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秦前红
深化司改从谋篇到布局再到推进已几年之久，社会期待渐次升温，但最终成效如何其实朝野心中未有定数。其原因在于，本次司改面临诸多重大迷局：
第一，司法制度本应是一国宪制中最为稳定的部分，然自49以降，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逾一甲子，有常态的司法制度亦不过半数而已。1948年谋划建国之际，毅然决然废除“六法全书”，将清末以来累积之法政成果风雷扫荡。建国前三十年因革命路径依赖与社会动荡，司法被沦为敝履，以致十年文革时，竟有“砸烂公检法”“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说。即便是后三十多年，中国法政系统亦未得消停。自1999年最高...
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仅仅规定全国人大有法律制定权，如此过于单一集中的立法权限配置显然不能满足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需求，因此到了1956年全国人大又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令制定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了配合中国经济改...
据有关权威媒体报道，27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拟专门立法设立国家宪法日。一旦该项法案顺利通过，则以后每年的12月4日将成为法定的国家宪法日。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意在昭示执政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坚定决心，提升法治建设的高度和广度，营造社会全体尊宪护宪的氛围，培育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打造国家机关及其人员的宪法思维，其意义可谓重大深远。
宪法是公共权力的准生证，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还是告别旧时代的国家宣言，因此宪法在一国法治体系中具有根本和最高的地位。在社会转型剧烈、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阶层冲突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必须依靠宪法来凝...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中国政治的特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会议政治”这个词。身处天朝之下，最让人无所逃遁的便是各种各样的会议。只要打开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充塞耳目视听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会议报道。而最为奇葩的现象乃是，诸多会议已经把讲稿发给了每个参会者，但讲话者还要把讲稿从头至尾念一遍。借用一句经典的表达话语，当今中国仍然只是会议之上的中国，而不是法治之上的中国。中国的治理方式依然囿于传统的框架之下，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恐怕是长路漫漫。
要我来完全归纳总结中国会议类型似乎有点力所不逮。就我所知而言，中国政治领域会议有常态性会议和临时...
浙江张辉、张高平叔侄奸杀案，历经九年冤狱后终于罪嫌洗清。但案件本身的峰回路转，并非源于司法机制的自我矫正纠错能力，而是一如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一样，重演了“亡者归来”“真凶出现”的人间奇迹。
在后法治发展国家，刑事个案的办理对于型塑法治权威往往有着特别的意义。刑事个案的办理因关涉生杀予夺、自由有无，故个案能否达致正义，社会大众往往会有特别的敏感和关切。如果每宗案件都类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那样，指望菩萨开眼或“圣躬英明”才能洗刷奇冤，那就很难在社会大众中建立起对司法体系的确信。一个...
社会转型时代的中国法院不断面临新的案件、新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在官方的要求与民间的期许之间左推右挡，但依旧还是左右不能逢源，吃力不讨好。
当下法院为卸掉压力所采取的惯行方式就是提高诉讼门槛，加大当事人立案难度，以达致“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从最早的有关计划生育引起的侵权纠纷不受理，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对企业破产、劳动合同争议案件不受理，再到近年来饱受民间舆论攻讦的因互联网管理案件引起的纠纷不受理等。上述作法的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听从政治的摆布，龟缩起来远离社会纷争的焦点。或者说这是高压维稳之下的祸水转移策略，行政部门互相推诿，立法机构立法不作为，司...
因浙江温岭幼儿园教师顔艳红提拉幼儿耳朵、将幼儿塞进垃圾桶而引发的事件还在不断延烧，媒体众口一词地将之称为"温岭虐童"事件。这样一个话语描述不仅赋予了大众充分想象的空间，而且在当下这个特定时刻还能有效释放大众因新闻饥渴产生的情绪焦虑。对本案的讨论可以从诸多层面予以展开，罪与非罪，罪与罚，教师伦理，幼师素质，儿童身心健康保护，国家的儿童保护义务，舆论与司法，等等。
在罪与非罪层面，案件的侦查机关以犯罪嫌疑人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一举动并未平息本案关注者的观点分歧，相反引来更多的激辩。本案最终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处理，严格来...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公务员考试，在进入21世纪之后，该项考试趋于成熟和稳定。每年都会在国庆过后发布招考公告，公共科目笔试时间都在11月底（最后一个周日），如遇其他较为重要的会议或者活动，可能会推后到12月行。2012年10月15日，2013年公务员考试报名工作开始，招考20839人，创历年最高，据预测报名人数很可能接近200万，招录比例或达90∶1，个别职位招录比例达致2000：1，竞争强度也创历年之最。造成公务员报考“高烧”不退的原因在于：
其一，学而优则仕的深层意识积淀。在古代农耕文明之下，虽然强调以农为本，但士农工商依然是社会阶层的正...
中国足坛的扫黑反腐专项活动，原本一切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前足协主席谢亚龙突然在庭审中翻供，指称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其多次刑讯逼供，并对逼供细节条陈缕析。此举形同一颗巨石投入静水，泛起千层涟漪，导致足坛反腐陡生变数。
一点也不出乎意料，最高法院平稳地、技巧地将吴英案发回地方法院重审，地方法院的判决理由受到支持，但地方法院的判决结论没有任何悬念定会通过重审改变。发回重审已成为法院内部转嫁风险、拖延审限、加重诉讼成本的惯常方式，同时也是融通上下级法院关系，消解错案追究责任的技术操作。在如此事关高民意性、高政治性的案件，最高法院再摆乌龙，透支权威。
因为规范和现实的天然紧张，造成司法领域必然不断面临艰难性裁判，又因为规范的空缺和模糊，最高法院理应基于对执政者公共政策的解读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衡，借由个案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