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王伟
出台如此的规定，是不是带有明显的职务歧视？如果人家有钱，而且不需要客人送交礼金，也不可以讲究排场。
这样的规定出台越多，越说明职能部门管理效率的低下。简单的一刀切，并不能改善社会风气，反而会促使社会风气的异化。关键是从源头上控制腐败的产生。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
党和政府，急于扭转如今社会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相信源头也有所了解，但针对源头治理的政策出台反而较少，为什么？就是担心权利的分解，大权的旁落。
让权利回归原有的本质。权利是谁赋予的，行使权利的人就必须对赋予权利的人负责。现在权利是上面给的，所以对上面负责一定不会错的。这背后是否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
关注这个案件，是关注法律与法律人之间的较量。
关于庭审的报道还是比较详细的，虽然只介绍了部分情况，但细节表述还是比较多的。
暂且不知道下午的庭审是如何进行的，但上午庭审中有个细节值得关注：
……当公诉人对被告人李庄进行讯问后，李庄再次向法庭提出要求,称主诉人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要求其回避,“这个必须由检察委员会或检察长决定是否回避，审判长你无权决定。”
为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审判长第二次宣布休庭10分钟，对被告人申请进行合议。
经合议庭合议，李庄要求于法无据，审判长宣布予以驳回。案件继续审理。
在两次休庭后，李庄情绪缓...
审计风暴还在继续为社会管理机构的廉洁自律起到“啄木鸟”的作用。
但人们更关注的是问题揪出来之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
集体是不决策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往往在我们央企起着保护伞的作用。
从损失追不回的原因来看：决策失误、管理不善和违规操作等。这三个例举的情况按理说都是有责任人的。我们是听到这些问题，为审计部门的勇气表示高兴之后，还会有什么？
目前不会有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审计问题，而导致问责的。
不过随着社会关注的深入，相信离这一天不远了。
官方的回应，不由地联想到上海楼倒倒后地方政府对某“官员”职务的辟谣。
其实，是不是任这个职务，当地人更清楚，不管事后官方是否否认。上海的官员任职也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官方最后不认可这一任命，但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受到严重质疑。
请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把你们应该履行的监督义务好好地履行，让那些本应不存在的所谓“官员”及时清理。这个事关政府公信力的事情，绝对不是小事，也不是比网络清理小的事情，事关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
至于大奔，其实是引出这个话题的一剂“药引”罢了。
一个程序走得非常之快的案件。
暂且不论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是否存在不符合法律的地方，但就其速度之快，的确值得深思。
不过就目前辩护律师提出的无罪辩护一说与检方的说法差异之大，令人兴叹。
目前我们的案件审理公开程度的确还不够，是否可以借此案开辟一个新天地，值得期待。
辩护律师提出的几点疑问，也值得关注法制建设的人们跟踪此案的进展。
继续关注中。
又是个不该让媒体来曝光的事件。不过我们官员出来表态也太快了点吧。现在人们更多地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垃圾是用来做什么的？
近来的建筑质量事故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楼倒到的情况。
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民众有理由质疑，政府主管部门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调查作出相关解释。现在经桥梁专家认定，桥梁的结构是安全的。万幸。
不过桥梁的安全部单单是结构的安全，还包括所有组成构建的安全。出现这样的垃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会对局部留有安全隐患，这些问题，报到中似乎还没有答案。
从上海的轨道交通事故，到长春的轻轨事故，究其原因，都反映了管理上的问题。
我们的管理，首先是制度设计上，粗糙简单，其实是落实上，肤浅简陋，再有是后续处理上，笼统简化。这些诟病对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是制约瓶颈。
就如同德国人的工作严谨，是建立在一定的规则基础上，并包含了实施人自身的文化素养。这些我们要好好学习了。
看看我们现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社会效率了。
还有就是为了价值中国的生存空间，该打住的地方，就要打住了。
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开播，开辟了CCTV加强主流媒体在互联网的影响力的揭幕战。
的确，如何在新兴的互联网传播渠道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值得我们的传统媒体反思。
要发挥影响力，就必须有受众。在互联网获得受众，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式。这个需要对互联网用户进行深入的剖析了解，然后采取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媒体报道和影响。
相信今天迈出的第一步，能够使媒体和受众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千万别做一厢情愿的事情。
这一天，是早晚会来的。
作为一个人口第一的大国，经济总量上升是存在空间的。如果没有上升或者只上升到一定层次，那就是国家的管理者出了问题了。
不必为这个世界第二经济体而过分欢呼，要看我们的总量除以国人人口数量后的数值处于什么位置。还有国人的幸福感指数才是真正反映国民生活质量的参考指标。总量高的背后，还要看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付出了多少？
在为这个第二欢呼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作为服务提供，获得方和付出方理应事先明确范围和实施标准。
但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喜欢“精确”概念的社会，凡是都说个差不多、大概，这样的描述就给服务的付出方带了极大的不惑。这样的状况亟待解决。
然而精确描述之后，在现实社会中同样产生新的担忧，超出约定的如何处理。
其实，也不复杂，超出的部分，可以在双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先于实施，事后在约定中予以调整就可以了。双方的约定是可以及时调整的。
让我们的约定变得细化起来，做好自己的承诺，不必过分苛求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