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穆光宗

人口学博士,1985-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人口学、老年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现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先后主持和参与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生育文化评估指数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及其公益救助研究等课题。迄今公开发表500余篇(部)论述(含独著、合著、主编、参编、期刊论文和报刊论文),其中上百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日韩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何依然跳不出“低生育陷阱”?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人口就是命运。这句包含着丰富内涵和深刻洞见的话在低生育时代引起了后人的共鸣。以我之见,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也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古往今来,可以说人口就是文明的命脉,在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中,人口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长跨度的历史框架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变动与文明兴衰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人口兴,则文明兴;人口衰,则文明衰。人口作为一个慢变量所发挥的基础角色和长期作用不可小觑。

  日本正在遭遇低生育背景下人口少子化的恶果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目前,日本正在遭遇低生育背景下人口少子化的恶果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从农业、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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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生证制度宜顺时而变


  4月2日,重庆市人口计生委宣布,重庆将在市内和作为重庆流出人口主要目的地的广东、福建、浙江、四川4个协作区推行网上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和《一孩生育服务证》,届时,重庆的流动人口也可就近在社区办理上述证件。

  一段时期以来,媒体接连曝光一些地方的异地户籍人口在当地办理计划生育证件手续繁琐的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为此曾在去年12月下发通知称,今后流动人口将可在现居住地办理相关证件。重庆的举动无疑是方便流动人口的好事。

  准生证的正式名称是“生育证”或“计划生育服务证”,各地具体名称略有不同。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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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亏损下的中国


  “六普”数据表明,中国在过去10年中早已跨入“超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此后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强力推行,我国逐渐产生了巨大的“人口亏损”问题,这个问题的加剧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本文认为,“人口亏损”是指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约束和导引下产生的“年轻人口锐减”、“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关系断裂”等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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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区养老模式


  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美国,社区具备了强大的助老功能,使得美国老人能内安其心、外安其身,实现“安养—乐活—善终”的老年生活目标,所以多数美国老人选择社区养老模式。美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几种做法:

  一是全托制的“退休之家”,设施完备,服务周到。设施包括了医务室、图书室、计算机室、健身房、洗衣房、紧急呼叫系统等。服务包括了就餐、打扫房间、组织活动、出行安排等。

  二是日托制的“托老中心”,白天在中心活动,晚上回家休息。中心同样设施完备,并提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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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人口观之重建


  人口发展攸关国计民生,人口发展规律有迹可循,长周期性和强大惯性最让人震撼,中国必须用瞻前顾后、统筹兼顾、高瞻远瞩的“历史巨眼”来省思和观照,用发展的观点来考量当下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当各种人口问题进入集中爆发期,一切将为时太晚。问题恰恰在于,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少。

  针对众说纷纭的中国人口问题,本文提出四个基本判断:其一,中国人口与其说是数量过剩问题,不如说是结构失衡问题。其二,中国人口与其说是总量过大问题,不如说增量萎缩问题。其三,中国人口与其说是老龄化压力问题,不如说是少子化亏损问题。其四,中国人口与其说是发展落后问题,不如说是政策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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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应成为中流砥柱


  中产阶层居于社会发展的中间水平,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产阶层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和发展,中产阶层要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即对“地球社会”、“国家社会”和“生活社会”的共同责任。

  中产阶层的涵义

  在逻辑上,我们讨论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中产阶层”、什么是“社会责任”以及“中产阶层”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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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高于计划生育


  完善人口生育政策是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必须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想故步自封、画地为牢,那么寻求恰当时机完善公共政策就完全必要,创造条件扩大"生育选择空间"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和严重偏高的问题长期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安全。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正常范围为103-107),1982年为108.47,1990年为111.14,2000年为116.86,2005年为118.58。

  究其根源,有三个基本因素影响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水平高低和平衡状况,即: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生育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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