银行对资本市场进行宏观调控、通过法律对共同体全体劳动者的平等地位加以保障；同时，向有关企业或/和公民个人征收税金，用以支付以上管理活动所需费用。

国家等地域共同体凭借着这一共同所有权，可以、而且应该上联全人类、下联基层企业，名正言顺地援助弱势群体、弱势国家，共同制约不合理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的无限扩张，从而促进全人类的普遍福利。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情况下，如果把公有制的基础下札到企业基层，即实行全民所有、政府宏观管理与劳资合营、企业民主管理相结合，那么，对外可以抵御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包围、侵袭、腐蚀、吞并，对内可以抵制来自私人经济的排挤、腐蚀，并促进大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渐进式稳步推展。唯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根子不致被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主化”浪潮所吞没。

对于生产资料的三级联合所有权，并不排斥个人或家庭对于生活资料和货币资产的私人所有权。法律必须同时保障一切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生活水平上的有限差距，在相应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刺激人们创造性劳动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六、 人类共同体所有权的可操作性

     国际社会的人类共同体意识是存在着的，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进程而逐渐形成并不断提高着的。

     容纳着空前多元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现状的人类世界，必将经历复杂、曲折的矛盾和痛苦，才能达成在多样中求同存异的某种深刻认识，并付诸有力的行动，达到多样性和某种共同性相统一的和谐共存。当寻求这种和谐共存的普遍意志，超越那种弱肉强食、把单方面意志强加于人的丛林法则，而成为世界社会的主流时，那就将是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数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天下大同”的开始。

在这个不短的过渡时期内，国际社会还是有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以渐进的方式、不断地扩大联合国的合法基础和必要权限，动员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支持，制订和推行更多的必要法规，更有效地管理和协调全球的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公共事务，有效地保护人类的共同财富，使之为全人类的最大利益、长远利益服务。同时，应该，也可能，努力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协议，由联合国向各国按照其经济活动的历史和现实的规模，征收一定比例的社会成本税，作为联合国的活动经费，也就是将现在实行的向各国收费制度，改为按照更合理的标准决定各国该付的数目、并且更明确地作为应尽的义务来征收。可以相信，只要人类不愿自我毁灭，公理总有战胜强权的一天。

    一切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历史传统的民族和人们，有必要率先履行对人类共同体的国际主义义务。譬如，在积极推动联合国的民主改造、积极推动必要国际规范的制订和实行、推动国际民主新秩序的建立的同时，可以在自己每年的国民收入中，在自己实际能力的范围内，分出一个固定的比例，列入一个经得起审核的专账，作为自己履行国际义务的资金来源。为此，有关国家的所有企业，尤其是资源或/和技术密集型的、以及不断制造污染等公害的企业，更应分担此义务。这些国家和人们可以以此昭示天下，以榜样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国家和人们加入这个行列，直到最终实现人类“大同”意识和实践的普遍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束缚，发扬勇敢自主、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尤其是大国、和跨国的大公司，更应大器大量。相信良知总是存在于人类大多数的心中，发自这种良知的精神力量，再加上相应的物质力量，终将战胜蛮不讲理的霸权暴力。

七、 劳资合营的企业制度

在迄今存在过的工人参与管理的实践中，一般都肯定，它们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企业的生产率，同时也有利于缓和劳资矛盾，可以由对抗转变为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妥协，比较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

但在迄今存在过的工人参与管理的模式中，一般都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性质，亦即不可能阻止资本不合理无限扩张的趋势；也一般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的不可分离性给劳动者造成的不利地位，没有改变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劳动者所付出的人力资本仍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并没有以劳动者的身份平等地共享企业的所有权和支配决策权。它们更没有体现人类共同体的共同权益，仍然是一种生产资料的（货币或/和人力）资本私有制，一种小集团私有制。即使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全民所有制，虽然在国家地域范围内是最高形式的公有，但只要排除了全人类的共同权益，那也仍然是一种地域共同体私有制（或曰“国家资本主义”），是小公而大私（大集体之私）。如果这种所有制还排除了企业（广义）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共享所有权和直接支配权，那就成为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极易蜕变成少数寡头所有的危险制度。

    鉴于上述，本文所提出的联合所有制是纵横双重意义上的“联合”：除了纵向上，企业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上下联合，在横向上，企业共同体本身则是企业所有广义劳动者的平等联合。借用国人熟悉的用词，后者可称为劳资“合营”制。

 在这种制度下，劳动按技术等级、工作资历、劳动时间、和业绩考核（经民主评议）计量，与别人或自己投入的资本一样，都可以折合成股份。在有关重大投资决策和重大人事任免问题上，可以按股份数分发选票，若干股一票；在有关企业体制、人事管理及一般生产管理问题上，可以按人头每人一票，投票决定。究竟采取哪一种选举规则（“企业体制”的一部分），也可以预先经企业全体人员民主议决。企业管理机构的组成须符合劳资平等的原则，管理人员经民主程序产生。具体做法可借鉴上面提到的先行经验，也可创造，不必千篇一律，也可由全体人员民主议决。

    劳动的基本工资和资本的本金回收（或其中的某个大百分比），可由社会共同体举办的非牟利性企业保险加以保障，保费由企业支付。这样做，实际上是将人皆难免的盲目性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风险，由共同体全体企业分担一大部分，目的是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温饱、鼓励投资、维持社会安定，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稳定和发展。

 如果某些企业中的部分或全部劳动者宁愿接受被雇佣、不参与管理决策、领取较固定工资、承担较少责任和风险的传统地位；或者恰恰相反，不愿继续保持或接受这样的地位，而要改成“合营”关系，他们都应有基本的选择权利，但涉及企业体制的设定或改变，都需经过全体有关人员按照企业规章一人一票民主议决。

至于银行，还有上文提到的企业保险，由于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生产性企业和其他服务性企业的特殊性，其资本来源，尤其是那些大地区范围内的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应主要来自国家或地区的地域共同体，或再加上属于人类共同体的专用账户。但即使人类共同体没有提供主要资本，也应该对银行，特别是那些影响广大、涉及人类普遍利益的跨国大银行，拥有最小必要的监督权；同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主导权应属于社会共同体，但其所有员工都应享有最大可能的、对于银行或公司内部管理的监督权和参与决策权。银行的借贷、投资决策虽然应遵循共同体政府从全局出发制订的指导原则，但全体员工应对银行的决策是否附合这样的指导原则享有监督的权利，或者说，负有监督的义务。

八、 联合所有制下的市场与政府

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为社会共同体对市场进行合理宏观调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道义权利基础。针对“看不见的手”的盲目性，不同市场，不同对待：

    对于消费品市场，除了影响社会大众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的物品需要政府加以管制甚至打击以外，对于绝大部分消费品，基本上可以放手让市场去自发调节。

    对于涉及资源配置的资本市场，除了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以外，针对资本的不合理扩张倾向，社会共同体有必要通过法律明确，生产资料中隐藏的天然价值和人类集体智慧，本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属于购得和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资本；而且由于资本自我扩张的盲目性带来资源配置的盲目性，现代商品生产往往严重污染、扭曲当地和全球人们赖以健康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精神环境，因此各级共同体有必要、也有权对资本市场进行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的宏观调控，包括直接投资经营银行、保险、基建、文教、福利等事业，以使市场的正面作用发挥到最大，盲目性的负面作用减到最低，使资本得到对社会最有利、最有效的配置，发挥其最大的功用。

 对于劳动力市场，则必须针对劳动的不可分离性，以法律来保障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地位，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性质。也就是将资本与劳动的买卖关系、雇佣关系改变为双方互相寻找合作伙伴，或者再具体地说，将劳动力市场改变成劳动、技术、资本、管理专家、和创业家互相寻找合作机会的场所。这样，使市场的运作服务于作为人的劳动者，而不是迫使劳动者屈从异化于人的市场运作，使劳动得到最能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技能专长的最佳配置，于人于物（物质生产）双有利。

由于经济活动总是与一国或一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对于经济活动的管理决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民族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在人类共同体、民族国家、地方共同体这三者之中，处于中间的民族国家占有较突出的地位。关于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各国情况很不相同，千变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人类已有很多创造。关于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上的多元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国家、地区、企业等各级社会共同体，它们各自在宏观社会民主政治架构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这些群体之间、及其与构成这些群体的广大个体之间，如何体现民主原则的问题，有待以后专门讨论。

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每一层级上，共同体的政府管理机构必须按照民主原则、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和运作。本文所阐述的一切（广义）劳动者互相平等的原则则是这种民主的观念基础。在尚没有实现充分民主的地方，则应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经济制度的改革须与政治制度的改革协调进行，相辅相成。而企业制度向着劳资合营方向的改革，则是一切政经民主改革的基础和初始条件，是最恰当、切实的切入点、发动点、起步点，因为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最最基础的基础，而企业共同体是社会生产活动的细胞，是各类劳动者之间一切经济、政治关系的初始结合点。只有先有了基层企业的经济、政治民主，即草根层面上的实质民主，再透过社会民主的形式程序（关于形式民主，可借鉴民主先行国家的既有经验和教训、并有所创新）将民主的实质内容逐步延伸扩展于全社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体全体公民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各个层次上的真正当家作主。

劳动于基层的千百万普通民众是民主事业的真正基础。如果在每天从事劳动的基层企业中，大多数人没有民主平等的权利和实践，那么社会民主、国家民主就沦为没有扎实基础的空架子，掌握社会经济实权的资本就可以通过国家的政治程序，无论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还是不民主的，在国家政权内安插或物色自己的代理人。这样，原有的社会民主程序也很容易变成被大资本财团所把持、操弄、要挟的政治把戏，用来服务于巩固和扩展资本对于社会的控制和进一步掠夺（就象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本来是实行公有制的地方，劳动者共同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就会落空。

反过来，企业的民主只是社会民主的第一步。若没有在企业民主得到推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民主、国际民主的政治运作，那么各级共同体和广大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会落空，基层的民主也不可能长期稳固，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最终必将落入少数权贵的手中，或是金钱与权力互相勾结的金权寡头的手中。企业制度的改革必将牵动整个社会，促成社会共同体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共同体上层权力机构的扶持，才能成功、持久、推广。在普遍缺乏民主意识的地方，则首先需要共同体由下至上、由上至下的民主意识的觉醒和高涨。总之，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企业改革与社会改革，是一盘立体棋局，需要上下、左右、前后互相呼应，走一步、看一步，探步渐进，才能成功。

在当今这个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或整个世界，民主程序的建立和健全似应从两头做起：下面从基层企业单位开始，上面可以是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合国，或地方政府。上下互相推动、互相支持，渐进式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全社会各地区、各层次逐步推广。

九、 三级共有、劳资合营的优越性

１。有利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l 有利于发扬全体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人的解放才是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核心内容和核心条件。

l 有利于企业收益和社会财富的更公平的分配、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又无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只是以劳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代替了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且，由于分配的更加公平，这种竞争也更公平、更有效。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新制度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不是单单从抽象的、纯粹道德哲学的概念出发的，而是扎根于对于价值源泉客观事实的认识基础之上的，符合科学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l 有利于克服企业本位主义、消除违法乱纪、遏制官商勾结、借公营私、压榨劳工、陷害消费者等各种腐败现象，防止国有企业的实质私有化，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增进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有利于原有的公有制经济真正站稳脚跟，顶住国内外私有资本的包围、排挤、腐蚀而立于不败之地，并逐步壮大起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强大主干。

l 由于社会财富和权力（包括投资即资源配置的权力）在共同体和公民个人之间、各级共同体之间、以及各类劳动者之间得到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资本的投入（即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消费，在市场对于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配合下，将比较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相对平衡，因此有利于减缓或避免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保障经济和社会能长期安定地持续发展。

l 由于新制度将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因此至少不会削弱社会资本的总体积累，而由于三级联合所有制使资本配置更加合理，所以在总体上更有利于经济本身与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化教育、全民福利等）的全面同步发展。

l 有利于促进全体劳动者身心的平衡、健康与全面发展。在劳资合营的企业里，劳动者不仅是以劳动换取物质需要，而且还可以以主人翁的身份、姿态和心态自觉培养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人际活动才能、监督管理才能、各种技术才能。与被动地出卖劳力、接受管理相比，主人翁的尊严，个人潜力的额外发挥、对企业和社会的额外贡献，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精神的需求肯定会越发显得重要。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社会决不会是真正文明的社会、持久文明的社会。

l 企业民主不但为社会民主政治的建立打下扎实的草根基础，民主管理的企业又是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实践能力的最好的学校。三级共同体、各类劳动者联合所有制下的企业员工则必须以利害相关、命运与共的伙伴感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去理解和对待利益相左的各方，倡导各人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共同体利益的统筹平衡、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庸精神。在面对面相处的企业中是如此，在共同体的大社会也应是如此。这才是真正健全有效的社会民主应该具有的灵魂。这应不同于建立在人们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民主。

l 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为提倡通过共同开发、和平解决邻国之间在领土、领海接壤之处的天然资源开发权纠纷，为抵制大小霸权主义、和平民主平等地解决其它国际纠纷，以及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介入调停纠纷、以促成世界各国的长期共同和平发展，提供了充分有力的道义理据，名正而言顺。

２。既有理想的彻底性，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该设想不必强求整个体系一气呵成，一下子全部实行。可以从较易实行的环节开始试行。如劳资合营的企业管理，已有上文提到的、虽不完全相同、但却相当近似的实践先例可资借鉴，与实现全人类共同体对人类共同财富的所有权相比，则比较容易做到。不必等到全人类共同体所有权的实现，再来推行劳资合营的企业制度。在具有多年的公有制强大传统的地方，如中国，无论是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其规模已足以成为支撑新企业制度的后盾。所以，在具有这种传统的国家里，可以先从企业制度这个环节入手，打开缺口，推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改革。

 即使在企业制度这个环节上，改革也不必一下子全面铺开。可以先在较有条件的企业、行业、或地区试行。那些私人资本较弱或较分散，或者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危机较尖锐、严重，或者民主意识已有明显觉醒的企业、行业、地区，应该最有条件率先试行。待积累了一些经验，再逐步推广。但始终不必强求“满地开花一片红”，而要允许传统雇佣劳动制度的长期存在，让不同的企业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竞争，或互相补充。

 关于非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学术界提出了不少模式。其中有些模式虽然在某些方面比较彻底，但必须整个国家一下子全部到位，因此现实的可行性就不大；而有些模式虽较易推行，但缺乏远程理想目标的彻底性、明确性，因此其长远意义就比较有限，而短期改良也不能持久或推广。相比之下，本文提出的设想则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两者兼具的优点。

十、后语：政治经济学和“特制”经济学

在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不是很短的过渡时期中，公有制经济不但自身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而且必然地长期受到国内外私有经济的包围、钳制、和渗透，时刻面临着被瓦解、吞没的危险。要抵御和最终战胜这种危险，必须要有充分清醒的头脑，和相应的、恰到好处的政策、策略，而这又有赖于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和现实实际的理论的指导。这个理论就是需要在前人思想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弃旧创新、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在社会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政治关系的层面上，研究经济关系的学问。具体地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一定的历史性阶段中，社会经济活动所包含的基本权力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作为生产关系之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生产过程中人对于物的权力关系）。概括地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涉及权力关系的经济体制问题。

“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其它经济学”（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等）研究的则是，在特定的时段、地域内，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规范下、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秩序框架内，即特定经济体制下的具体经济活动规律。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该经济体所隐含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是给定了的，是视为当然的，这种权力关系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必加以顾及、加以评断的。或者说，被研究的经济现象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权力因素，被暂时地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撇开了，纯粹就经济论经济。因此，或许可以把这种暂时撇开了政治经济权力因素的经济学，称为“特制”经济学，即关于特定政治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现象的学问。由于所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多样性，“特制”经济学又可以分为“公（有）制经济学”（未来成熟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私（有）制经济学”（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混（合）制经济学”；“混（合）制经济学”又可分为以公有制为主、或以私有制为主，前者即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的经济学。

建基于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经济、政治秩序规范之下的经济活动、经济现象，可能具有某些相同的一般规律（如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也一定具有各自不同的、相应于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的特殊规律（如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或混合所有制下，同样的价值规律，或许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经济学研究必须首先分清，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特制”经济学。在“特制”经济学的研究中，还要分清是适合多种经济政治制度的一般规律，还是一般经济规律在特定经济政治制度下的特殊表现，不可把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某些特殊经济规律或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以及基于对这些规律的认识所制订的政策、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公有制或混合所有制经济领域来运用。

由于政治经济学与“特制”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它们对于价值问题的讨论也应有不同的着眼点，不应笼统地谈论“价值”：后者谈论的主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价格）及其量化，而前者探讨的则应着重一切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及其源泉问题。一切学术讨论，无论是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思想体系的构建，都应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的现实实践服务的。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既有体制改革的问题，又有现存体制下的具体政策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很重要，都值得讨论，在本网站的文章中也都有反映。但是对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们似乎都没有分清，是“特制”经济学所指的“交换价值及其量化”，还是政治经济学所必须讨论的“使用价值及其源泉”问题。这就有意无意地造成了思想混乱，严重阻碍着讨论的深入和共识的形成。

【未经事先通知作者，不得擅自抄袭、转引本文特有的观点、文字。违者必究。】

联系地址：[email protected]

参 考 书 总 目 录
段忠桥（编写），2001,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欣刘磊, 2004,“以知识产权为名的中国软件何时*圈地*国际"，北京新浪网, 3月5日。
刘军宁（编），1997,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第三辑），三联书店。
唐士其, 2002,《西方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 2000,《走向边缘》，三联书店。
王建, 2002,“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货币制度危机”, 英特网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3月8日。
张桂林, 1999,《西方政治哲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Baiman, Ron, Heather Boushey, and Dawn Saunders, eds., 2000,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Rad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M. E. Sharpe.
Bardhan, Pranab K. and John E. Roemer, eds.,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Becker, Lawrence C., 1977, Property rights: Philosophic foundations, Routedge & Kegan Paul
Blair, Margaret M. and Mark J. Roe, eds., 1999, Employe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Basic Bookx, New York.
Brockway, George P., 1986,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Principles of any future econmics, Cornelia and Michael Bessie Books.
Burgstaller, Andre, 1994, Property and prices: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val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roll, William K., 2004, Corporate power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 study in elite social organ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Chao, Tzu-yuan, 1991, New labor theory of value, Verlag an der Lottbek.
Cohen, Daniel, 1995, The misfortunes of prosper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The MIT Press.
Daly, Herman E., 1996, Beyond growth, Bosten, Mass., Beacon Press.
Dobb, Maurice,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Ideology and economo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mhoff, G. William, 2002, Who rules america? Power and politics, 4thed., New York, San Francisco, etc.: McGraw Hill.
Dore, Ronald, 1987,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w, Gregory K. , 2003, Governing the firm: Workers contro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w, Gregory and Louis Putterman, 1999, "Why Capital (Usually) Hires Labor: An Assessment of Proposed Explanations", in Blair and Roe 1999.
Dugger, William M., ed., 1996, Inequality: Radical institutionalist views on race, gender, class, and nation, Greenwood Press.
Freeman, Alan, Andrew Kliman, and Julian Wells, eds., 2004, The new value controvers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eltenham ; Northampton, MA : Edward Elgar.
Geisler, Charles and Gail Daneker, eds., 2000, Property and values: Alternatives to public and private ownership,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C..
Hausman, Daniel M., ed., 1984,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 ant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xemburg, Rosa , 2003,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Routledge.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r York.
Meadows, Donella H. et al., 1972/1974, The limits to growth :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 New American Library,  
Mesarovic, Mihajlo D. and Eduard Pestel, 1974, 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 : The second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New York : Dutton.
Mokhiber, Russell, and Robert Weissman, 1999, Corporate predators: The hunt for Mega-profit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Ollman, Bertell, ed., 1998, 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Routledge.
Paul, John II, 1991, "Centesimus annus Ioannes Paulus" PP. II,       http://www.vatican.va/edocs/ENG0214/__P6.HTM
Petras, James, etc., 2001,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Fernwood Publishing.
Roemer, John E., 1994, Egalitarian perspectives: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 Nathan and L. E. Birdzell, Jr., 1986,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Basic Books, New York. （汉译《西方致富之路》，三联书店, 1989.）
Schumacher, E.F. ,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Harper perennial.
Sora, Joseph, ed., 1998, Corporate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H. W. Wilson Co..
U.N., 2005,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http://www.un.org/esa/desa/desaNews/desa95.html
Wuthnow, Robert, ed., 1995, Rethinking materialism: Perspectives on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economic behavior,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格莱克，詹姆斯［美］,1990, 《混沌；开创新科学》, 张淑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丁，汉斯－彼得和哈拉文特·舒曼［德］,2001,《全球化陷井：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该书原版德文本自1996年出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成了世界畅销书。）
马古利斯，林恩和多里昂·萨根［美］,1999,《倾斜的真理：论盖亚、共生和进化》, 李建会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