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文贯中
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疫，经济学家纷纷预测这次大疫对于世界的影响。身处美国疫情震中纽约市的文贯中，却从人类未来福祉的角度，深入思考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这次大疫意味着，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无法再以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继续下去”，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在接受专访时说，“疫情竟能迅速全球化，使主要经济大国都措手不及，遭受生命和财产的极大损失，说明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
文贯中出生于上海，1983年负笈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并...
近年国际上对中国的2025产业政策有不少担心，使很多中国人大吃一惊，并愤愤不平，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剥夺中国的发展权，阻止中国的崛起。对2025产业政策，西方害怕的是什么？答案是，它们害怕的是自成体系的经济霸权。
对此，有必要讨论产业政策的来龙去脉，以便了解发达国家在担心什么，才能知道双方如何建设性地对话。
产业政策盛行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国家主义学派推动了产业政策理论的兴起和传播。虽然后起的德国以及日本曾借助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理论取得跳跃式的增长，却也使它们客观上有了自居于国际分工体系之外的经济独立性，因而获得将本国利益置于人...
2006年05月22日
I．引言
1．1 短效的救急政策不能替代长效的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27年后的今日，和公社时代相比,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但是和东南沿海以及大中城市的日新月异相比，内地农村的凋敝和破败，城乡收入差的快速恶化，构成刺目的对比。显然，农民的收入增长以及农村的内在活力，越来越令人忧心。现在举国上下正积极探讨使农村和农民分享城市和沿海繁荣的长效途径。中央自2004年来出台一系列利农的政策。作为救急的措施，赢得农民的普遍欢迎。不过，三农问题可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要想彻底解决，无法靠短效的津贴，补助等救急措施，而要靠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只有使大部分农...
——兼论中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
编者注：改革四十周年，中国依旧在转型路口，外部压力与内部改革都面临考验。未来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值得各界判断，FT中文网推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经济话题可以联系[email protected]。
改革终极目标的模糊不清和改革动力的消减
击鼓传花，高调震天，看似热闹，改革却在空转，是朝野上下对改革现状的共识。遥想当年，福泽亿万民众的大包干，和紧随而来的乡镇企业，均为农民首创。两项来自草根的改革，分别打响了瓦解人民公社的第一炮，和瓦解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炮。这些源于农村的壮举大大出乎政府意料，一度遭到一些政治...
中美两大经济巨人体量庞大，相互高度依存，却有不同政治理念和制度。美国和欧日认为，中国至今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人为扭曲价格，又用开放市场作为条件迫使外商交换知识产权，以这种不对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获取高科技信息，旨在用非市场手段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
美国以提高关税施压，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反唇相讥，指责美国开全球化倒车，对中国单边封锁高科技，怀疑美国想阻遏中国和平崛起。在指责美国单边提高关税的同时，中国也提出自己的加税清单，还以颜色。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是否会不断升级，引发诸多疑虑，使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选择，也使人们不禁联想到&ld...
我在土地制度的观点上，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归根结蒂，主张要允许土地私有，允许民间拥有土地，以便尽快产生真正的土地市场，并用土地市场配置除公共用地之外的所有土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结构性扭曲和产权改革严重滞后有关，改革现有的地权安排越来越有必要。
我1979年进入复旦大学，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资本论》。资本论对市场经济作了严厉批评，但同时，也向自己提出一项严峻的挑战——如何克服自己所批评的市场经济的弊病。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答案是，用中央计划来实现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认为用中央计划可以防止市场经济中经常出现的过剩和短缺，并避免贫富差别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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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的建立和良好运转，涉及市场经济的最核心部分。要素配置由政府主导到由市场主导，将在中国的民众和企业中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涉及到所有阶层的经济决策方式的转变、所有企业行为方式的转轨，以及所有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的转换，必然是一项最艰难，也最具全局性的改革，至今仍然是中国无法回避的最艰巨的经济改革任务。
这项任务的主要动力和思路必然要来自最高顶层，其成败与否的责任也必然由最高顶层肩负。而且，这项任务的成功完成，也必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大功告成的主要标志。作为三大要素之一的土地，由于承载了一切经济活动，直接涉及人类本身的生存，土地制度必然是一种全局性的制度，其改革无法由基层的零零碎碎...
城乡二元结构的普遍性和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1.刘易斯拐点到来，为何未见城乡收入差收敛
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从2004年起中国已抵达刘易斯拐点，证据是出现民工荒、城市工资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也已下降到10%以下。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刘易斯的原意，必须先理解刘易斯拐点的涵义。
我们知道，因某劳力的加入或退出生产，总产量发生的变化被定义为该劳动的边际产量。刘易斯模型预言，结束城乡收入差涉及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为刘易斯第一和第二拐点。要决定两个拐点，先要对所有农村劳力的边际产品由低到高排序。按此顺序，第一拐点由农村...
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
看到杜老仙逝的消息，他清秀而智慧的脸庞以及温文尔雅的身影立即浮上笔者脑海，内心深处也随即涌出对他的无限悼念。对他的人格和理念充满敬意的同时，却又感到仿佛有无数块垒在撞击我的肺腑，因之感到莫名的郁闷。照理说，在秋叶渐红，寒意未深的季节，杜老以102岁的高龄驾鹤西去，似乎不应过于伤感。他为之深深担心的，困扰近代中国几百年之久的饥荒，在他大力推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为农民接受、农业生产力已大幅提高的今天，早已成为遥远的往昔。如此一想，不是应该为他的美梦成真高兴吗？古话说，“雁过留声，人走留名。”杜老一生命运多舛，但到了晚年，能以自己的睿智和练达，左冲右突，合众连横，...