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新论（八）：
联合所有制下的市场与政府
前 文 目 录
《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政治经济学新论前言
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二、商品价值的三大源泉
三、 天然潜在价值
四、 人类集体智慧
《新论（二）：资本对于三大来源价值的霸权》
一、资本作为劳动
二、三大来源价值的不可分离性和不可量化性
三、劳动作为资本
四、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为何不是平等合作
五、劳动的不可分离性
六、 “自由”旗帜下的不自由交易
《新论（三）：不合理资本的由来》
一、 原始资本和再生资本：合理资本和不合理资本
二、一次性简单商品生产
三、 多企业、多过程商品生产
四、 技术性商品生产
五、 不合理利润与资本的恶性循环
《新论（四）：不合理资本无节制扩胀的严重恶果》
一、 贫富两极加速分化的源头
二、 世界大资本的初始由来
三、 当代世界被重新殖民化
四、 贫富悬殊的双重放大复制
五、 世界乱象的总根子
六、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根本矛盾
《新论（五）：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论：理论上的合理性》
一、全人类共同体所有权
二、企业劳动者共同体所有权
三、 地域共同体所有权
四、 摈弃原子论式的“公”“私“观
《新论（六）：人类共同体所有权的可操作性》
一、 已有的共同体意识和实践
二、 勇敢自主、忍辱负重，抵制狭隘民族主义
《新论（七）：劳资合营的企业制度》
一、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先行模式及其局限性
二、 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下的劳资合营
三、 劳资合营制下的来源不合理资本
四、 联合所有制下的银行和企业保险
本 文 目 录
《新论（八）：联合所有制下的市场与政府》
一、 不同市场，不同对待
二、 民族国家政府与人类共同体
三、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企业民主与社会民主
政治经济学新论前言
（见作者05年10月17日刊出的《政治经济学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一、不同市场，不同对待
在关于市场作用和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长期争论中，有的比较强调前者，有的比较侧重后者。但时至今日，谁都不能完全抹煞任何一方存在的必要性。不管两者之间的功能疆界如何划分，相信市场万能或政府万能的人毕竟已经不多了。而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为社会共同体对市场进行合理宏观调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道义权利基础。
关于市场作用的传统理论根据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时掌握有关经济全局的所有信息，因此只有通过各类商品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换，才能将所有人从各自不同利益出发、根据各自的局部信息所作出的经济行为，自发调节到最佳平衡状态，达到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但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纯粹的市场自发调节并不能导致“最佳”。这就是凯恩斯理论的出发点。笔者以为，传统理论的缺陷是；它对进入市场的一切商品不加区别、同等视之，如把具有不可分离性的人的劳动与物质资源、与一般商品等同视之，把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与用作直接消费的商品等同视之，认为无论哪类市场，都应充分放手，不加干涉，从而为劳动沦为资本奴隶、和资本的不合理无限扩胀提供了掩护。
市场历来被称为“看不见的手”，那是说，人们看不见它。其实它也有“看不见”的地方，那就是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不同特点。这是市场的盲目性。而迷信市场者则“看不见”市场的这种盲目性，这本身也是一种盲目性，是人的盲目性。本文提出或发挥的价值三源泉论、劳动（现时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双重不可分离性、资本占取人类共同财富价值的不合理扩张倾向等，为克服上述双重盲目性，探讨和应对各类不同商品市场的不同运作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
对于消费品市场，除了影响社会大众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的物品需要政府加以管制甚至打击以外，对于绝大部分消费品，基本上可以放手让市场去自发调节。
对于涉及资源配置的资本市场，除了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以外，针对资本的不合理扩张倾向，社会共同体有必要通过法律明确，生产资料中隐藏的天然价值和人类集体智慧，本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属于购得和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资本；而且由于资本自我扩张的盲目性带来资源配置的盲目性，现代商品生产往往严重污染、扭曲当地和全球人们赖以健康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精神环境，因此各级共同体有必要、也有权对资本市场进行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的宏观调控，包括直接投资经营银行、保险、基建、文教、福利等事业，以使市场的正面作用发挥到最大，盲目性的负面作用减到最低，使资本得到对社会最有利、最有效的配置，发挥其最大的功用。
对于劳动力市场，则必须针对劳动的不可分离性，以法律来保障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地位，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性质。也就是将资本与劳动的买卖关系、雇佣关系改变为双方互相寻找合作伙伴，或者再具体地说，将劳动力市场改变成劳动、技术、资本、管理专家、和创业家互相寻找合作机会的场所。这样，使市场的运作服务于作为人的劳动者，而不是迫使劳动者屈从异化于人的市场运作，使劳动得到最能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技能专长的最佳配置，于人于物（物质生产）双有利。
二、民族国家政府与人类共同体
关于政府的经济职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在上一小节中已见概貌，不必细说；另一个问题涉及不同层级政府、尤其是各民族国家政府与全人类共同体的关系，有必要稍作说明。
本文强调了全人类共同体对于天然资源潜在价值和人类集体智慧价值的所有权。但这丝毫没有意味着贬低各民族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如省、州等）的重要作用。由于经济活动总是与一国或一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对于经济活动的管理决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民族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当今世界，在人类共同体、民族国家、地方共同体这三者之中，处于中间的民族国家占有较突出的地位。关于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各国情况很不相同，千变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人类已有很多创造。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就提倡联邦主义，他分析了美国和西班牙两种联邦制的异同，认为它们都适合不同国情下的经济自由（ 刘军宁1997, 页32-40）。至于民族国家如何处理与全人类共同体的关系，似乎还是新鲜课题。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基本上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将全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对待。民族国家如何将上上下下各级共同体之间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区别的权益关系协调、综合起来，促成人类共同体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上和社会总体上的多元、和谐、平衡的共存和发展，这是本文想提出而无法详加讨论的一个课题。关于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上的多元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国家、地区、企业等各级社会共同体，它们各自在宏观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这些群体之间、及其与构成这些群体的广大个体之间如何体现民主原则的问题，以后笔者将会有专文在“政治”专栏中加以讨论。
三、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企业民主与社会民主
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每一层级上，共同体的政府管理机构必须按照民主原则、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和运作。本文所阐述的一切（广义）劳动者互相平等的原则则是这种民主的观念基础。在尚没有实现充分民主的地方，则应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经济制度的改革须与政治制度的改革协调进行，相辅相成。而企业制度向着劳资合营方向的改革，则是一切政经民主改革的基础和初始条件，是最恰当、切实的切入点、发动点、起步点，因为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最最基础的基础，而企业共同体是社会生产活动的细胞，是各类劳动者之间一切经济、政治关系的初始结合点。只有先有了基层企业的经济、政治民主，即草根层面上的实质民主，再透过社会民主的形式程序（关于形式民主，可借鉴民主先行国家的既有经验和教训、并有所创新）将民主的实质内容逐步延伸扩展于全社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体全体公民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各个层次上的真正当家作主。
劳动于基层的千百万普通民众是民主事业的真正基础。如果在每天从事劳动的基层企业中，大多数人没有民主平等的权利和实践，那么社会民主、国家民主就沦为没有扎实基础的空架子，掌握社会经济实权的资本就可以通过国家的政治程序，无论在形式上是民主的还是不民主的，在国家政权内安插或物色自己的代理人（Bowles and Gintis 1986，P. 88）。这样，原有的社会民主程序也很容易变成被大资本财团所把持、操弄、要挟的政治把戏，用来服务于巩固和扩展资本对于社会的控制和进一步掠夺（就象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见前文《新论（四）：不合理资本无节制扩胀的严重恶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本来是实行公有制的地方，劳动者共同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就会落空。
反过来，企业的民主只是社会民主的第一步。若没有在企业民主得到推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民主、国际民主的政治运作，那么各级共同体和广大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会落空，基层的民主也不可能长期稳固，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最终必将落入少数权贵的手中，或是金钱与权力互相勾结的金权寡头的手中。企业制度的改革必将牵动整个社会，促成社会共同体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共同体上层权力机构的扶持，才能成功、持久、推广。在普遍缺乏民主意识的地方，则首先需要共同体由下至上、由上至下的民主意识的觉醒和高涨。总之，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企业改革与社会改革，是一盘立体棋局，需要上下、左右、前后互相呼应，走一步、看一步，探步渐进，才能成功。
在当今这个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或整个世界，民主程序的建立和健全似应从两头做起：下面从基层企业单位开始，上面可以是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合国，或地方政府。上下互相推动、互相支持，渐进式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全社会各地区、各层次逐步推广。
民主事业是具有民主意识、公民道德、和民主实践能力的全体公民的事业，这样的公民队伍的形成和成长，除了社会制度向着民主方向的变革、和全体公民适应这种变革的自觉性以外，还需要全社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才能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精神素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人的全面发展本身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目的。但就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健康发展的前提而言，一切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也（虽然是间接地）参与着物质生产部门的物质价值的创造。所以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也是一切创造价值的广义劳动的一部分，应该被包括在《新论（一）》所列作为商品价值源泉之一的“人的个体劳动”一节中的“等等”之列。
参 考 书 目
刘军宁（编），1997,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第三辑），三联书店。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Basic Bookx,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